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中的“入出说”:哲学的阐释

作为文明古国,中国并不缺少美学研究,"入出说"是中国传统美学研究中一条重要的美学原则。以往的研究多从审美态度与审美体验的关系方面来考察"入出说",而忽略或回避了其哲学基础,换言之,对于"入出说"只是从工具理性而非哲学的角度来加以理解。本文尝试探讨"入出说"的哲学基础,旨在说明,美学与哲学是从不同的视阈启示着生命的真相与意义。     

评胡适和牟宗三的“中国哲学特征”论

胡适和牟宗三两人对“中国哲学的特征是什么？”这一问题作了回答。胡适认为中国哲学具有 “名学”特征, 整个中国哲学史就是由 “正名”方法与 “无名”方法联合建立起来的; 牟宗三认为, 中国哲学的特征在于它特重“主体性”和“内在道德性”。胡适从哲学方法角度来谈中国哲学的特征, 牟宗三则从哲学内容角度来谈中国哲学的特征。胡适从中西哲学之同的角度来谈中国哲学的特征; 牟宗三则从中西哲学之异的角度来谈中国哲学的特征。尽管如此, 他们都是以西方哲学为参照来研究中国哲学之特征的, 都属于“西方中心主义”背景下的现代性研究。     

“文艺社会”与文艺社会学

从几点疑问说起“文艺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文艺与社会的关系”。这种相当流行的说法,颇令人迷惑不解。文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课题,正如哲学上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一样。历来的哲学家、美学家、文艺学家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思维方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求和论述。有的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有的从文艺发生学的角度,有的从文艺社会功能的角度,有的从美学的角度,于是产生了许许多多、五花八门的学说,诸如“摹仿”说、“影子”说、“表现”说、“神话”说、“宗教”说、“情欲”说、“游戏”说、“劳动”说、     

中国古代美学理论形态之本源说——读劳承万《中国古代美学（乐学）形态论》

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美学,中国的美学应该是对应于中国心性哲学的“乐学”,这是劳承万新著《中国古代美学（乐学）形态论》的核心观点。中西哲学形态的不同,注定了中西美学学科形态也是不同的,作者提出了梳理中国古代美学形态的三项式框架：“器物-考古证明-心性哲学之过滤升华”,这是一大创见。他迥异于大陆学人的学术路子使得该著作的学术思路、方法和思考的问题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该著作呈现出很多具有原创性和中国问题意识的理论新见,以及对整个20世纪以来中国美学研究的深刻反思。     

于"气韵生动""法"之外的美学游想

“气韵生动”是南朝画家谢赫在所著《画品》中提出“画有六法”的第一法。“气韵生动”作为一个美学命题,在中国绘画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美学涵义也早已跨越了“法”的领域以及谢赫和他的时代。从中国古代哲学和美学的角度,本文较系统地陈述、分析了“气韵生动”在中国古典美学体系中的衍生、演变与发展动态。     

宗白华美学与生命哲学

在 2 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的生命哲学思潮中 ,宗白华以美学独具一格。宗白华之所以选择美学 ,不仅是出于个人的学术偏好 ,而且是出于对生命本体的深刻认识。宗白华认为真正的生命本体是中国哲学中的“生动” ,而不是西方哲学中的“运动”。生动的本体是不可以由名言述说的 ,因此 ,他由哲学转向艺术 ,转向美学 ,试图通过文艺创作和美学散步 ,显示“不可捉摸”的生命本体。由此 ,宗白华一方面为审美、艺术找到了最自明的基础 ,另一方面也显示了艺术、美学对哲学的特殊贡献     

初探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

从哲学的源头，探讨中国哲学特有的特征。从社会制度、宗教等角度对社会、人、自然与宇宙的关系进行探讨，分析“天人合一”与“天人感应”的关系，强调中国人重视主观努力，最终形成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乐观、积极向上精神。     

走向“超实践美学”——后理论时代中国当代美学建构的第三条道路

实践美学重视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实践活动,而后实践美学则采取了一种“去实践化”的举动。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共享着同一种有关实践的理念,即都对实践作了一种非哲学的、社会学化的、历史科学化的理解。20世纪西方的实践哲学和美学转向提出了“审美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实践”这个大问题。审美可以是一种实践,但不是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眼中的实践,而是一种奠基在源初的生活世界中的前反思性的现象学意义上的实践。“超实践”不是不要实践,而是回到一种带有原发性的、主客未分状态下的前反思性实践。超实践美学建立在一种崭新的“超实践”观的基础上,是后理论时代中国当代美学建构中出现的一种新的美学形态,是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     

技术时代美学的策略

世纪交替之际 ,美学面临着危机 ,也存在着新生的契机。本文分析了美学发生危机的根源 ,对“美学”概念在惯例使用上的不同层次进行了分析 ,并从这个角度检视了“美学危机说”的实质 ,提出美学必须植根于人类存在之根本 ,着眼于当今时代的本质特征 ,在哲学美学和审美文化学两个极向同时开拓创新 ,从而使自己焕发生机     

成都市民旅游感应空间研究

旅游感应强度是研究旅游感应空间的一个角度。通过对《成都晚报》“旅游”专刊最近 6年的统计 ,得到全国 34个省级行政区及四川省内分地区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出现频次 ,以此频次来表征成都市民对国内及省内旅游目的地的感应强度。利用感应强度从省际和省内不同尺度揭示了成都市民旅游感应空间的特点 ,并发现旅游感应空间的一些新特征     

原始悲剧:中国古典悲剧的理论界定

本文从中国古典悲剧形态的“喜剧性”情结人手,通过一种广泛的文化比较研究,从民俗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古典悲剧与“季节神话”的神话学渊源;从哲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古典悲剧与儒、道思想的认识论关系;从美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古典悲剧与尼采悲剧观的“同质”现象;从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古典悲剧的存在意义;从而得出中国古典悲剧其实是一种原始悲剧的结论,进而指出中国古典悲剧与黑格尔“古典悲剧”的“异质”之处.     

再论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兼答刘林《新实践美学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误读》

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具有感性性、总体性、革命性。这是毫无疑问的。新实践美学正是在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双重意义上来理解“实践”概念的。新实践美学把实践概念分为多层次、多层累的解释,并不影响实践概念的总体性,把多层次和多层累与总体性对立起来,恰恰是唯物辩证法所反对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超越了二元对立的西方传统美学的思维方式,从审美关系和关系本体论出发来研究美学问题的新实践美学,恰恰是对马克思“实践”概念的这种超越性的坚持和发展。我们既不能误读马克思,也不能误读新实践美学,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为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贡献力量。     

“物色”作为中华感兴美学精神之光的灿烂显现

“物色”作为中华感兴美学理论的一个基本范畴,最初由刘勰提出。“物色”既是中华古典艺术审美“感物”“感兴”“比兴”得以发生的对象来源,又是古典艺术“意象”“气象”“意境”得以生成的重要基础。物色论是进入中国古典美学尤其是感兴美学研究的必经之路,但学界对物色论美学范畴的研究相对薄弱。“物色”美学范畴在中国美学史上形成了一个绵延不断的学术谱系。“物色”美学范畴的哲学基础是中国古代气论哲学和气感哲学。“物色”是宇宙元气和天地精神在自然物象之声色状貌光影中的感性闪耀,同时又是人的德性精神之光与自由精神之光的生动呈现。物色成为中华感兴美学精神之光的灿烂显现。物色论美学可与西方美学的自然美论、形式美论、审美感性论、灿烂感性论、存在境域论加以比较,亦可与德国古典美学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精神相互发明。物色美学范畴因而具有重要的当代意义和普遍价值,值得展开系统研究和现代阐释。     

哲学家的哲学史与哲学史家的哲学史——对冯友兰“三史”的一点比较

冯友兰是 2 0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 ,他一生的学术活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哲学 ,一是中国哲学史。这里想从哲学家的哲学史与哲学史家的哲学史角度 ,对冯友兰的“三史”作一点比较 ,以凸显“三史”各自不同的特点     

当代禅美学研究述评

禅美学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美学发展进程中不可忽视的内容,当代禅美学研究在禅美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探索、佛禅与中国传统文艺形式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取得了许多进展。研究角度主要是分析禅与艺本质上的深层联系以及从历史遗留下来的文艺作品中总结禅美学的内在规律,研究方式已初步突破传统美学的感悟式思维,而趋向于涉取西方、哲学、心理学的成果。禅美学研究的不足在于研究方法、研究角度存在着视野狭窄的问题。     

李泽厚美学原点探究

李泽厚美学包括认识论美学、主体性哲学美学和“情本体”美学3个部分。其思想来源复杂,早、中、后三期美学价值取向分岐较大,其中理论观点互相掺和甚至前后矛盾,难以自圆其说。李泽厚的关学思想往往融合在哲学和中国思想史研究之中。具体地说,李泽厚以马克思主义为支撑,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家园,以康德和黑格尔为营养,构筑了他独具特色的关学理论形态。分析认为,尽管李泽厚美学思想比较庞杂,但是其主线仍是比较清晰的,即以主体性实践哲学为骨架和灵魂,通过“自然的人化”、“人的自然化”、“美是自由的形式”、“积淀说”等命题或范畴的论述来建立起自己的实践关学体系。     

《人间词话》中自然生态审美的超越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问世以来，中国史学、哲学、美学、文学等各个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都给予了很大关注和不同角度的研究评论。有资料汇编，还有专著，论文更是成绩斐然。但从自然生态审美的角度来看，我们对《人间词话》的研究还显不足，要从“境界”说切入，多角度进行分析，才可给人以新的审美体验。     

评《感性·个人—我的选择》

当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某些西方错误理论思潮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不断滋生蔓延的时候,以反传统姿态出现的“黑马”刘晓波摇旗呐喊,抛出了《感性·个人——我的选择》(载《中国》一九八八年第七期,副题是“与李泽厚对话”,下面简称《选择》)。在这篇长文中,他从哲学、美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文艺学多种角度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愤"作为一个审美范畴

本文对中国古代美学中“愤”的理论流变进行疏理 ,从生命的角度探讨了“愤”与创作的关系以及“穷而后工”的审美评价标准确立的原因 ,区分了“愤”、“怨”的不同 ,指出“愤”在美学风格上属于阳刚 ,而“怨”在美学风格上属于阴柔 ,并对“发愤著书”、“穷而后工”的命题进行现代反思     

试论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哲学”美学思想

在承继20世纪50-60年代“实践派”美学思想的基础上,李泽厚于20世纪70-80年代对其“实践论美学”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完善,提出了一种“主体性实践哲学”的美学思想.这种美学思想的主要观点,可以被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用“外在自然的人化”和“美是自由的形式”来考察“美的本质”;用“美感的矛盾二重性”和“积淀说”来论述“美感”;用“从形象出发”和“三层面”来分析艺术.走向“充实和完善”的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哲学”美学,不仅表征了20世纪中国美学“从介绍转向理论建设迈出的一大步”,而且也使得李泽厚本人成为了实践论美学在中国的首要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