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霍耐特的社会承认关系结构及当代意义

霍耐特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核心人物,其承认理论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用承认与蔑视的矛盾运动来解释社会伦理领域中的道德发展逻辑,提出一种承认与蔑视的社会道德冲突模式,明确指出了爱、法律、团结是主体间的三种承认模式,并对应地指出个体认同所遭遇的三种蔑视形式,即强暴、剥夺权利和侮辱,指出主体的蔑视体验是社会反抗的道德动机。     

高职大学生道德社会化的身份-承认之维——以霍耐特承认道德观为视角

身份一承认是高职大学生道德社会化交往的基本需要、需求。霍耐特承认道德观探究人的实践自我关系的实现,即自我身份一承认的完善。霍耐特承认道德观从个体道德社会化实践身份一承认的内在需求的逻辑起点出发,以个人的自我实现和主体的完整性为目标,中经承认与蔑视关系、蔑视与反抗关系,交织三种承认形式（爱。法权、团结）和三种蔑视形式（强暴、剥夺权利、侮辱）,糅合实践的三种自我关系（自信、自尊、自豪）,最终止于涵盖自我实现全部质的条件的“善的生活”或者“形式伦理概念”。高职大学生的身份一承认模式是宝贵的道德社会化教育资源。     

霍耐特承认理论的发展与超越——基于阿多诺非同一性思维的基本特征

霍耐特基于阿多诺的非同一性思维提出"为承认而斗争"的理论,其内涵包括"爱、法律、团结"三种承认形式和"强暴、剥夺权利、侮辱"三种蔑视形式。霍耐特承认理论与阿多诺非同一性思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承认理论对非同一性思维,首先完成了社会批判到政治伦理批判、从异质性到同质性、从绝对否定到相对否定的发展,然后又从解决路径和物化概念上实现了从艺术之路到承认之路、从客体优先到主体优先的超越路径。探寻二者之间的关系,可使承认理论在新时代条件下发挥更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民族事务治理的“德治与法治”——基于霍耐特承认理论的视角

承认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霍耐特道德哲学、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它在主体间建构了"爱、法律和团结"的承认模式和"强暴、剥夺权利、侮辱"的蔑视模式。用此理论审视当下我国民族事务治理,存在着情感关怀不足、法治建设不完善及社会尊重不足等问题。要实现民族事务治理的现代化,需以承认为先、德法互济、协同共治,加强对少数民族的情感关怀,完善法律制度、推进治理法治化,给予少数民族更多的政治参与与社会尊重。     

论科学认识的社会承认的实质

科学认识的社会承认问题,是指科学认识的个体成果被社会所接受,加入到现有社会文化成果系统中去的问题。经受检验是科学认识成果得以确立的必要条件,这时,可接受性的大小、评价的高低,取决于被评价的对象。就科学认识成果作为被评价的对象来说,它本身具有或者可以提供被承认的可接受性的客观根据;从逻辑上看,任何一个科学认识成果——从科学事实到科学学科——的可接受性愈大,它得到的社会认可度就越大,二者成正相关关系。但在实际活动中,这种正相关关系是否能得以实现,以及如何实现即实现的方式、方法、途径及其深度和广度,那就要取决于评价主体所持的社会态度怎样起作用了。这种社会实现的内部机制构成了科学认识的社会承认的各种内在关系,体现出社会承认的性质和特征。     

承认理论视域下《克拉拉与太阳》中的人机共同体想象

霍耐特的承认理论是从人类主体间性视角去阐述各种共同体出现的现代性危机,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新型共同体——人机共同体逐渐开始形成。从承认理论中的爱和团结这两个承认形式去考察《卡拉拉与太阳》中克拉拉与乔西一家的人机共同体模式,发现克拉拉这个机器人虽并没有如同人类一样的自我承认和同感共情的心理基础,但是她却有着和乔西母亲一样的行动目标——帮助乔西摆脱孤独以及康复。在这个目标的指引下,乔西母亲、乔西和克拉拉在各自不同的社会角色中承担了不一样的权利和义务,在互相协作乔西康复的过程中慢慢彼此承认。     

承认政治与后权利时代的正义——查尔斯·泰勒承认政治述评

在现代社会特别是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社会,文化群体是否及如何在政治中得到承认,已成为当今民主政治议程中最为突出和不断争论的问题.查尔斯·泰勒在区分个人身份认同和群体身份认同的基础上,提出文化平等和公共交往的策略,试图通过一种寓于对话和交往之中的“承认政治”,调和高扬普遍主义的自由主义与倡导特殊主义的差异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为自由社会的制度设计寻找一条自我救赎的理论路径.泰勒的承认政治预示了后权利时代公民认同和文化正义对于政治团结的重要,开启了全球化背景下有关社会正义的规范性思考.     

长者数字包容的承认意蕴与伦理反思

长者数字包容是以消除数字排斥、弥合数字鸿沟为目的的动态过程。在制定数字适老化政策、落实数字适老化改造、推行数字素养培育等具体行动方案中，老年群体在自我承认、他者承认和相互承认的反复确证中完成“主我”与“客我”的融合。但长者数字包容的进程依旧存在诸如自我赋能失效危及自信建构、共识性偏见影响自尊塑造、共同体遗弃导致权利剥夺等的伦理风险。为此，依托霍耐特的“爱—法律—团结”承认模式建构长者数字包容的实现路径，从代际情感反哺、法律规范制定、共同体建构等层面促进爱的回归、权利的保证和团结的实现，以期帮助老年群体在长者数字包容的实现进程中，获得属于自己的承认。     

"后革命"时期国家治理:基于承认政治的理论视角

作为一种历史叙事,"后革命"主要指的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新时期,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已不是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主要动力,大量超阶级、跨民族的个人和全人类问题成为社会生活领域的主体,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相互承认关系成为这一时期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基于承认政治的理论视角,"后革命"时期的国家治理应建立主体间的相互承认范式,依托基于承认基础上的现代民主,深化基于承认基础上的现代政治认同,构建并维护多元的价值体系.     

理解和承认

下面的文章所要讨论的问题是“承认”这一概念在人与人的理解关系上的意义。为此文章首先讨论了承认在此是否比认识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文章认为承认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具有伦理规范意义 ,要求把他人或他者作为与自己等同的来对待。文章把承认和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关系联系起来 ,讨论了承认作为一种规范在这里具有的含义与作用。作为进一步探讨的开端 ,作者特别提到了维海尔拇·封·洪堡有关的语言理论和他对中国汉语的看法。     

郁达夫对日本文化和日本国民性的认识

郁达夫对日本文化和日本国民性的认识从早期对日本文化的喜爱和弱国子民的悲哀诉说到20世纪30年代对日本文化和国民性的理性评价,包含着爱与憎的感情纠结。他以日本为镜子参照本民族文化和国民性,进而对之进行批判,这正是明治大正时期留学日本的一代中国人认识日本的缩影。     

浅谈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爱情观

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是新时期女性文学中第一篇探讨女性对婚姻、爱情认识的小说。在此,分别从对美好爱情的渴望以及扼杀爱情的因素的透视,来探讨《爱,是不能忘记的》中所反映出来的爱情与道德。     

论科学创造心理的"知、情、意"和谐

文章试就科学创造主体心理活动中的认知、情绪、意志过程的互动关系对科学创造的影响和作用进行了剖析 ,阐明了科学创造主体心理活动中“知、情、意”的互动和谐对科学创造的重要作用。     

浪漫主义与“五四”情爱小说

“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时代潮流 ,带来了情爱小说的繁荣。“五四”情爱小说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浪漫主义对自我的肯定 ,对理想的追求 ,以及对人和人性的全面自由、彻底解放的渴求与“五四”作家精神气质的契合 ,使“五四”情爱小说在价值取向、审美品格和表现形态上 ,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创造性教学研究三题

本文着重阐述了在课堂教学中应特别注意处理好 3种关系 :关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综合培养 ,重视教师主导性与学生主体性的辩证统一 ,促进教学主体高认知与高情感的协调发展 ,凸显人的全面优化的教学追求。     

论《浮生六记》陈芸形象的文化底蕴

本文通过透视陈芸形象的文化底蕴,探究了构成《浮生六记》夫妇之爱近代色彩的文化因子。苏杭一带才女辈出的人文环境,使他们的爱情萌发于沈复对陈芸才性韵致的倾慕,与任由父母之命捏合的封建婚姻不同。陈芸对性灵派理念的文化认同,使这对夫妇的生活情趣和处世态度非常契合,日常生活的夫妇之爱和精神层面的知己之爱在他们艺术化的婚姻生活中融合为一,以此是书获得了永久的艺术魅力。     

音乐审美活动中审美主体的接受差异

应用认识论的观点,并根据《声无哀乐论》和《淮南子》中的音乐美学思想,分析、研究了音乐审美活动中审美主体的接受差异问题。研究结果表明:音乐审美主体对“认识情境”的选择会导致审美主体的接受差异;审美主体的主导性和创造能力也是音乐审美主体在审美活动中产生接受差异的原因。     

从《红楼梦》人物僧道化历程看曹雪芹的“情空观“

<红楼梦>塑造了众多僧道形象,建构了一个完整的僧道系统.全书通过主要人物的僧道化历程、尤其是宝玉出家的过程来诠释"情空"这一主旨.曹雪芹的"情空观"有对世俗功名利禄、荣华富贵的彻底否定,也包括对世态人情尤其是男女恋情的失望.他的"情空观"是建立在对社会人生深刻、清醒认识的基础之上,也是深受佛道思想浸染的产物,更是对中国历来才子佳人小说"欢欢喜喜大团圆"结局的认真思考与反省.其实质是对理想生活的向往与对美好爱情的眷恋.     

试论会计确认

本文对会计确认的涵义、地位、阶段、基础和标准等作了简单的分析。会计确认在会计信息系统中居于重要地位 ,对会计信息的形成有关键性作用。会计确认分为初次确认、后续确认、终止确认三个阶段 ,每个阶段又要经过初始确认、再确认两个环节。会计确认的基础和标准应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     

词学困惑与词体美学特质的认识

词学困惑就是在词的写作与评赏过程中,所面对的“美女与爱情”和“言志与载道”这两极之间的一种张力。在对词体美学特质的研究中,如果我们一旦忽视了其中的一极,那么也就难以准确认识到这种特质;而恰恰只有在我们兼顾了两极的情况下,这种特质才得以被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