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民与治军:宋代帅臣荐举权述论

宋代帅臣的设置起于战争,虽并不都是常设不废,但因长期性战争的需要,使得帅臣不但能够"治军",亦得以"临民",由是帅臣的辖区便具备了政区的某些特性,而帅臣亦成为握有一定行政权的军事长官。为服务于军事,宋代的帅臣被赋予了荐举权用以控制辖区内的大小官员,而帅臣"临民"与"治军"的权责,也使得其荐举权的行使既有军事的一面,又有民事的一面。相较其他官员,帅臣的荐举权无疑是扩大了。然而大部分帅臣的非常置及"文臣统兵"的政治体制,使得帅臣荐举权被限制在可控范围之内,这也是与"崇文抑武"之国策一以贯之的。     

"贫"与"穷"的历时更替

"贫"与"穷"在"缺少财物,贫困"义上,存在着历时替换过程,其变化的动因是"贫"的语素化.演变的大致路径是:先秦由单音词"贫"表示的"缺少财物,贫困"这一概念,中古以后逐渐被双音同义词"贫穷"所取代,宋元时期又被单音词"穷"所替换,是"贫"语素化的结果导致了"穷"对"贫"的替换.     

日美同盟"再定义"与中国国家安全

作为冷战产物的日美同盟的"再定义",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形势变化和两国战略调整合力的产物.通过"再定义"进程,日美同盟得到强化,这必将突破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限制.日美两国调整地区安全战略,改变同盟性质,扩大军事合作范围,不仅对它们自身,而且也对亚太、东亚地区的安全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日美军事合作在各个领域的具体实施,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压力将会逯步增大.     

十至十三世纪宋代中国的军事之困——以军事技术与军事训练为中心

宋代中国在军事技术方面均取得了一定进步，但是由于宋朝政府推行“崇文抑武”，军事人才遭受不正常压制，使宋代武装力量并没能在技术上取得战略优势。不过在军事训练层面的详细规制与创新，保证了宋军战斗力，在抵御外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对今天的国防建设也有很深的借鉴意义。     

宋代朝廷与地方之间的"文字"传递--围绕邸报及其相关问题而展开

诸多资料表明,宋代凡是进奏院下发到各地的"文字"原则上都可以称为邸报,其称谓有"报状"、"进奏官报"、"进奏官报状",等等,本质上都是为了将中央的有关方针政策、朝廷内外人事任免以及其它各种文件和指示传达到地方.同时,地方相关政务亦需向朝廷汇报,经过有关部门"批示"后再由进奏院负责转发下去.显而易见,这是宋代权力运作的重要侧面,也是集权体制的必要环节,一方面,地方官员从邸报可以了解一些朝廷动向和"施设",并加以贯彻执行,另一方面,中央也能通过邸报从某种程度上控制和掌握地方政务.     

论"国家理由"学说及其当代意义

古典政治哲学将国家学说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自马基雅维里以来的近代政治哲学则是将国家学说建立在"国家理由"的基础上.如果说格劳秀斯还严格遵循着自然法传统,那么霍布斯对自然法的情感则非常复杂,他认为国家是在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社会契约论的逻辑前提遵循了自然法.但在他论述国家主权和国家功能时却遵循了"国家理由",这影响了斯宾诺莎."国家理由"后来逐渐演化为主导国际关系原则,不仅产生了积极作用,也产生了消极作用.为了人类发展需要.反思"国家理由"观念,应该把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世界作为人类发展理念.     

以"国家高于社会"超越"社会先于国家"——黑格尔对古典自由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学说的批判

以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为基础,古典自由主义主张"社会先于国家",认为国家产生于社会和个人利益的需要,这一理论既没有准确把握和揭示市民社会的现代内涵,同时也遮蔽了国家的伦理价值.在法国大革命和普鲁士王国分裂现状的影响下,黑格尔批判地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理论,明确揭示了市民社会的现代内涵,并主张"国家高于社会",认为市民社会必须通过自我扬弃,上升到国家阶段才能克服自身的矛盾,实现个人利益特殊性和国家伦理普遍性的统一.     

论宋代"以诗入词"现象及其发展与成因

宋词的"以诗入词",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具有自身的发展轨迹和特点.作为在创作上对前人诗歌的一种最为直接的接受和借鉴,宋词的"以诗入词"手法得到了宋代词人广泛而普遍的运用,这既是古典诗歌影响宋词创作的结果,也是宋词走向雅化过程中的必然经历,更是宋代词人在创作时共同具备的主客观因素造成的.     

国家间"群内成员关系"的修辞建构 ——以习近平外交演讲语篇为例

当今时代,话语博弈已成为国家间看不见的新战场.元首外交作为国际交往的最高形态,有着其他交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和战略价值.因此,在元首外交演讲中,如何通过话语的战略性选用即修辞手段,有效而得体地构筑国家间的"群内成员关系",从而确保双方在众多领域和国际场合保持合作与一致立场,已成为关乎国家的生存、荣辱和地位,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战略内容.在考察分析习近平大量外交演讲语篇的基础上,总结得出了其外交演讲语篇中国家间"群内成员关系"修辞建构的词汇修辞手段、语篇修辞手段以及积极修辞手段.     

从"以言载道"到"以事娱人"——宋前"话"的流变考论

从先秦"以言载道"到隋唐"以事娱人",宋前"话"字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使用者由政权阶级向普通大众游移,典范与政治教化作用逐步减弱,文化地位由雅入俗.不拘场合和身份的各种"谈话",又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话"的叙事特征和娱乐色彩,使得"话"的主要义项由僵化的政治言语转变为生动形象的故事,并在宋代掀起一股平民文学浪潮,滋生了"平话"、"诗话"、"词话"等众多俗文学类别,揭开了元明清俗文学繁荣发展的序幕.     

"礼"与"雅"、"俗"观念的原始区分

原始的雅、俗都和"礼"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否遵循礼的规范,是区分雅俗的重要标准.礼最初是俗的一种体现,经过贵族加工和发展后.礼更加规范,约束力更强.雅依从于这种规范后的礼,最早在音乐领域诞生,借以和未经规范的、不能体现礼的精神的"俗乐"相区分.雅的观念产生以后,雅俗之间才开始有了区分.     

论《浮士德》中“善”与“恶”及“美”与“丑”的辩证关系

分析了歌德在《浮士德》中构建的天帝与靡非斯陀、浮士德与靡非斯陀和浮士德自身的"善"与"恶"的冲突及其辩证关系。认为歌德笔下的"善"与"恶"的冲突无所不在,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依存,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它揭示了矛盾运动的普遍性及人类社会发展中前进与停滞的矛盾斗争,反映了人性深处的拼搏和内在矛盾。他所刻画的"丑"中有"美","丑"转为"美",使"恶"与"丑"也具有了重要的审美价值。这些体现了歌德成熟的辩证思想和美学思想。     

避“虚”就“实”——谈英语抽象名词的汉译技巧

英语资料中,我们常常遇到抽象名词,对于这些抽象名词,我们觉得理解它们的意思,却很难用简短的汉语将其意思说明白.本文提出了用转化法和引申法来翻译抽象名词,以及使用这些方法的前提,说明了如何使译文达到信、达、雅.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在“沉默“与“言说“之间——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始终都在"超越"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恰如其分地说出可说的,以显示不可说的.这一思路为后世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的新的思维方式.认为哲学也并不意味着找到答案以求安宁,而在于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作为人之为人的永恒追求,构成了人的价值意义世界,将与人类同在.     

“讽诵涵泳”与“叶韵理论”——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之二

"兴"恰好是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最具深远影响和意义的范畴,也是<诗经>的本质.对<诗经>的诠释基本方式就在于"讽诵涵泳","叶韵理论"的应用就有利于"讽诵涵泳"的落实 .朱熹美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对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的创造性转进与拓展.     

试论民族文化的"共振"与"合势"--从民族民间神话的多元一体谈起

文化传统既是一个民族社会发展的成果和积淀 ,又是该民族持续发展的背景和基础 ,因此 ,对少数民族社会未来发展充任着文化动力和文化制约的双重角色。本文从中国族群民间的创世神话、英雄神话、爱情神话、生产神话入手 ,探讨了我国多民族文化的本源与共振 ,以及由共振导致的文化趋合态势 ,进而说明民族文化的开放性吸纳和民族性自强是各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意识条件 ,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的辉煌同样取决于文化的开放性和自主性的再塑造。     

"兴"与"意境"形成之关系

通过对“兴”在“意境”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进行探讨,力求正确地、历史地把握“意境”形成过程中所蕴含的丰厚诗学内涵。“兴”在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情景交融、不尽之意、形象思维的特征以及佛教中“境”的介入,最终导致“意境”的正式形成。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