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行政区制度理论的提出及定位

特别行政区制度理论是对特别行政区治理实践的理论提升,是对特别行政区制度的理论认识,具有全面性、逻辑性和系统性。特别行政区治理出现新问题,亟须提出特别行政区制度理论,制度实践、"一国两制"理论、宪制性法律分别提供了现实基础、理论基石和法律依据。它是以解决港澳实践困境为问题意识、以"全面管治权"和"高度自治权"为核心范畴、以"主权—治理"为分析框架的理论体系,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理论、国家结构形式理论、政权组织理论和治理理论的创新发展,是对内地实行的一般的、普遍的国家管理体制理论的有机补充。同时通过理论创新来推进治理实践,形成有利于特别行政区治理的实效,从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推动港澳地区的繁荣稳定发展。     

“一国两制”下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之释义分析——兼论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的关系

全面管治权是中央依主权而对特别行政区居民和事务,直接或间接行使的管辖、统治、治理的权力。全面管治权是基于《宪法》和两部《基本法》之规范,归纳和总结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在对内主权和对外主权上的权力关系。全面管治权综合了“管辖权”之法律属性与“治权”之政治意涵,兼具法理基础、规范依据与宪制需要。一国两制语境下,中央依主权,将部分管治权之权力行使权授权给特别行政区,形成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全面管治权是高度自治权的权力本源。     

论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宪法地位

特别行政区是国家根据《宪法》第31条和第62条第(十三)项的规定设立的一种新型地方行政区域,特别行政区制度则是国家根据《宪法》确立的对特别行政区实施管理的重要制度。在这一制度下,中央除保留体现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所必要的权力外,授予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作为我国国家管理的制度创新,特别行政区制度是我国宪法框架内地方制度的基本内容,是国家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部分尤其是国家结构形式和国家政治体制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特别行政区制度充分体现出国家管理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原则。     

论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治理转向”

治理概念的出现顺应了国家管理体制法治化和民主化的趋势。治理理论在特别行政区制度论域同样具有适用性。以特别行政区制度为框架的特别行政区治理,既是特别行政区的地方治理,又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治理转向增进了国家治理的法治、民主和合法性,特别行政区治理正朝着善治的方向变革。     

论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度的设计原则和宪法价值

特别行政区制度是体现我国"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的重要政治制度。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度是一般意义的特别行政区制度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具体和特定的实现形式。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度的设计原则一要符合宪法规定的国家管理制度,二要符合中央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三要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度创造性地丰富了我国对特殊地方的管理模式,创造性地丰富了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宪法理论,包括国家管理理论,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回答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能够长期共处的问题。     

特别行政区制度在我国国家管理体制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

特别行政区制度在实践中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对于解决国家统一问题、保持特别行政区的长期繁荣稳定、促进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的社会融合、型塑中国特色的大国治理结构。特别行政区制度已经成长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本专题所刊发的四篇文章都是研究特别行政区制度具体问题的论文,涉及特别行政区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内地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等重大问题。     

特别行政区制度研究专题

<正>主持人语:全国人大根据宪法,先后制定香港、澳门基本法,建立崭新的特别行政区制度,相继在香港、澳门付诸实施。特别行政区制度作为国家治理特殊地区的制度,既遵循国家治理体系的普遍性原则,又包含对特殊地域的特殊制度安排,是中国特色单一制的重大制度创新,是党和政府管治好港澳特别行政区的国家政治制度,是实现和平统一祖国战略思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宪制性     

澳门特区政制架构的特征与发展态势

在基本法框架下,澳门是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特别行政区,其高度自治权由全国人大通过基本法授予,形成行政长官主导政治、行政与立法相互配合与制约、司法权独立行使的政制架构。为全面推进特区的社会转型,提升国际竞争力,须不断完善法律体系,强化社会管理,推进产业多元化,以实现“一国两制”下的共治与善治。     

论国家管理体制转型与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发展--基于“制度有机体”理论的阐释

特别行政区制度是我国国家管理体制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其他国家管理制度共同构成了我国国家管理体制这一“制度有机体”，二者共同促进、相互影响。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国家管理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逐渐由统治走向治理，由政策治国到依法治理。特别行政区制度的萌芽、形成和发展，顺应了我国国家管理体制的变革过程。可以说，国家管理体制与特别行政区制度之间存在着互动融合的关系。     

论“一国两制”下特别行政区的宪法实施

特别行政区制度是我国现行宪法明确规定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以我国宪法体制为制度背景和制度依据的。因此,现行宪法理应在特别行政区范围内实施。特别行政区内的宪法实施,应该坚持"一国两制"的要求:坚持"一国",意味着现行宪法应在包括特别行政区在内的全国范围实施;实现"两制",标志着宪法实施的内容和方式在特别行政区内可以有所不同。通过宪法的有效实施,进而确保内地与港澳关系的稳定与发展,实现内地与港澳关系的法制化。     

行政助推自治:单元下沉改革中的政府介入与自治生长——基于河镇石寨村的调查与分析

村民自治是国家制度安排下的基层民主实践,其与基层政府之间的联系亦是必然。调整自治单元是近些年基层政府追求自治有效的主要改革举措,但是,仅仅调整单元似乎很难奏效。贵州省河镇在单元下沉改革遭遇村寨单元自治失去活力的困境下开启二次改革,政府全面介入小单元自治运行,引导和协助村寨单元优化自治组织,同时结合村寨单元的治理习惯和治理资源,以行政力量为小单元自治输入其所需要的物质要素、权威要素、程序要素、规则要素、内容要素,推进外注要素的内生性衔接与自治生长。基于自治运转需要的、适度的政府介入构成了自治生长的关键要素。因政府改革而起的自治单元调整与自治生长不可能完全脱嵌于政府行政,政府行政应持续介入自治,使行政力量与自治力量形成良性的助推式互动。行政助推型自治的核心在于政府要精准把握介入的时间节点与度,在服务自治的逻辑下适度介入,培育自治、助推自治,以外部行政注入的自治要素驱动和激活自治,实现自治“由外而内”的植根生长。     

农村基层政府的信访目标责任制及其实践逻辑——基于C县的调查研究

基于C县调查分析表明,信访目标责任制是由多个不同层级政府、部门的责任主体相互勾连而成的管理体系;在其具体运作过程中,既有体现刚性约束、压力传递、责任考核等手段的日常式治理,也有特殊时期的运动式治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农村基层政府政治行政化与行政吸纳的联合运作、压力型体制下的简约治理、理性科层制下的反科层运作、一定限度内的反控制博弈、乡政与村治的制度联结的实践逻辑。     

行政嵌套自治与现代简约治理

我国进入到强国家时代,基层治理行政化趋势不断增强,行政和自治关系发生变化。广东潮州Z镇通过重选村庄头雁、赋予制度空间、激活村干部治村动力,对村庄内生型自治结构进行改造,构建了行政嵌套自治的乡村关系结构。行政嵌套自治强调行政力量对自治力量的总体性控制,以及自治力量在总体性控制之下的自主空间。在具体实践中,行政嵌套自治通过任务包干制、压力释放术和策略批评法等工作机制进行责权分配和矛盾协调,呈现出乡村关系结构稳固和基层治理有效的特点。行政嵌套自治遵循目标导向、建设导向和协作导向的治理逻辑,强调权力简约、制度简约和目标简约,符合国家发展要求和基层治理实际,是现代简约治理的典型实践形式。     

论行政体制改革与善治

善治是治理的发展,是政府和公民对公共行政事务的合作治理,其实质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还政于民;它表征着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一种宽容为本、合而不同、合而共生的互动共进关系。善治在向度认识和路径选择上为行政体制改革注入了新的力量,行政体制改革则从观念变革、制度创新两个层面对善治作出回应。     

论特别行政区制度的中国特色

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宪制基础、政策基础和核心内容所体现的中国特色,说明特别行政区制度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政治文明的重大制度创新.     

统合治理”模式下的高廉政风险及其制约监督研究

“统合治理”是指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利用公司化平台进行经营性运作的治理模式,其典型的组织化治理工具是“管委会-公司”架构的政府项目平台。“统合治理”模式具有较高的治理绩效,但随之而来的是公权力“遁入私法”现象,从而导致廉政风险不断增加。公权力“遁入私法”在一定程度上绕过了一统体制下自上而下的制度约束,激发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自主性,并使其经济权力得以扩张;但同时由于制约与监督制度未能有效构建,导致权力失控危险增加,集中体现在公权力可以在政府与企业的双重身份中切换,使公权力能够借由“遁入私法”的方式摆脱传统的控权制度。“统合治理”模式能否避免高廉政风险并继续保持较高的治理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现有制约监督机制的重构。     

国家治理下的农村自治基本单元属性

农村自治基本单元具有多种属性且与国家治理密切相关。随着国家治理能力的增强,农村自治基本单元的属性种类不断增多,属性内容不断转变。当国家治理能力较弱时,农村自治基本单元主要发挥社会属性,自我治理,自我服务;当国家治理能力较强时,农村自治基本单元的行政属性与经济属性随之增强,社会属性会因行政属性的压制而逐渐变弱。国家治理能力存在一定限度,这就需要合理利用自治基本单元的多重属性,通过行政属性与社会属性相分离、发展经济属性激活社会属性的方式,促进村民自治真正落地,实现与国家治理的良性互动。     

我国国家结构形式的反思与重构--基于特别行政区制度的思考

国家结构形式是一国内部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也是国家作为一个组织的外在表现形态,其实质是国家结构内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组织关系。目前,国家结构形式一般分为联邦制与单一制,但其划分标准已经明显滞后,应提出“形式-实质”的二元标准。文章结合我国实际分析,指出由于特别行政区制度并没有改变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只丰富了其内涵,所以据此判定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复合单一制。     

专项物业维修资金归集和使用上的权益平衡

专项物业维修资金制度是我国物业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制度的建立和运作尚处于初级阶段,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完善。专项物业维修资金制度的核心内容就是资金的归集和使用等,既涉及业主之间的复杂的权益平衡问题,又涉及政府在社会公共问题上的治理以及与私人自治权益协调平衡的问题。因此,专项物业维修资金制度要进一步发展完善,以引导规范和平衡协调各方的权益关系等。同时,专项物业维修资金制度需要充分考虑风险社会的各种特殊情形,建立相应的风险预防和应对的制度规范。     

自主程度治理指数构建与绩效关系实证分析

文章构建了公司治理系统逻辑关系框架。公司治理系统的逻辑起点是个人的自由意志，并且依次展开形成治理系统逻辑体系，这是首创的分析框架。个人具有自由意志，能够自由自主与环境相互作用，从而形成相应态度，态度决定行为，行为培养能力，凭借能力可以支配资源，能力和资源共同形成权力，权力支配利益形成权利，权利体系构成治理系统，并产生相应治理绩效。文章构建了自主程度治理指数。结合国内外指数构建方法，在构建公司治理系统逻辑关系框架基础上，确立指数构建的原理依据，根据各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地位大小，首次构建了自主程度治理指数，用来衡量公司各利益相关者的自主程度，并分析自主程度高低与绩效之间关系，从而检验从逻辑关系框架推导出的结论是否符合现实。文章构建了权利关系量化分析新方法。能力支配资源形成权力，权力支配利益形成权利。而能力包含于人力资源中，人力资源加物质资源可代表权利，因而可以从"投入资源"衡量权利的形成。权利投入科层或市场之中获得控制权，因而可从"控制权的行使"衡量权利的实施。"获取的收益"代表权利实施的结果。综合而言，权利关系包括三部分：权利的形成、权利的实施、权利实施的结果。文章实证分析指标也是从这三个部分选取相应指标而测量权利关系的。文章实证分析了自主程度与治理绩效之间的关系。首次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将自主程度分析与绩效分析联系起来估计，实证结果表明，各利益相关者自主程度越高，公司治理绩效越好，有较为明显的正向关联。文章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从个人相互作用角度分析公司治理系统。个人与个人相互作用，形成个人的整合体，公司治理中的个人整合体就是各个利益相关者，并从利益相关者角度构建指数，是从利益主体角度而不是普遍采用的机制角度构建指数，因为机制也是个人与个人相互作用形成的。自主程度指数是一种全新的指数，与国内外文献相关指数，比如合规指数等，意义不同。建立了权利关系量化分析新方法。自主程度治理指数通过权利大小来衡量，选取了权利指标的三个部分构成——投入的资源、控制权的行使、获取的收益，这是量化分析自主程度的关键一步。首次将自主程度分析与绩效分析联系起来，并且采用了动态面板模型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