商鞅的农本思想与激励政策析论

中国古代的农本思想和对农业的激励政策,到战国时期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既有战略高度的认识,又有非常务实的政策措施,并由此实现了富国强兵的战略目标,实践的效果非常显著.其中商鞅的农本思想和对农业的激励政策,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战国李悝提出的"尽地利之教"的农本思想,使之更为制度化和政策化了,表现出强烈的时代进取精神,值得分析借鉴.     

略论我国古代的农本思想

从农本思想在我国传统经济思想中所占有的主导地位出发 ,对我国古代农本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阐明了农本思想的内涵与外延 ;论述了农本思想的利与弊 ;指出了研究农本思想对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意义。     

析云梦竹简中所见秦的“农本”思想

1975年12月,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了大批秦简,内容大部分是秦代的法律及文字。其中有不少简文记述了自商鞅变法以来秦的农业生产情况,这一阶段的秦律详细记录了秦国农业生产黄金时期的具体规定,它为我们研究秦时的农业生产状况提供了一批珍贵的实物资料,尤其是发现了许多规范和保障粮食生产的律文。云梦竹简中的这些律文对秦的谷物种植、土地管理、耕牛与铁器的使用、劳动力的配给和水利设施保障等方面都有详细的规定,贯穿于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这也是农本思想的集中体现。以此为基础,通过分析秦粮食生产过程中的相关法律条文,结合农本思想的内涵,发掘在粮食生产环节上秦律是如何起到了保障作用,体现出农本思想的重要性,并最终奠定了秦国强大的物质基础。     

中国传统“农本”思想及其现代思考

农本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农耕文明和农业社会的基本底色,是中国传统农业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与基本命题,我们可以结合中华文化传统、古典文献和当今时代状况,从农本之要农政之道和治道之本等多个角度来进行探究,并结合时代发展对以农本为基础的中国农耕文明和传统农业社会进行现代思考,反思其不足与缺陷,汲取其生存发展智慧,以期获得对中国传统农本思想较为客观、全面而深入的理解和认识,进而构建当今时代的新型农本。     

论民本思想的历史嬗变与时代创新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珍贵历史遗产。它萌芽于西周之际，形成于春秋时期，成熟于战国时期，而后又经过长期的充实与发展，到明清之际达到顶峰。它的内涵随着历史时期的发展不断丰富并有所嬗变。在新时期，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共领导集体深刻把握传统民本思想的本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更新和改造，赋予民本思想以全新的理论内容，实现了民本思想的时代创新。因此，系统地梳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内涵及其嬗变的历史脉络，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何廉的农本思想与农村互助合作理论探析

何廉以编制享誉中外的非官方"南开指数",创建"南开经济研究所"而备受世人关注。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何廉的农本思想和农村互助合作理论的研究却几为空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何廉领导的南开经济研究所开展了大量的社会调研,并积极倡导他关于"农工并重"、"计划自由经济"和改造"三农"的学术观点和主张;从政以后,何廉执政为"农",推行了一系列的举措推动农业发展,建立、健全了农村金融互助合作制度,创立了链式仓储运销合作社,构建了粮棉产销和借贷功能一体、相互关联的惠农体系。何廉关于"三农"的主张和理论,具有历史的贯通性,为我们当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提供了很多值得借鉴与反刍的地方。     

农本思想与西汉盛世的形成探析

西汉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210年之久,出现过史称“文景之治”、“武帝极盛”和“昭宣中兴”的盛世时期。西汉盛世形成的原因主要是历代帝王农本思想的推行,其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重农、劝农和奖农、轻徭薄赋、抑商政策、整顿农吏。     

马来西亚民族政策的历史嬗变及其启示

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多元民族国家,众多的民族成份,复杂的民族构成,使得民族关系始终成为影响国家发展的关键因素.马来西亚政府依据本国国情,应时代所需,先后制定并实行了一系列旨在发展民族经济、缓和民族矛盾、协调民族关系的民族政策.通过系统梳理马来西亚民族政策的历史嬗变,不难发现正是这些灵活多样、理性务实的民族政策有效地促进了马来西亚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及民族关系的良性运转,这对我国构建和谐民族关系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环境理论的历史嬗变

环境管理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围绕着政府如何管理环境,世界上流行着各种各样的环境理论,为各国政府制定环境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环境理论的历史嬗变,不仅反映了人类环保思想的发展变化,而且折射出各国环境政策的演变及发展趋势。梳理环境理论的演变轨迹,可以对我们今天科学制定环境政策提供有益的启示。     

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发展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立有其合法性,它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并在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中的领导地位必须加强。     

落实科学发展观条件下的"社会稳定观"研究

在我国发展方式转型过程中如何维护社会稳定,是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以往"GDP崇拜"发展模式中,社会稳定是依靠"权力强制"来维护的.这种稳定方式及相应的社会稳定观,与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是不相适应的.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必然是我国深层次社会矛盾集中释放、社会冲突多发的过程.因此,必须将靠"权力强制"作基础的社会稳定观转变为以"满足最广大群众需求"作基础的新社会稳定观.对"社会冲突"进行科学化管理是实现新社会稳定观的重要途径.     

意识形态现代化的展开形式与评价原则

意识形态是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的统一,实现和评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现代化也应当从思想内容和展开形式的统一加以把握。在视觉文化大规模取代文字文化统治地位的新形势下,应当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观念的形象化、象征化或感性化,以生动的感性形式在社会生活中实现有效传播。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同其他意识形态的横向关系、国际交流、传统承继和实践作用等几个方面,也应当坚持从意识形态的思想内容和展开形式的统一去推进和评价意识形态的现代化。     

华夏女性文化观嬗变论略

以文化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通过较为详实的史料 ,对源远流长、积淀丰赡、至今仍尊贬沉浮的华夏女性文化观之发展嬗变进行了梳理与论证。     

全球化视野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继承和发展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必须坚持继承与发展的原则。一方面,继承经典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原理,这样才能保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原质;另一方面,又要根据时代特征和当代中国实际,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中国外交超越意识形态的内涵与外延

意识形态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于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中国外交的历史实践证明:极端的、强化了的意识形态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多是负面的,而凸显国家利益,超越意识形态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政策战略性调整的最为主要的内容,也是中国外交走向科学和成熟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六大对中国外交超越意识形态的内涵、外延做出进一步拓展,充分显示了中国外交进一步超越意识形态的务实性。     

意识形态与卫生保健政策——兼谈卫生公平与效率的再平衡

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意识形态对卫生保健政策的选择和实施有着重要影响,我国卫生领域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呈现出的"非公平非效率"的不利局面与意识形态的微妙变化存在联系。文章结合中国卫生制度变迁的过程,表明这种影响机制的存在性,并针对"公平与效率"的再平衡给出若干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识形态的构建

改革开放是社会的整体性复合型变革,是社会意识形态变迁的要求与结果,也必然引起社会的体制机制、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新变化。改革开放使中国在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形成的革命型意识形态面临着目标转型、秩序整合和内容调整的任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识形态不仅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所引发的全局性变革效应的必然结果与现实要求,也为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提供政治文化支持和思想保障。在改革开放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识形态的同一进程中,改革开放与意识形态建设互为条件、相互渗透,改革开放的力度和效度应当与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及和谐化目标统一起来。当前,在推进改革开放的同时应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促进社会和谐文化建设,实现意识形态由群体症候向个体精神的渗透,增强意识形态的主导性,推进意识形态大众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识形态提供条件和支撑。     

陈序经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

陈序经对中国的政治思想史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对中国政治思想的分期、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趋势的论述都颇具见地。陈序经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受其政治哲学的影响,也鲜明地体现了其文化观,如对主权问题的重视、对个人主义的提倡、对中国政治思想的批判等等。     

《孟子微》与康有为对中西政治思想的调融

康有为调触中西思想,复以之为基础创发其思想理论体系,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开启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历史闸门。《孟子微》就是他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其思想史意义并不次于其《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和《大同书》。正是在这书中,康有为通过重新诠释孟子,将儒家传统的“民本”论转化成为了近代民主政治思想,并将近代西方的平等观念引入中国政治思想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