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3+1"结构探析

《诗经》属于"3+1"结构的共有4首,且其中两首前人多有疑为"错简".通过对《诗经》结构及其成因的分析,"3+1"的结构并非"错简",当为"诗中有诗"现象,"3+1"结构其实是"诗+乱"的形式.     

《诗》之桑

《诗经》中的＂桑＂具有多种意象,它所蕴含的比喻意义内容非常丰富。对《诗经》所有包含有＂桑＂这一意象的诗篇,即情爱诗和讽喻诗中＂桑＂的具体意象进行分析,认为＂桑文化＂不仅与女性化人文意象有关,还具有它独特的文学意义。《诗经》中这么多与桑有关的诗篇,表明＂桑文化＂是商周社会文化的一个显著特色。     

海外孔子诗学思想研究略览

孔子对《诗经》的评论成为汉学家探究其诗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维度。刘若愚、海伦娜、雷蒙德·道森认为孔子对《诗经》的评论具有很强的实用目的;费威廉认为孔子提出的＂文质＂问题影响了中国文学批评;范佐伦动态地梳理了孔子论《诗经》的三个阶段;柯马丁探析了上博简《孔子诗论》中孔子对《诗经》的评价与讨论;格雷厄姆·桑德斯认为孔子论《诗经》体现出儒家的＂诗歌能力＂观。汉学家们大都认为孔子所重视的是诗歌的实用功能。     

《诗经·鄘风·墙有茨》“中冓”正诂

《诗经·鄘风·墙有茨》有“中冓”一语，历代学者的解释众说纷纭。按照《诗经》用语习惯，“中X”结构共50例，可解作“X中”结构的有46例，准此，出现3次的“中冓”一语也当解作“冓中”，即“媾中”，意为“媾合之中”。     

陆化熙《诗通》研究

明代对《诗经》所作文学性研究值得瞩目,其中陆化熙所作《诗通》是明代中后期的代表之一。陆化熙旨在＂发挥其意旨＂、致力＂寻味于词气之间＂,通过词气文字来对《诗经》进行文学性解读,具有个人特色,也体现了明代中后期《诗经》研究发展的特征。     

孟子诗学述论

孟子所处的战国时期,卿大夫们赋诗言志的风气已经消歇,更加注重对《诗经》意义的探讨。孟子为了宣扬他心目中的王道和儒家思想,不仅强调《诗经》的历史价值和政治作用,并且提出了＂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等诗学理论,对后人理解文学作品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在游说诸侯的过程中,孟子以《诗》证史,为自己的仁政学说提供让人信服的依据,《诗经》在孟子的手中成为了证成己说的权威文献根据。     

《诗经》“爰得我直”“邦之司直”解

《诗经》中的＂直＂字有多种意义,其中＂爰得我直＂的＂直＂字和＂邦之司直＂的＂司直＂两处,如果依照旧训则在文义上都有牵强和不妥之处,从古文字学的角度对《诗经》中这两处的＂直＂字重新加以考察,则这里的＂直＂字都应该读为＂德＂。     

用现代阐释学观点观照历代《诗经》的解读

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一反传统解释学对文本＂唯一正确＂的原意的追求,突出强调了解释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用伽达默尔阐释学观点观照历代《诗经》的解读,可以明显地看出,以政教范式解《诗》的诗经汉学,以理学范式解《诗》的诗经宋学和以考证范式解《诗》的诗经清学都打上了时代烙印,体现着文本作者视域和理解者视域的融合。     

汉学传播视域下的詹宁斯《诗经》英译研究

英国传教士詹宁斯的《诗经》译本,作为目前仅有的九种《诗经》英文全译本中出现较早的一部,在汉学传播史上具有着重要的意义。本研究从《诗经》学与《诗经》翻译之间阐释与被阐释的矛盾运动关系入手,综合运用训诂学、比较文学等研究方法,深入考察詹宁斯《诗经》全译本的产生、思想特质及其在汉学传播史上的贡献。詹宁斯向英语读者介绍东方经典著作,十分重视传达原作的＂深厚道德感＂。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詹宁斯翻译《诗经》所依据的评注本,还基本上属于中国传统经学的范畴,因而这也决定了其《诗经》译本往往无法摆脱传统经学的羁绊。     

程颐《诗》学中的义理化倾向

宋儒所倡之＂理＂,是指万事万物背后的一切平常之＂理＂,是自然界和社会领域的最高范畴,所指范围要比汉儒之＂理＂广。宋人注重思辨的考索,既以《诗经》上的观点来证其道,又以其道来论《诗》,在《诗》与天道之间再加上一个＂理＂,由此,宋儒的解《诗》也就别有一番天地,实际上是逐渐将《诗》理学化了。     

《诗经》文化生态系统论析

文化生态系统理论作为新兴的理论体系,主要是用来分析文化遗产的系统结构和传承规律的。《诗经》文化生态系统的组合要素包括不同模式、不同层次的文化群落和与之相关联的人类群体及生态环境,不同的文化群落又各自组成结构独特、功能相互差异的文化子系统。同化和异化是《诗经》文化生态系统新陈代谢的决定力量,遗传和变异是《诗经》文化发展演进的表现形态。采用文化生态系统理论,审视《诗经》学的系统结构与演化规律,可以为《诗经》文化传承提供新的理论支持。     

《诗经·国风》中的植物英译及中国文化意象的传达

文章在统计和总结汪榕培、潘智丹的《英译〈诗经·国风〉》著作中所出现的植物名称的种类、英译的基础上,从训诂学、名物学、文学翻译等角度对其英译进行分析。目的是考证其英译和文化意象的传达,希望对中国典籍英译实践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笔者首先分析《英译〈诗经.国风〉》共出现的79种植物英译,认为其中值得商榷的有＂唐＂、＂条＂、＂黍＂和＂稷;＂然后提出相应的更能＂传神达意＂的翻译,尤其强调传达原作中特有的中国文化意象;还探讨了上述翻译欠妥的原因。最后文章简要说明了文化意象传达在典籍翻译中的重要性,并就《诗经》乃至典籍翻译提出了三方面建议。     

《春官》“六诗”之“兴”与《诗经》之“兴”诗

《周礼·春官》大师所教＂六诗＂＂风、赋、比、兴、雅、颂＂之本义,应该从《春官》大师配合大宗伯参与周王＂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祇＂的各种礼仪与＂风、赋、比、兴、雅、颂＂的上古辞源意义考究,加以文献实证,方可确定。从上古辞源考究,本义为祭祖且为各种祭祖仪式通称之＂兴＂,正好与《春官》所叙大师配合大宗伯参与周王之祭祖礼仪＂以肆献裸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礿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相契合,而＂兴＂为祭祖和各种祭祖仪式通称在《尚书》、《礼记》、《诗经》等文献均有存留。据此可以推定：配合大宗伯参与＂大祭祀＂的大师所教＂六诗＂之＂兴＂诗,是专用于祭祖的诗歌。孔子所言＂诗可以兴＂应译为＂诗可以祭祖＂。朱熹所言《诗经》＂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兴象诗,并非《周礼》＂六诗＂之＂兴诗＂,而是上古神文化的诗形式。     

元明清时期《诗经·卫风·淇奥》“谑而不虐”说研究——兼论《文心雕龙·谐隐》诙谐文学理论的起源

元明清时期的研究者们深刻论析了《诗经卫风淇奥》＂谑而不虐＂说的理论内涵,指出其理论核心是＂君子之德＂。《文心雕龙·谐隐》的诙谐文学理论,继承了＂谑而不虐＂说对＂君子之德＂的关注,在中国古代诙谐文学理论史上提出了＂德音＂说。这类被称为＂德音＂的诙谐文学作品,虽然幽默滑稽,但合德中礼、有节有度,有亲和之力,而无诋毁之意,并且旨在对社会有所匡正,对时用有所裨益。刘勰的＂德音＂说,源于？？《诗经卫风淇奥》＂谑而不虐＂说,且是在其基础上的重要发展。     

从思维模式与认知范型看《诗经》比兴的本质

《诗经》的＂比＂与＂兴＂是既有共性又有明显差异的话语系统。区分＂比＂、＂兴＂的关键,是发掘二者的结构差异所体现的事物或现象之间的关系的差异。＂比＂的结构体现了比象与比义之间的共时性的相似关系,＂兴＂的结构则体现了兴象与兴义之间的历时性的联系。将＂比＂、＂兴＂置于世界早期话语系统内,从语言与思维模式、认知范型之间的关系来审视,可以肯定,具象思维决定了＂比＂与＂兴＂以象表义的共性;＂比＂与＂兴＂的差异则取决于支配着二者的认知范型的差异：支配着＂比＂的是＂把彼此相似的东西看成是同一个东西＂这一认知范型,而将事物之间因神秘的互渗而产生的神秘的联系视为因果关系这一认知范型则支配着＂兴＂。     

权力和伦理的双重突围与建构——关于阎连科小说《风雅颂》的一种解读

《诗经》所承载的伦理价值取向与《风雅颂》传达的人性诉求既存在正相关,又存在负相关。《风雅颂》通过两条线索,即＂城市—农村—蛮荒之地（诗经古城）＂（明线）和＂权力压迫—伦理—自由＂（暗线）,展示了主人公杨科对于权力和伦理的双重突围及自我价值体系的建构过程。在此基础上,杨科＂诗经之城＂的构建尽管是个不能实现的乌托邦,但也体现了作者对于扭曲的社会伦理、权力消解和重新建构的愿望,其切入现实的深度和勇气在当下文坛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     

“兴”为“取譬引类”说——兼论风、雅诗篇的一个重要创作特征

《诗》中相同或类似的＂兴辞＂常常在不同的诗篇中反复出现,用以造成相同或类似的表现效果。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表示节候的兴辞出现于三首不同的诗中＂;习习谷风,以阴以雨＂出现在两首诗中。大体类似的如＂××于飞＂＂、采采××＂等,出现频率多至十数次。比较有趣的是这些兴辞亦多见于《夏小正》《月令》或《易》卦爻辞中,这表明＂兴＂本不专属于《诗经》,也自有其古老的源渊。从创作方法的角度来考察,《诗三百》中的兴,常常表现为对古有现成的＂兴辞＂的引用,这一现象在风、雅诗篇中非常普遍。这不仅暗示着《诗经》诗作成型前经历了漫长曲折的演变历程,而且也说明风、雅诗篇在形式的选择和诗材的捕捉方面所采取的＂诵古＂与＂造篇＂相结合的创作方法。     

荀子诗学述论

荀子系统总结了先秦儒家各个学派的成就,构建了自己一套完整的诗学理论。荀子规范了＂诗言志＂的概念内涵,剔除了其中的情感因素,将儒家对理想人格的追求纳入这一理论中,是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说发展到汉代儒家诗教理论的中间环节。他不仅提高了《诗经》的地位,而且将礼贯穿其中,认为学习《诗经》是为了认识并实践礼。荀子引《诗》主要是为其礼义学说服务,是先秦儒家将《诗经》政治化的典型代表。     

朱熹对《诗经》文学性的深刻体认

朱熹对《诗经》的文学性有深刻的体认,体现在:1 朱熹对《诗经》作品的抒情主体有明确确认;2 "《国风》里巷歌谣说"的立足点是对以个人情感为核心的抒情精神的深刻体认;3 朱熹对《诗经》作品的文学表现手法有清醒的认识;4 《诗集传》以"赋"、"比"、"兴"分配《诗三百》每篇各章,完全是从文学修辞学的角度出发。     

《诗经》的水意象与中国古代文化传统

《诗经》是中国诗史的重要源头,引发中国诗歌的若干创作母题。其中,江水母题即是重要一例。《诗经》的江水意象,其情之抒发,其情之种种,均奠定了中国诗史的重要传统。然而,《诗经》独特之＂用＂,使之超越＂诗＂的本身,以之可以窥见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若干内涵,此又集中反映于中国的传统人生论、中国古代道德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