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韦伯现代性的“合理性”到“非合理性”

“合理性”在现代语境中是一个含义复杂的概念，它可以被理解为“合乎理性”，也可以被理解为“合情合掣’。在韦伯的“合理性”论述中，既有对现代性的充分认同，也有对现代性发展的危机意识，即人们对理性单向度的过分强调，而这种对理性单向度的强调会使理性走向它的反面。从表征上的“合理性”迈向实质上的“非合理性”，其最终结果是现代性及其合理性的瓦解。     

论现代性中的合理性

在现代性语境中,“合理性”是一个被频繁使用而涵义复杂的概念:它既可以被理解为“合乎理性”,也可以被理解为“合情合理”。二者虽有差异和冲突,但都能在现代性中得到论证。而这是由于现代性自身的悖论造成的。因为尽管现代性承认人的理性并要求人“合乎理性”地思考和行动,但不同的人会不同地理解理性,并且不同地运用理性,结果只能导致现代性及其合理性的自我瓦解和否定。从这个意义上讲,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必然反题。     

“现代性社会”价值本体确立与认同的困惑

现代性观念在西方社会的确立过程,充满了理性的迷茫。现代性观念所造就的"社会世界"、"社会现实"和社会事实,就其实践创制和理论建制而言,是一个貌似严肃、实则充满鲜明而强烈的主观性意向的现代人的"观念游戏";在这一过程中,"现代性观念"之所以力图将自身设定为一种新的"社会价值本体"观念,其初始动机和抱负,就是要凭借理性自己,自主地造成一种有别于传统社会的新质的"社会共同体"现实;"现代性"实践展开的过程所昭示的,是其社会指向性本身的有限性以及生存论价值承诺的悖反性,这一现象促使我们反省这样一种深层次的学理性问题:谁之"现代性"?何种"社会"?这一具有"本体论深度"的诘问,无疑也是处在"现代性文化"历史境域中的中华民族在当代整体性的"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中必须自觉应对和担承的艰巨的文化使命。     

韦伯对合理性悖论的反思——现代性问题研究的起点

韦伯作为现代社会学的创始者，他对现代社会的分析和批判是从对社会的合理化、文化的合理性入手的。他以合理性概念来说明和分析现代社会，使作为人的思考能力的理性拓展到人的行动或历史、社会的具体现实领域，成为人行动或社会所具有的特性，韦伯对合理性悖论的分析，在许多方面预见了现代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者之间的论争。他的许多思想观点已成为探讨现代性的重要理论资源。     

论两种“现代性”

对"现代性"的思考产生很大分歧及其解决方案的巨大差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现代性"概念理解上的异质性.区分出这种异质性对理解"现代性"及其寻求解决现代文化危机的可能性具有重要意义.应该有两种对"现代性"概念的理解,一种是广义的"现代性",另一种是狭义的"现代性".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克服"现代性"的文化危机,实质上就是拓展"现代性"内涵,使其由狭义的"现代性"向广义的"现代性"延伸.     

“新理学”的现代化论与“现代性”思维的检讨

本文由论述冯友兰文化观中有关现代化的思想，提出：把现代化仅仅理解为工业化是不够的，因为工业化的概念并未包容理性化市场经济的内涵。另一方面，不能把现代性仅仅了解为工具合理性。最后强调，在现代性问题上，应区分特殊主义的分析方式和实存的整全把握。     

文学“大众化”问题的现代性境遇

由于紧密配合社会现代性的历史进程，文学“大众化”难以避免地存在着功利和审美纠结、精英和大众的身份矛盾以及文学主体性缺失的困境。这些困境是文学“大众化”不得不面对的现代性境遇。要想突破困境，需要社会为各个文化领域的自治发展提供条件，使文学获得充分的自律，也要依赖大众教育的普及和鉴赏水平的提高，使其能够真正从精神上享受文学。     

从合理性论经济的价值变迁

以交往理性为前提的新经济价值观将影响到企业目标的设置和经济政策的定位。本文从经济社会学视角出发 ,从合理性形式入手来阐明经济价值变迁的理论前提 ,并以当前经济发达国家在经济因素中重视社会和公众的趋势为例 ,阐述对新的经济价值观重视的必然性以及经济行动中的公众利益和社会要求越来越受关注的必然趋势     

“现在”:论利奥塔对现代性线性时间观的解构

对现代性线性时间模式的批判和终结是利奥塔后现代式重写的目标。对于利奥塔,线性时间模式是元叙事自我结构的基础和工具,是现代主体总体化与同一化操控的同谋。而在线性时间形式中,现在概念又有着特殊地位,正是这种现在将时间结构为一种现在—时间的同质而均匀的顺序流。因此,对线性时间形式中处于核心地位的现在的瓦解是利奥塔重写策略的关键。利奥塔以一种属于事件或发生的绝对现在来置换或拆除同质的现在,解构线性时间秩序,甚至于解构现代主体。这个绝对现在也是利奥塔后现代性的时间根基。     

信仰危机的“现代性”根源及其文化解释

文章力求从“现代性”文化的批判的视角,揭示现代信仰危机的认识根源和经济文化根源,进而辨释知识信念与价值信仰、现实与理想、宗教与信仰本身的内在关联,分析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文化缺失和精神衰弱现象,以期给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内在精神紧张和信仰困境提供一种可能的合理解释。     

现代性与理性的嬗变

理性有着十分丰富的人性内涵和文化内涵。由于人与社会现实之间建构方式的不同,它也在不同的层面上展现出来。这说明,理性是历史的理性,有历史的维度。正因为如此,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理性嬗变的历史。由于现代性与理性的内在逻辑关联,现代性的状况也不可避免地通过理性的嬗变表征出来。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叛离、工具理性与技术理性的殊途同归是现代性的必然反映。     

现代性境遇下的价值世界困境

坚持“个体自我的主体性”和“坚定理性主义”原则的现代性,在生命的每一个范围和层次都为人预备了全新的结构,同时也以消解价值标准、遮蔽价值理性以及断裂价值秩序的方式制造了价值世界的困境,引发出现代人深重的生存危机。反思现代性及其导致的社会文化生活系统的冲突与分裂,在现代与传统、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共同体之间的价值共契中,寻求既作为历史承诺、更作为现实生活“选择”与“安排”的价值标准,是彰显以绝对价值为核心的意义世界的独特地位,建构价值世界和谐秩序的积极尝试。     

进退维谷的现代性:理性同主体性的双重困境——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颉颃关系之反思

将现代性的达成等价于科学理性的实现,并置于后现代的天平上予以衡量,其成就必然随主体性砝码的减少而式微。与之相应,当理性与主体性互相抵牾,现代性自身的矛盾就衍化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激烈对峙。其后果有二:首先是现代性秩序的瓦解与后现代批判标准的失范,其次是理性准则的去合法化与主体面对多元价值时的骑墙态度。它们扞格不入的原因,根源于理性与主体性在分别构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时所形成的二律背反。鉴于此,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矛盾的反思,就是对理性与主体性双重悖论的揭露。而弥合理性与主体性间裂痕的过程,又是重建现代性的必经之路。     

人文精神的价值与法的合理性追问——从法的现代性角度引发的思考

自人类生活有法律相伴随以来,追问法的合理性是人类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这种思考与法的现代性问题相结合,使得法必须体现以人为本,张扬人文精神的时代内容.法的现代性讨论属于法的合理性追问的范畴,但在这种研究中,对法的合理性追问思考的品质、价值以及人文精神的价值在法的合理性追问中所体现的文化内容有必要形成理论的自觉.     

现代性：学术关怀与社会关怀的理性话题(四篇)

学者们对于现代性给予不同解释,莫衷一是。对于东方国家而言,现代性是充满了一系列悖论和冲突的状况。在政治学意义上,现代性是导致出现绝对自我、人们过度解放和伦理丧失的现代性政治困境的“政治方案”。现代性危机源于现代性的本质——以人为中心的主体主义,表现为人类内部的冲突、斗争达到紧张状态,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致命的冲突。解决现代性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超越现代性。探讨人文学术的后现代之路,实现人文学术的后现代转型,是超越现代性的重要方面,既是学术关怀,也是社会关怀。     

现代性视野中的"艺术终结"

“艺术终结”是当下艺术领域最为热门的话题之一,对这一话题的言说是一桩现代性事件,所谓“终结”既是艺术哲学体系的终结也是艺术传统的终结。只有把“艺术终结”置于现代性视野中加以理解和阐释,才能真正捕捉到这一事件的内在本质。     

审美现代性：一种概念性探讨

“现代性”是用以描述和界定现代时期社会文化特性、精神体验和观念形态等的总体概念,而“审美现代性”的概念是从属于现代性的。综合考察波德莱尔、贝尔、哈贝马斯以及卡林内斯库等人的相关分析论述,可将西方美学中的审美现代性理解为18世纪后期以来的、以艺术的自律性发展为主线并包含文化的审美性演化的动态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