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教关系发生的基础——以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与佛教界的关系为例

南京国民政府与佛教界之间,既有合作与协调,也有冲突和对抗,冲突与调适是南京国民政府与佛教界互动关系演进的基本轨迹.本文主要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与佛教界关系协调的基础与冲突产生的原因,以说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教关系发生的基础.     

略论抗战前夕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

南京国民政府在八年抗战中始终站在抗日阵营里 ,坚持抗战 ,除了中国共产党努力争取外 ,与南京国民政府 1 935— 1 937年的抗战准备是有密切关系的。正是这些准备 ,不仅为南京国民政府奠定了抗日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上的基础 ,也成为南京国民政府从“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政策转向联共抗日的重要前提。1　　南京国民政府由对日妥协转向准备对日一战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国民党内部的统一。南京国民政府从 1 92 7年 4月 1 8日建立起 ,就面临着国民党内部纷繁复杂的派系斗争。在 1 930年的中原大战中 ,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取…     

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文化现代化

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文化现代化是在"内忧"和外患下开启的。这种文化现代化虽然不是一种自觉的现代化,但南京国民政府在这十年确实也有着有益的实践。由于南京国民政府专制的本质,文化的发展始终在现代与反现代的潮流中艰难前进,它是被扭曲了的文化现代化。     

三方博弈下的南京国民政府工会立法

南京国民政府的工会立法是劳资矛盾尖锐、工人运动勃兴及国际国内社会舆论所造成的压力与推力的结果,其中劳、资和政府三方的博弈贯穿其始终。南京国民政府借鉴北京政府和广东政府工会立法的经验,对中国的近代化产生了积极影响。它部分地实现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劳资矛盾,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工会立法有的脱离了中国的实际,而且南京国民政府工会立法的目的显然对工人进行控制。总的来说,南京国民政府工会立法的利弊,都为当代中国的工会立法提供了历史借鉴。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边疆教育探析

南京国民政府推行边疆教育实际上是在西北、西南等民族地区实行国民教育的措施。南京国民政府自成立之日起就注重蒙藏教育,通过制定计划、实地考察、具体实施等逐步推进边疆教育,形成一定规模。边疆教育是一项无成规可循的新兴事业,推行过程表现出阶段性。本文通过梳理南京国民政府推行边疆教育的历史与实践,分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从中总结了历史经验。     

论史量才被刺之原因

近代中国最大的报业资本家史量才被刺,是我国新闻史上的重大事件,究其原因,一般都认为《申报》登载的反蒋抗日言论激怒了南京国民政府,而对其后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少有论及。本文主要从此角度入手,得出结论：史量才被刺是南京国民政府与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在三十年代初日本入侵的局势下急剧激化的结果,也是南京国民政府推行新闻统制政策、控制全国舆论界的重要举措。     

A Study of the Prison Break and the Government＇s Preventive Policy during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Reign of the Nanjing Government

在国内和外部诸因素的影响下,1927-1937年间南京国民政府治下监所人犯越狱情况非常严重,频繁发生。针对此类事件,南京国民政府司法当局相继出台了疏通监狱、对监所人犯进行教诲、加大对监所管理人员的惩罚,加强对监所管理人员的考核和分发等政策,以期防范人犯再度越狱。然而不断恶化的内外环境,以及南京国民政府专政独裁的统治风格和功利性、不连贯的防范政策,均使其效果极微。南京国民政府治下的监犯越狱现象不仅没有根治,而且不断恶化。     

南京国民政府贫困化及其建国努力的失败

从政府的财政能力方面来分析南京国民政府失败的原因 ,认为南京国民政府的贫困化是其建国努力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南京国民政府的贫困化导致在农村树立政府权威和乡村改造运动的失败 ,从而不能对农村进行有效整合 ,不能把广大农民动员和整合到自己的政治体系中 ,因此导致其建国努力和现代化失败。     

犯越与防范——南京国民政府治下监犯管理研究

在国内和外部诸因素的影响下,1927-1937年间南京国民政府治下监所人犯越狱情况非常严重,频繁发生。针对此类事件,南京国民政府司法当局相继出台了疏通监狱、对监所人犯进行教诲、加大对监所管理人员的惩罚,加强对监所管理人员的考核和分发等政策,以期防范人犯再度越狱。然而不断恶化的内外环境,以及南京国民政府专政独裁的统治风格和功利性、不连贯的防范政策,均使其效果极微。南京国民政府治下的监犯越狱现象不仅没有根治,而且不断恶化。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所得税的创办

南京国民政府在成立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税制改革,所得税的创办即为其中之一。本文对南京国民政府所得税创办的经过、成功的原因、意义等进行了初步探讨。     

简论南京国民政府对地方财政的整理

南京国民政府1935年公布的"财政收支系统法",初步划分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但没有得到执行;为增强战时国家财政统筹力量,1942年又将全国财政分为国家财政与自治财政两大系统,规定了县和乡镇自治财政的各项内容;抗战胜利以后,1946年恢复了中央、省、县三级财政,加大了地方财政收入,使地方财政逐步剥离出来,但由于强化统治,使得地方财政的整理变得摊派横行。     

南京国民政府的农会立法研究

中国近代的农会出现于清末,但其作用是有限的。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也认识到农会的设立对其在农村基层的统治有着重要作用,先后通过颁布修改有关农会方面的支持法规来倡导在全国各地农村建立各级农会组织。但由于没有切实考虑到当时农村的实际,未能从实质上对农村存在的弊端进行改革,因而农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被南京国民政府当作基础统治的工具。故南京国民政府的农会立法对推动近代中国农业发展的作用又是有限的,渐出历史舞台也是必然的。     

南京国民政府个人所得税制度略论

1936年国民政府颁布的《所得税暂行条例》是近代中国第一部所得税法,截止1949年,它经过了三次修正。所得税的实施,使得国民政府公务员的薪俸收入在法定范围之内有所减少,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对日抗战的财政基础。尽管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个人所得税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在战后继续开征所得税则值得商榷。因为财政的进步并不在于财政本身,而在于发达的经济和坚实的工业基础。国民政府时期落后的经济、薄弱的工业基础以及个人所得税制度本身的缺陷也就注定了个人所得税制度是先天不足的早产儿,最终只会无疾而终。     

“五九”国耻纪念日的由来

＂五九＂国耻纪念日,是中华民国建立后第一屈辱的国耻日。这个由中日＂二十一条＂签订,引发的国耻纪念日,从民间自发纪念开始,到最终成为＂国定纪念日＂一步步走上了正规化的道路。追溯＂五九＂国耻纪念日的由来,有助于彰显时人的爱国热情,从而激发国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结。     

南京国民政府的农业推广立法研究

近代中国农村经济日益凋敝,农民生活日益贫困,农村危机日趋严重。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农业推广立法,颁布了农业推广法规,建立了农政机构和推广组织体系,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使民国时期农业现代化出现新的气象,指出了民国时期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但因一系列负面因素存在,宏大的政策规划与具体成效之间相差甚远。总的来说,南京国民政府农业推广立法的利弊,都为当代中国的农业推广立法提供了历史借鉴。     

内外合力中的国民政府首都建设经费筹措（1927-1930）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开启首都建设,但南京市财政困境无法提供充足经费。在国民政府和南京市府的双向合作中,首都建设经费借助“外力”:索取中央与江苏省资助,要求地方分担经费;发挥“内功”:整顿市产与车捐,发行建设公债。在内外合力之下,“国政”与“市政”相融合,“党国”权力渗透进首都建设,经费筹集取得一定效果。国民政府首都建设初期的经费筹措充分反映了新生政权的自我权威构建。     

南京国民政府的宗教管理政策论析

文章介绍了南京国民政府宗教管理方面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行政规章,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宗教管理政策的内容、特点,并进行了详细的评论。文章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将宗教管理纳入法制的轨道,禁止迷信和营利性的宗教活动,值得肯定。但其宗教管理方面的政策和法规矛盾之处甚多,也存在诸多漏洞,应该引以为戒。     

南京国民政府乡村自治制度述论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 ,以山西村制为蓝本制定了全国乡村自治制度。虽然这一制度在实践中普遍流于形式 ,并很快为保甲制度所取代 ,但在中国乡村制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给当代中国的村民自治建设留下了一份可资借鉴的遗产     

试论邮政储金汇业局的经营活动——以抗战时期为例

1937年对日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主张抗战与建设并重。在金融方面，对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在战前经济金融政策的基础上，国民政府制定实施了战时金融统制政策，在此过程中邮政储金汇业局的经营发生了深刻变化。作为四联总处下属的“四行二局”之一，邮政储金汇业局在战时的金融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的邮政储金汇业局、四联总处等机构的资料，重点分析邮政储金汇业局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经营活动。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经济金融政策实施的过程及成效，也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邮政储蓄在抗战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