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法医学鉴定书在侦查、起诉和审判中的作用

根据《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法》）第八十九条规定：“鉴定人进行鉴定后，应当写出鉴定结论。并签名。”写出鉴定结论的文章就是鉴定书（expertisereport）。法医学鉴定书是法医工作者对亲临现场检验或将司法机关交验的案件材料（人或物）进行检验鉴定后，根据检验、鉴定的经过和结果所写成的书面报告。法医学鉴定书能反映案情检查对象、鉴定率由、科学的检查经过与所见对检查结果的说明以及鉴定结论等。鉴定书是一种科学的证据，它不仅标志着鉴定所达到的科学水平，也能反映鉴定人的科学素养与作风。更重要的是法医学鉴定书具有研究…     

论鉴定结论可靠性之保障措施

鉴定结论作为法定证据形式,在实践运用中出现了因其可靠性不确定而导致的种种问题。通过分析影响鉴定结论可靠性的各种因素,为鉴定结论的可靠性建立了一系列保障程序,包括对检材的收集、提取和送交鉴定的程序;受理鉴定后鉴定机构的操作程序;鉴定人的中立立场;鉴定人资格授予管理机制以及针对刑事诉讼被告人的权利保护,实行为辩护方设立鉴定顾问制度。     

试析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死亡对诉讼的影响

一在现行立法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对刑事诉讼程序有重要影响。刑诉法第15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基于这一规定,该法第131条、第142条又具体要求:“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撤销案件”;“犯罪嫌疑人有     

我国刑事诉讼回避制度立法异议——对《刑事诉讼法》第28条第一项的质疑

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回避制度中,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的回避包括了其“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场合。而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时,缺乏适用回避制度的前提条件和可操作性,并且在该场合,国外刑事诉讼法也无适用回避制度的立法例。因此,刑事诉讼法第28条第一项的规定有欠妥当。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视听资料刍议

1996年3月1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修改后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证据有下列七种:(一)物证、书证;(二)证人证言;(三)被害人陈述;(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五)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七)视听资料。”正式将视听资料确认为一种单独的刑事诉讼证据,视听资料证据的出现,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视听资料的概念和特征     

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3项若干问题的探讨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3项规定:“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被害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该项规定属于自诉案件范围的新增条款,其目的在于保护被审人的合法权益,其实质是将某些公诉案件,在公安机关及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而被审人认为应当依法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并     

论刑事诉讼中行政鉴定证据的使用

从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的规范目的以及诉讼经济、现实的刑事司法需求等方面来看,行政鉴定直接作为刑事证据使用具有合理性。行政鉴定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能力要件主要包括鉴定能力、鉴定材料、鉴定规程和方法、鉴定意见的关联性及形式要件;对其证明力则主要审查其可靠性和有效性。对于行政鉴定中的法律评价要区别情况进行处理。对于行刑衔接案件,应根据当事人是否在刑事诉讼中申请重新鉴定而分别处理其在行政程序中的重新鉴定。对于有争议的行政鉴定,法官原则上应要求鉴定人必须出庭作证;应当选择行政鉴定机构以外的其他专家作为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若需要以司法鉴定方式对原行政鉴定事项进行重新鉴定,应选择其他适格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论司法鉴定结论在诉讼中的效力——兼对我国现行司法鉴定体制的检讨

司法鉴定 ,作为一项科学实证活动 ,在诉讼中对案件的裁判结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鉴定结论 ,为侦察行动以及审查、核实其他证据提供着依据和线索 ,为诉讼、审理提供着证据 ,但又必须正确认识鉴定结论产生证据效力的前提和条件 ,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鉴定结论 ,正确看待结论在证明效力上的局限性 ;正确对待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民事责任问题。随着司法鉴定体制的改革 ,要逐步确立由鉴定机构责任向鉴定人责任转变 ,实现以鉴定人责任为主 ,鉴定机构责任为辅的方式 ;要抓好司法鉴定体制改革 ,建立和完善与现行诉讼模式相适应的适合中国特色的司法鉴定制度 ,设置“多元化”的管理体制 ,以使鉴定结论更具科学性 ,管理更加规范 ,司法更加公正 ,冤假错案产生的机率更小。     

论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司法鉴定质量影响着司法公正。提高司法鉴定质量关键靠制度。我国目前的司法鉴定制度因其自身缺陷 ,已经不适应司法改革的实际需要。为此 ,有必要借鉴国外司法鉴定的有效做法 ,尽快建立统一的司法鉴定管理制度、司法鉴定人从业资格认定制度、科学界定鉴定人的性质、明确鉴定结论的证据属性、改造现行的鉴定人主体制度、赋予当事人选任鉴定人的权利、完善鉴定人的回避制度、改革鉴定结论的质证和采信程序、考虑设立鉴定证人制度、明确规定鉴定人的鉴定义务和法律责任、建立鉴定人过错赔偿和职业保险 (或职业互济 )制度。     

论“反复自白”的效力

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反复自白,形成多份甚至十数份口供,而一旦出现刑讯逼供等非法取供问题,则是否排除以及如何排除反复自白遂成为困扰实务界的难题。反复自白应当排除,并非基于"毒树之果"规则,而是因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延续效力。从我国现行司法体制和刑事诉讼机制出发,对反复自白应当坚持全部排除的观点,即只要刑讯逼供等非法取供行为一经查实,则犯罪嫌疑人所作的全部有罪供述均应无例外地一体排除。反复自白排除后,在对遭受刑讯逼供的被告人提供心理辅导的前提下,法官可以重新依法对被告人展开讯问,若被告人仍作出有罪供述,该口供可以作为定案根据。     

对地方立法中确立终局鉴定的思考

本文对当前地方立法机关在鉴定立法过程中规定司法鉴定委员会的鉴定为终局鉴定 ,部分地方规定不同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结论具有不同证明力的作法提出质疑。认为这类作法 :首先 ,违背认识论 ;其次 ,违反有关法律 ;其三 ,违背司法实际 ;其四 ,司法鉴定委员会的性质不宜作出终局鉴定。最后 ,作者指出应以强化鉴定人出庭对鉴定结论的质证作为解决当前问题的出路。     

民事司法鉴定性质的证据法理分析

在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证据理论上，将鉴定人视为证据方法存在不妥之处。鉴定本质上是法官在鉴定人之辅助下，以被鉴定之物为证据方法、原则上须依当事人申请而启动的证据调查之职权行为。鉴定结论为证据资料。我国学界对司法鉴定之性质的界定有欠准确，因而导致民事司法鉴定外延泛化、混同鉴定之独立性与中立性、对鉴定结论之性质认识错误以及忽视鉴定实施过程中对当事人的程序权利保障等缺陷。     

论民事诉讼中鉴定人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

科学鉴定在诉讼中的证据形式是鉴定结论 ,鉴定结论是我国法律规定的证据形式。科学鉴定的结果将影响到案件的处理 ,影响到国家、单位、公民的各种利益。所以科学鉴定是一件很严肃的工作 ,有关部门应尽快对鉴定人的责任作出完善的规定     

论我国民事鉴定启动制度的完善

在我国,当事人无权在庭审中提出自己选定的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可见,民事鉴定的启动权属于人民法院,当事人没有民事鉴定启动权。为与目前的诉讼制度改革相适应,我国的民事鉴定启动制度应当借鉴英美法系的当事人委托鉴定制度,即鉴定启动权由双方当事人平等拥有,同时,人民法院的鉴定启动权不必被剥夺,可以与当事人的鉴定启动权同时存在,处于辅助地位。     

对死刑被告人设立责任能力鉴定程序的几点设想

一、设立死刑被告人责任能力鉴定程序的必要性 1、刑事责任能力是确定对被告人追究刑事责任的基础要件。我国刑法第十八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同条还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两大法系有关司法鉴定的规定及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考察英美法系专家证人制度中有关专家证人的资格和选任、专家证人的功能和性质、对专家证言的可采性规定、专家证人的出庭和法律责任,以及考察并比较大陆法系鉴定人制度中有关鉴定人的资格和选任、鉴定人的功能和性质、对鉴定结论的可采性规定、以及鉴定人出庭接受法庭询问、鉴定人的法律责任等问题,提出了在鉴定人出庭、鉴定结论的可采性规定及加强鉴定人责任等方面对我国的启示。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制度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医疗事故鉴定是医患纠纷处理的重要证据,对医患双方的利益都至关重要。现行医疗事故鉴定制度关于鉴定的提起规定由医患双方共同委托,但由于医患双方很难取得一致意见,而使得鉴定变得十分困难;同时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争议进行医疗事故的判定,通过对初次鉴定的审查以决定是否进一步鉴定的规定,有明显的行政权干涉民事权的倾向;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作为医学依据同样应当受到司法审查,而医学会的鉴定行为缘其关乎医患双方的切身利益,同样应当受到相应的监督。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就有关问题尽早作出司法解释。     

刑事错案防范机制之建构--基于诉讼程序与证据制度的分析

造成刑事错案的原因非常复杂,大致可以分为直接原因与深层原因两个方面。要消除导致错案的直接原因,应当采取以下措施：第一,严格落实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有效遏制刑讯逼供;第二,强化对科技手段的运用,对尸体、体液、痕迹等实物证据,能够采用DNA鉴定、指纹鉴定等高精度的鉴定方式的,不得采用辨认、血型鉴定等低精度的鉴定（认定）方式;第三,高度重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证据、事实和理由,驳回辩护方意见必须进行充分说理;第四,严格遵循认定有罪的证明标准,规范口供补强规则的适用;第五,严格贯彻疑罪从无规则,对认定有罪证据不充分的案件必须做无罪处理,不得做留有余地的判决。     

疑罪案件中人权保障的对策研究

在疑罪案件中,由于定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与非疑罪案件相比,司法人员更容易使用侵犯人权的方式迫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服法"。为解决好疑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问题,提出以下对策:树立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罪刑法定、适用刑法人人平等、罪责刑相适应、无罪推定、实体与程序并重、疑罪情况下应当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司法理念;进一步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构建与之配套的科学、合理的法律制度。     

完善质证制度若干问题的探析

质证,是当事人在法庭调查过程中,对对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行公开的、直接的辨认和质疑,进而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予以确认或否认的一项法律制度。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六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相质证”。新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可见,只有在法庭上经过质证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只有在法庭上查明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