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破产法中自愿破产原则的反思与重构——从中美重整制度的比较出发

破产法中自愿破产原则不仅标志司法机关无权主动判定债务人破产,而且债务人由于其具有的信息优势处于申请破产的最佳位置,因此破产制度构建中应当贯彻自愿破产原则.自愿破产制度设计往往决定着破产程序的目的能否实现和公司重整能否成功.我国破产法应当贯彻统一自愿破产原则,并通过现行破产法中的自愿破产制度进行反思和重构,使破产法制度成为统一的刚柔并济的有机整体.     

关于建构中国企业破产重整制度的思考

破产重整制度的本质是司法性破产预防制度。该制度的立法目标是通过司法程序帮助困境企业实现再建和清理债权债务。中国现行破产法的破产重整制度作为立法失败的典型受到广泛批判,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没有理清该制度的理论基础和运作机制。在中国破产法重新修订之际,笔者重新认识了破产重整制度的功能价值和内在机理,提出建构有效的中国破产重整制度的战略思路。     

论破产重整制度与债权人利益之对立统一

我国企业破产法中新增的重要内容——破产重整制度在发达国家已经实施多年,但在我国的实施才刚起步,效果尚需观察。传统清算等破产法律制度给人们造成的固有思维某种程度上影响了重整制度的理解与适用。重整制度的产生和立法价值旨在维护社会整体利益,重整制度与债权人利益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在复杂利益格局中处理好重整制度的立法目的和债权人的利益,需要正确、恰当地把握利益平衡关系。     

我国破产和解与整顿制度的立法完善

当今社会许多国家的破产立法，其重心日益向破产预防制度转移，破产清算已不再是破产法立法和司法的惟一主题而越来越成为特定情况下才加以适用的特别措施，相应地，各国关于破产预防制度的设计日趋完备和精细。我国现行《企业破产法》关于和解和整顿制度的规定仅有6个条文的内容和篇幅，无论在作为一项制度的科学性方面，还是在制度的完整性和连贯性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缺陷。本文在对我国现行破产预防制度进行评价的基础上，粗略地勾画了破产和解和破产重整制度的改革思路。     

论我国破产重整制度的构建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解整顿制度已不适应时代的需要,建立现代意义上的重整制度已迫在眉睫.本文拟就构建破产重整制度提出一些立法建议,并指出我国和解整顿制度存在的缺陷,最后阐述了在完善我国破产整顿制度的基础上构建破产重整制度的几点思考.     

对破产重整程序中债权人利益保护的思考

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立法经验,我国现行的破产重整制度可从三大方面进行完善:在审查适用时,应当把限定重整的适用范围和 "有重建的希望或价值" 增加为重整申请的审查标准;在适用重整过程中,应增加债权人为重整计划的制定主体,在现有基础上细化对"债权人分组"的规定,从立法上明确重整计划的"通过标准";在监督方面,鉴于我国破产案件的一审终审制,应建立明确规定债权人与破产管理人共同作为监督主体的监督机制.     

论我国商业银行破产重整制度的构建

构建我国商业银行破产重整法律制度最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于让银行业的经营乃至退出真正市场化.综合考虑我国现行破产法律制度及我国传统的立法、司法实践,我国商业银行破产重整制度比较适合采取折衷立法模式.其基本原则应包括稳定优先、公开透明、最低成本、快速处置、权益均衡五个方面.此外,还应该特别注意破产重整程序的启动标准、申请主体以及程序运行中的公权力主导问题.     

试论重整制度之立法完善

我国新破产法创设了重整制度,成为挽救困境企业最有力的破产程序,但是由于缺乏立法与实践经验,仍有一些法律规定有待立法予以进一步完善。本文结合破产法司法解释的制定,从重整申请权、重整计划草案的制定、人民法院对重整计划草案的批准以及重整计划的执行等实践中较为突出的问题出发,指出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宣告债务人破产前,债权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重整申请;应当允许债权人、股东、新出资人等利害关系人参与制定重整计划草案;人民法院审查批准重整计划草案要重视保护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组别中少数反对成员的既得清偿利益;重整计划执行主体特定情况下的调整以及重整计划必要时可以进行变更。     

论破产重整企业的市场信用修复——理论基点与制度构建

破产制度是维护市场信用的有效路径,市场信用垃圾得以被及时清理,破产重整程序亦为市场主体信用缺陷的弥补提供了可能,这一目标的达成迫切需要信用修复制度的构建。作为信用权派生权利的信用修复请求权是重整企业申请修复信用的权利基础。因破产重整对于失信风险的消解与企业债务的实际被豁免,失信惩戒措施失去了维持的必要性。完善我国重整企业信用修复制度需要坚持市场化进路,挖掘重整程序中信用修复的内生动力,以合理的增信机制补充重整企业信用的不足。通过信用修复环节的信用承诺与面向社会责任开展的信用补足制度,可以有效平衡各方利益。我国重整企业信用修复制度需要从金融、税务、市场监管等领域进行全面的规范建构。     

破产重整程序中担保物权的限制与保护

破产重整是《破产法》三大程序之一,不同于清算与和解程序,破产重整制度的目的在于挽救濒临破产的企业,以债务人现有财产为基础、恢复与重建债务人为目的,最终实现债务人、债权人、社会利益的平衡。破产重整制度所承载的此种价值要求债权人不得将债务人财产"瓜分",而应当为其重建保留必要的经济基础,因此,破产重整中对债权人的限制也就成为破产重整制度的应有之义。但对其中一类债权的限制应当采取适当的方式,因为其行使直接关系债务人财产的增减,这类债权即有财产担保的债权。破产重整程序要想顺利进行,必须使该类债权人积极配合重整计划的通过以及执行,不能仅仅采用对担保债权进行限制的方式,应当给予其一定的保护,以使其有"动力"去配合重整程序进行。     

浅析俄罗斯破产重整中调查制度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2002年俄罗斯破产法完整地规定了"企业挽救制度",即重整制度(реорганизация)。在破产重整中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制度做了具体的规定。其中调查制度(наблюдение)设置集中体现了对债权人利益保护的理念,对债权人保护具有重要作用。     

破产机制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研究

对破产机制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 ,对美、德破产机制进行了比较研究 ,对我国的实践进行历史的回顾 ,针对破产机制在我国的发挥提出了政策建议。     

重整程序开始的条件及司法审查——对“合并重整”的质疑

因重整程序涉及对债权人利益的影响且成本巨大,其开始不仅应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2条规定的条件,法院还应审查企业是否具有再生的希望。对此,从比较法的实践来看,重整主要适用于大型企业。另外,在中国目前的司法中,普遍存在所谓的＂合并重整或者整体重整＂,是违反程序和实体法规定的。如果具备了法人人格否认的条件,应按照连带责任的方式来处理之,而不是创造程序搞＂法外之法＂。即使这些关联交易者具备重整原因,也应分别受理、分别申报债权、分别进行程序而不是合并重整。     

重整计划制度比较研究

重整计划是重整程序中最重要的法律文件。各国(地区)重整立法均予以充分重视。200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对之也加以重点规定。从拟定、通过、批准与执行等四个方面对重整计划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可以为我国将来的立法完善及司法实践提供参考。     

对我国破产法中的和解与整顿制度的反思

研究了我国破产法中和解与整顿制度的特点，剖析了其存在的弊端，在与国外相关制度比较的基础上，探讨了完善我国和解与重整制度的途径与措施。     

美国破产法2005年修正案之评介——以消费者破产为视角

美国《2005年破产滥用预防及消费者保护法案》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近10年来美国银行等金融机构对破产法进行改革的愿望.针对日益严重的消费者滥用破产现象,2005年修正案提出了"收入测试"标准以限定消费者对破产清算程序的随意适用,自动冻结、自由财产和破产免责等制度也都本着强化债权人利益保护的理念作了相应的修订.新破产法最大限度地转变了对债务人的立场,强化了量化抑制破产滥用行为的功能,并建立了对美国经济的双向作用机制.     

破产法的成本与效益

破产法成本是一种交易费用,具有非生产性和不确定性的特征。降低交易费用是提高破产法效益的途径,其中最根本的一个方面是要明确界定产权。破产法中的效益观应当是“卡尔多—希克斯”效益观,即只要总收益大于损害,就是有效益的。一般来说,重整的效益总是优于清算,因此,破产法的目的应当是将破产引向重整。      

论破产管理人的性质和任职条件

在归纳国内外学界关于破产管理人(破产清算组)性质的学说基础上,对这些学说进行了比较评析,并对破产管理人的本质进行了探讨。同时,对国外关于破产管理人任职条件的立法以及对我国《破产法(草案)》中的相关规定进行了分析,从而提出我国破产管理人任职条件规制的设想。     

德国破产刑法历史之考察

德国破产罪行规定最早产生于16世纪中期。17世纪和18世纪判例中体现的欺诈破产与简单破产的不同,最终在1794年《普鲁士国家的普通邦法》中得到确认。1851年的《普鲁士刑法典》第一次在刑法典中规定了破产罪行,从而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877年德国《破产法》中破产罪行规定,直接把1871年《帝国刑法典》中相应内容移换到其中。1976年第一次经济犯罪对策法改革之后,又将破产罪行规定在刑法典中。此后破产罪行一直规定在刑法典中。1999年《破产法施行法》对破产罪行的修改,奠定了现行破产刑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