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重建

理性和合理性概念是西方哲学的重要概念 ,西方哲学的变革大多表现为对这个概念的重新阐释与理解。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病态是用过于狭隘的工具合理性概念分析现代性的结果 ,现代社会的危机并不意味着现代性走入末途 ,相反这正是社会合理化有待发展的表现。哈贝马斯在对韦伯的工具合理性进行改造的基础上 ,引入了交往合理性概念 ,从而重建了理性和现代性的地位     

韦伯与哈贝马斯法治观之元理论比较

从合理性的视角给法治一种元理论的解释,韦伯与哈贝马斯的研究路径各有千秋。韦伯根据波普尔对世 界的三种区分,即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将其目的行为对准客观世界,并以目的行为为取向,型构其形式 理性主义。韦伯的形式法治直接导源于他的形式合理性。哈贝马斯在世界三分的基础上,引入世界的第四个界 面,即生活世界。以此为切入点,哈贝马斯以沟通为行为取向,建构其交往理性主义。程序主义的法律范式正是通 过对交往理性的建构才得以形成。     

析哈贝马斯的合理性理论

合理性是哈贝马斯思想的核心概念 ,哈贝马斯试图通过区分工具合理性和交往合理性 ,来合理地解释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本文通过对哈贝马斯合理性理论的分析 ,澄清人们对哈贝马斯理论的某些误解 ,同时剖析其合理性理论的不合理性     

合理性：从韦伯到哈贝马斯

在现代性语境中,合理性是现代性的逻辑基础,合理性被赋予现代性的内涵.韦伯的合理性概念区分为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由于两者的冲突,使现代性陷入二难困境.哈贝马斯在韦伯的合理性概念基础上挖掘出交往合理性概念,致力于重建现代性.交往合理性思想为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病理学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野,对于我们解决全球性问题具有启示意义.但是,交往合理性思想充满乌托邦幻想,其实质是全面颠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是为资本主义作无力辩护.     

对韦伯和哈贝马斯合理化理论的研究

通过对韦伯和哈贝马斯的合理化理论的考察,得出社会学合理性分析框架的四个方面:经验普遍准则之确立的主题、主客体关系假设的预设、伦理和认知以及内在与外在的研究方向。这四个方面是二人研究合理性共同遵守的框架,但在具体的内容上二者又表现不同。韦伯的合理性是借助于“天职观”和预定论确立经验普遍准则,哈贝马斯的合理性是在宗教、形而上学世界观解构的条件下重建经验世界的普遍准则。韦伯的合理性之预设是人神对立、主客对立,哈贝马斯的合理性之预设是交互主体。在伦理和认知两个方向上,韦伯的合理性的区分是模糊的;而哈贝马斯则明确地对二者进行了区分。在内在与外在两个向度上,韦伯合理性是单线的联系和相互转化的观点;哈贝马斯则是整体性联系和全面的贯彻。     

社会学合理性的研究框架--对韦伯和哈贝马斯合理化理论的研究

通过对韦伯和哈贝马斯的合理化理论的考察,得出社会学合理性分析框架的四个方面内容:经验普遍准则之确立的主题、主客体关系假设的预设、伦理和认知以及内在与外在的研究方向。这四个方面是二人研究合理性共同遵守的框架,但在具体的内容上二者又表现不同:韦伯的合理性是借助于“天职观”和预定论确立经验普遍准则,哈贝马斯的合理性是在宗教、形而上学世界观解构的条件下重建经验世界的普遍准则;韦伯的合理性之预设是人神对立、主客对立,哈贝马斯的合理性之预设是交互主体;在伦理和认知两个方向上,韦伯的合理性的区分是模糊的,而哈贝马斯则明确地对二者进行了区分;在内在与外在两个向度上,韦伯合理性是单线的联系和相互转化的观点,哈贝马斯则是整体性联系和全面的贯彻。     

社会学合理性的研究框架——对韦伯和哈贝马斯合理化理论的研究

通过对韦伯和哈贝马斯的合理化理论的考察，得出社会学合理性分析框架的四个方面内容：经验普遍准则之确立的主题、主客体关系假设的预设、伦理和认知以及内在与外在的研究方向。这四个方面是二人研究合理性共同遵守的框架，但在具体的内容上二者又表现不同：韦伯的合理性是借助干“天职观”和预定论确立经验普遍准则，哈贝马斯的合理性是在宗教、形而上学世界观解构的条件下重建经验世界的普遍准则；韦伯的合理性之预设是入神对立、主客对立，哈贝马斯的合理性之预设是交互主体；在伦理和认知两个方向上，韦伯的合理性的区分是模糊的，而哈贝马斯则明确地对二者进行了区分；在内在与外在两个向度上，韦伯合理性是单线的联系和相互转化的观点，哈贝马斯则是整体性联系和全面的贯彻。     

哈贝马斯与韦伯合理化理论之比较

哈贝马斯和韦伯的合理化理论一脉相承,但二者在世界图景假设、哲学基础、理论性质3方面都有所不同:韦伯立足于超验世界和经验世界的对立来建构其合理化理论,其哲学基础是意识哲学,建构的合理性是普遍真理的形式合理性;哈贝马斯的合理化理论的世界图景假设是经验世界内的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对立,其哲学基础是语言哲学,建构的合理性是共识的交往合理性。     

哈贝马斯论现代性

哈贝马斯认为,在他以前不论哲学领域还是社会学领域都未能解决现代性问题,因为他们依托于启蒙理性。解决现代性问题的途径只能是交往理性。本文着重分析了哈贝马斯论现代性概念、以韦伯为代表的社会理论对现代性批判的失误、以尼采为转折的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批判的非理性妄为。最后展现了哈贝马斯对现代性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     

哈贝马斯的理性观探析

合理性问题是哈贝马斯关注的重要问题,为了探讨哈贝马斯的理性观思想,通过对韦伯理性观的分析,指出了传统合理性的局限之所在,并在以“生活世界——体制”的双重构架论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基础上,阐述了哈贝马斯以语言和生活世界的互动去构建其交往合理性的必然性。     

技术合理性的社会批判:从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到芬伯格

马尔库塞指出技术发挥了意识形态的功能,技术的合理性变成了统治的合理性,技术强化了社会统治;哈贝马斯把技术合理性看做是一种工具合理性,分析技术如何转变成意识形态,并把技术统治解释成生活世界殖民化;芬伯格批判吸收了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研究成果,重视技术的可选择性,从技术批判理论的角度分析技术合理性与社会统治的关系。技术合理性的社会批判从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到芬伯格的演变,为我们正确看待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启示。     

交往行为视域中技术异化的困境与出路

哈贝马斯系统分析了传统合理化理论,并充分肯定其历史功绩;但同时指出马克思的以生产力为导向的合理化理论、韦伯建立在目的合理性基础之上的合理化理论以及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工具理性批判三者共同的理论弱点。哈贝马斯认为在现代发达工业社会中,以科学技术为背景的劳动的"合理化"导致了交往行为的"不合理化",因此,科学地区别劳动和交往行为二者的内涵是十分必要的;传统的社会理论范式必须转换,即从"主体—客体"向"主体—主体"的"主体间性"结构转换,继而构建合理的交往行为模式。在此基础上,把交往行为理论的话语原则,即民主的对话机制引入科学技术领域。这一模式的意义就在于能够消解技术异化,使人类和自然界从技术统治中真正解放出来。     

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哈贝马斯的观点及其合理性与非合理性

哈贝马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并不是简单地复述前辈的"社会批判理论",而是沿着马尔库塞"工艺的合理性是新意识形态的内核"的思路,提出"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的观点,用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取代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哈贝马斯的观点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也有其非合理性的一面.把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观点的合理性与非合理性阐述出来,有利于促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     

法律解释的合法性

以“法律解释必然导致合法性问题”的论断为出发点,通过对西方理性传统中韦伯的从价值合理性到形式合理性的理论发展、解释的传统与法律解释的的本体论转向以及哈贝马斯对法律解释合法性理论的完善与深化的考察,对法律解释合法性问题的相关理论作出了谱系化的梳理,并揭示出,法律解释只有在合法性问题上站住了脚跟,才有可能成为社会治理真正值得信赖的手段。     

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哈贝马斯科技意识形态论

哈贝马斯从分析M·韦伯合理性概念入手,通过对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观点的批判继承,系统阐发了科技意识形态论,提出只有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才成为第一生产力,并成为意识形态新形式,认为科技意识形态有别于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自由交换的基础意识形态,作为技术统治的隐形意识形态为统治合法性提供基础.哈贝马斯科技意识形态论不符合传统马克思主义观点,总体上属于科技悲观主义;但是它不仅深化了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而且对于反思科技理性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从韦伯的视角看现代性——苏国勋答问录

韦伯在西方社会学和社会理论史上处于经典作家的中心位置,其学术史、思想史地位堪与涂尔干和马克思比肩。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韦伯这样的西方现代学术思想巨擘在中国一直不为人所熟知,甚或为人所误解。但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有赖一代学人的共同努力,韦伯研究竟迅速传播开来且蔚为大观,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中国的社会科学事业已获长足发展。苏国勋先生的《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1988年甫一问世,即被争相研读,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这本著作可说是开启了中国学界系统绍介和研究韦伯的先河。苏先生的学术轨迹,可以折射出韦伯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历程。从韦伯的视角看现代性及其在中国的命运,这无疑是个很好的社会理论分析的切入点。将韦伯所擅长的对现代社会病理诊断的理论特色贯穿于对"文化大革命"后的反思、80年代后期的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及文化讨论中,有效地突出了现代社会理论的本土化问题意识。事实上,韦伯对包括儒教和道教在内的传统东方文化的批判并没有否定中国进入现代性的可能。把握他思想中诸如"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等二元张力的特质,有助于理解现代性和面对现代性的意义,特别是对解释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以及全球化时代的"现代性悖论"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导引作用。并且,对在社会大变革中如何借助现代性理论资源来指导实现传统的民族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公民社会的成长,均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及应用价值。值此《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一书(增订本)即将再版之际,本刊特刊发苏国勋先生的《从韦伯的视角看现代性——苏国勋答问录》一文,以飨社会学界同人,并以此文为契机,为推进韦伯及现代性的深度研究再添一把薪火。     

韦伯对合理性悖论的反思——现代性问题研究的起点

韦伯作为现代社会学的创始者，他对现代社会的分析和批判是从对社会的合理化、文化的合理性入手的。他以合理性概念来说明和分析现代社会，使作为人的思考能力的理性拓展到人的行动或历史、社会的具体现实领域，成为人行动或社会所具有的特性，韦伯对合理性悖论的分析，在许多方面预见了现代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者之间的论争。他的许多思想观点已成为探讨现代性的重要理论资源。     

技术与科学何以为意识形态?——哈贝马斯意识形态论探析

技术与科学如何作为“意识形态” ,哈贝马斯认为其内在根据在于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理性的片面发展 ,即工具合理性压抑了交往合理性的发展 ,合理性标准被狭隘化为目的理性活动系统的工具合理性标准。在此基础上 ,哈贝马斯试图揭示技术与科学作为理性的产物是如何作为意识形态排斥其现代性基础 ,努力把人类从偏见中解放出来的理性为何并未必然导致人类解放的秘密 ,从而找出现代化合理实现的具体道路     

技术与科学何以为意识形态?

技术与科学如何作为"意识形态”,哈贝马斯认为其内在根据在于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理性的片面发展,即工具合理性压抑了交往合理性的发展,合理性标准被狭隘化为目的理性活动系统的工具合理性标准.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试图揭示技术与科学作为理性的产物是如何作为意识形态排斥其现代性基础,努力把人类从偏见中解放出来的理性为何并未必然导致人类解放的秘密,从而找出现代化合理实现的具体道路.     

韦伯科层制理论分析

马克斯·韦伯的科层制（或官僚制）理论有着丰厚的思想内蕴,它是韦伯政治社会学的重要内容。这一理论的许多概念、范畴和分析成为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来源之一。本文试图对这一理论作一讨论。一、以合理性作为科层论的学理预设“合理性”（rationalit）或“合法性”（lesitimacy）是韦伯政治社会学的中心概念。可以说,他的政治理论实际上是围绕着这两个概念展开的,是对它们的进一步引申与发挥。合理性是韦伯科层理论的重要学理预设。韦伯认为任何一种合乎需要的统治都有着合理性基础。既然科层制能够稳定地运作,并且呈现出等级制的权力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