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礼之形上属性辨正—— 以礼即理之礼与礼即气之礼之辨为视角

因王船山明确提出了"礼为天理之经"的命题,而没有明确提出.礼即气之理"的命题;又由于在本体论角度,船山提出了"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气上说,若无气处则俱无也"以及"天人之蕴,一气而已"等命题,似乎船山之礼的形上属性具有"二元"属性,这使船山之礼在形上层面蒙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船山强调气的先在性,尽管理气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理气交相为体、理气交充.以礼即理之礼与礼即气之礼之辨为视角,得知船山之礼的形上属性表现为礼即气之礼.     

论船山之礼和合哲学价值彰显的四个基本维度

船山之礼和合哲学价值彰显为四个基本维度：和合之源是“礼乃正己率物之教”;和合之基是“循礼以居正”;和合之策是“以礼立身而立和”;和合之鉴是“动之不以礼非尽善之道而失和”。船山之礼和合哲学价值的四个基本维度,彰显了礼为人类安身立命之道,修道成性之教,对当今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王船山于《论语》“礼之用”章对体用论诠释的反省

船山于《论语》“礼之用”章的诠释,主要是针对《四书章句集注》而来。朱子以体用论之说来诠释“礼之用”章,将“礼之用,和为贵”的“用”字诠释为体、用之用,而“和”字则训解为“从容不迫”,有此从容之人才能显礼之可贵。船山则以为,“礼之用”章正是表现圣人制礼作乐的文化观,与体用论无涉,若依朱子的解法,则先王之制礼作乐并不足贵,而是要待行礼者从容不迫方才可贵。虽然船山学自身亦有强烈的体用义,不过船山认为对“礼之用”章套以体用论并不恰当。船山是将“礼之用,和为贵”的“用”字解作(礼之)“行于天下”,而“和”字则谓“和顺于人心”,即人心本具仁义礼智,而先王之制礼作乐便是和顺于此固有之要求而来,因此弥足珍贵。船山依此亦反对老子“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的说法,老子只将礼视作外在的桎梏,却不知礼(乐)同于仁义等皆为内在,系人人本固有之。本文将对船山于“礼之用”章驳斥朱子诠释的部分以及回归先秦典籍脉络的解释进行探讨。     

论庄子的礼学思想

庄子反“礼”是自司马迁以来学者们的共识。但礼作为一个深度结构概念，是“礼质”与“礼文”的复合体，庄子对礼的态度是与礼的深度结构相对应的。他反对世俗之礼即在礼的外在形式层面上对礼持否定态度，但在礼的深层结构“礼质”的层面上，则肯定了礼学中的顺从精神，张扬了礼的秩序意识，认为礼中的尊卑秩序与宇宙秩序是一致的，是大道之序的人间表现。     

郭象玄学的礼学特质

郭象将仁义之礼视为个体自性的内容,通过性本论的建构为礼的合理化存在寻求到形上基础。其基于“依性而为即自为”“安性守分即逍遥”的性分论,展开对礼之教化向度的阐释,基于“神人即圣王”“游外即冥内”的圣王观展开对礼之治国向度的阐释,进而建立一种合乎“自然”的新礼教秩序。其玄学思想体系以政治哲学为皈依,具有明显的礼学特质。     

论二程“以理代道”的理论建构及其旨趣

二程以“天即理”“性即理”“礼即理”建构其天理论,取代“天即道”“性即道”“礼即道”,确立“理”之至上本体地位,完成“以理代道”的术语转换。“以理代道”的目的,乃借“理”之分殊性统摄宇宙万物,以此连通“理”与“事”。这缘于在理论上言,“理”既可是至上无二之“一理”,又能是分殊蕴于万物之“万理”“众理”,正是基于此,二程强调由“一理”统摄“万理”,从而在哲学上解决了形上之“理”与形下之“事”的同一性问题,做到体用、理事不二。如此,从理的统摄性和万殊的差异性,形塑一个整体秩序,从而为其秩序学说奠定哲学的基础。     

从经典诠释管窥王船山厚德隆礼的家风情愫

船山思想多是对六经开生面而形成,从船山对经典的诠释中可以管窥其家风思想：船山家风思想强调修德立己,以礼处世。特征为厚德隆礼,既重视个人德性修养,又重视外在的礼之践行。其逻辑理路表现为由德而礼、由内而外。在家风培育方面,王夫之更是强化人之道德品质,强调从礼教入手,借助德化、礼教培育家风。     

论西南民族共生教育中“礼”之内核

［摘要］“共生教育”是西南民族传统教育的主要特征，它强调了个体生长过程中人在自然/人文关系结构中的共融、和谐，表现在三个维度：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互渗与共融，合一而不对立；在人与社会关系上的同一；在不同文化之间关系上的和而不同。“礼”连接了这三个维度的共生关系，始终居于核心地位。作为“共生教育”中的礼，其基本特征为：植根于西南民族的日常生活中（“礼源于俗”）、外显于礼俗社会中的器物（“礼形于器”）、操演于西南民族各种仪式性教育中（“礼融于仪”），并具有公共性特征。     

民国师生之礼变迁研究

师生之礼作为我国传统“礼”的一部分，在民国时期被赋予了新的内容。从师生之礼的称谓、内容、形式、对象、关系五个方面着手，从孔颜师生之“博文约礼”这个层面来探讨师生之礼的转变，从而体现出民国师生之礼的时代色彩和民族文化内涵。     

15世纪中国儒学本体论的内在理路

15世纪中国儒学本体论呈现从理到气即理气浑然一体说(回归真实存在)的趋势.吴与弼(号康斋)与明初诸儒一样,本体论上主元气说,借鉴并消化二程的真元之气说.建构对元气为核心的理气观.陈白沙以自然之道为元气,形成以自然为宗、自得为大的学术体系.胡敬斋则将元气统一在理中,重申心与理本一、合一的命题,增强理学义理性、宗教色彩.吴康斋的天下元气与理契于心说、胡敬斋的心具万理、陈白沙道在一心、魏庄渠的万事一心、夏东岩的理在心中、余初斋的理气新论、湛甘泉的主气与洪觉山的真气说,组成一幅厚重的本体论宏大画卷,使宋代理学的形上性与抽象性得到增强,阳明心学的大明做了心学启蒙.     

从礼的常与变看仁心之不安不忍

孔子是集众圣之长以成己身之德的集大成者,也即“时中大圣”(“圆圣”)。“仁、义、礼”是孔子学术的纲领,礼以义为实质,义以仁为基础,礼是仁的表现。礼有常有变,“礼以义起”,礼,时为大。孔子从不安指点仁心,孟子则从不忍指点仁心,皆指人具有先天的善性。在迈向21世纪之时,我们应追随“圣之时者”,走“时中”之道。     

朱熹的“理”:“生生之理”还是“只存有而不活动”——以唐君毅、牟宗三的不同诠释为中心

唐君毅依据朱熹言理气不离不杂,认为在朱熹那里,理贯而主乎生生之气之流行中,从而从形上学的层面把朱熹的理诠释为动态的"生生之理";从这一诠释出发,他不仅认为朱熹的"生生之理"是对于程颢言"生生之理"的继承和发展,而且进一步对朱熹的理气动静作了自圆其说的阐述。与此不同,牟宗三认为,朱熹的理是"只存有而不活动"之理,是对程颢视道体性体为"即活动即存有"者的根本转向。重要的是,唐君毅、牟宗三对于朱熹的理气动静的诠释,不同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诠释而有所创新,在现代朱子学研究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他们的诠释相互对立,展现了朱熹学术的不同面向,并给予更多的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论新安理学家范涞及其哲学思想——以《范子哤言》为中心

范涞是明朝中后期著名的新安理学家,《范子哤言》是其从中年到晚年的读书笔记以及人生体悟的综合,其中囊括了范涞主要的哲学思想。在“理气论”方面,范涞继承了朱熹“以理为本”的宇宙论思想,并且认为“气”是沟通“形上之理”和“行下之物”的中间环节,但是他的理气论思想中存在着“理”和“气”两个本体的“二元矛盾”;其“心性论”也基本上继承了朱熹的观点并有所发挥,但有些地方亦有不足之处。最后,在其“格物致知论”方面,范涞认为“格物致知”和“知行合一”思想最为重要。     

船山心性论分析

船山创造性地诠释了张载关于“太虚”的观念,提出了“气”本体论,并以“气”本体作为其重新阐释儒学心性论的天道依据,全面阐发了“性”、“心”之内涵及其内在联系,性情论,未发已发说,道心人心说等心性论各个层面的问题。船山对儒学心性论的解释,贯穿着“理本一原,故人心即天”,“以健顺五常之理融合于清通”的主题,突显了儒家传统性善论的主体性原则和天人合一的圣学思想。其目的在于,克服宋明理学自身的逻辑矛盾及其在精神气质上与儒门之正学的张力和偏差,以便回归儒门之正学,重新确立道德理性的至上地位。     

朱熹理一分殊的理气论与冯友蘭新理学之对比研究

旨在针对冯友兰建构新理学形上学四项核心概念:「理」、「气」、「道体」与「大全」与朱熹哲学相对应之核心概念,进行对比性之研究。冯先生深受英美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法之影响,认为这是正的形上学方法。他以这种方法对朱熹形上学相对应的概念进行了格义式的诠解,他自谓其新理学形上学不是照着朱子的讲法讲,而是接着讲,企图发展出一套新的中国哲学之形上学。朱熹的理气可分不可离,且富有机性的联系。朱子的「无极而太极」以「无极」来描述最高实有「太极」之形上属性。冯先生的理、气、太极、道体皆为真实(本体)之抽象思辨所得之概念,与朱熹机体宇宙论格格不入。冯先生真际与实际(现象世界)之割裂虽不契于朱熹的理在气中之宇宙观,然而,他引介西方新实在论来重构新理学之尝试和成果,为中国传统哲学之未来可能发展,提供了新视域、新思维法、诠释法,启迪之功不可没。     

“气”与“能”：《新理学》与《论道》之比较研究

《新理学》之“气”与《论道》之“能”都是没有任何规定性的“纯料”。“气”的使用弥补了《新理学》形上本体“理之无能”,“能”的自性能动则保证了《论道》之“可能界”到“个体界”的顺利过渡。“气”与“能”的使用反映出通过强化逻辑分析法而建立形上学体系,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中国传统哲学“逻辑意识不发达”的不足,使其形上学体系表现出概念清晰、逻辑严密的特色,但其中也存在一些不可克服的问题。     

宗周治理经验之反思：春秋时期的礼学思潮

周代治国理政的经验,浓缩为一个字,便是“礼”。宗周社会万邦谐穆,社会成员皆在礼乐制度的框架之下自觉行礼,此时无须赘言“礼”的重要性。东周时期,社会变革,号称“三千”“三百”之序的礼乐体系行将崩坏,人们意识到礼治的危机,才开始了对“礼”及其相关问题的关注。当时的有识之士围绕着“礼”的渊源、合法性、功用、涵义、礼德法关系等问题展开讨论,其中不乏精辟之言。这些论礼之言汇集形成了春秋时期的礼学思潮——虽不像后来的“哲学突破”那样大放异彩,却也开启了人们的思维视野,为即将到来的“百家争鸣”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同时也为当今国家治理体系的创新提供了一个“礼治”方案。     

论程伊川“性即理”的基本内涵及其工夫论指向

程颐的“性即理”说一方面以“理”规定“性”来保证了人性的善,但同时通过性气分设、性情分设的方式,指出气禀在人成德之路上的负面意义,从而为成德之工夫指明了方向。因此,伊川之工夫论,可以在“性即理”这一表述中找到其根据所在。一方面为对治人心中“气”的消极影响,故需“涵养用敬”;另一方面为彰显人性中“理”的一面,故要“格物穷理”、“进学致知”。     

清初理学与宋明理学的差异

清初理学与宋明理学相比已具有多方面的差异,这主要表现在:理气论上,清代理学更强调理气无先后, 把气提升到与理同等重要的地位;心性论上,认为气质是人性的重要来源,要求从气质上观性而不是像程朱理学那样从天理上观性;格致论上,强调格“事”、“物”之理,将儒家一切认识和实践活动的落脚点建立在“事理”之上。     

苏南古镇：礼社

礼社，位于无锡西北玉祁镇，处常州、无锡两市交界。礼社最早的地名叫“吕舍”，因南宋官员吕文缨在此定居而得名。明宣德年间，江阴薛氏来此地经商，其后扩充街市，小镇日渐繁华，为纪念薛氏在江阴的祖居“仁社”而将吕舍改名为“礼社”。礼社老街有800多年历史，保留下的老街路面青砖铺就，街道中段弯曲，呈元宝形，预示大富大贵。镇区周围河潭密布，有九潭十三浜，是近代名人荟萃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