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喜剧》启示录

本文以“崇高的使命感是创作《人间喜剧》之旨要”、“情与理相融合是《人间喜剧》建构之基本”、“共通的人性是《人间喜剧》的底蕴”、“典型化艺术辩证法”四个方面探讨文学大师巴尔扎克这部巨著的艺术真谛和对文学创作的启迪。本期发表的是文章的前三个部分。     

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哲理意蕴新释

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具有深刻的现代哲理意蕴。在艺术性的集中和夸张中《人间喜剧》展示了金钱时代人性被物化的本质特征;肯定甚至赞美私欲与恶,《人间喜剧》表现出的这种关于“人”的哲学观念是超越传统而具有现代意味的。     

《人间喜剧》典型化艺术辩证法

《人间喜剧》典型化艺术辩证法孟宪义关键词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典型化辩证法典型化是文学反映自然、反映社会独具的根本方法。它包括典型环境、情节、细节、语言等，这些都是为了塑造典型性格（典型人物）。“典型性格的刻划永远是艺术创造的中心问题”（茅盾《关于艺术的技...     

巴尔扎克逝世之前

巴尔扎克弥留之际,心中念念不忘尚未完成的《人间喜剧》,他向医生了解确实的病况。医生问他: “你完成那些工作还要多少日子呢?”“六个月。”医生摇摇头。“六个月都活不到吗?六个星期怎么样?”医生摇摇头。     

论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提到,巴尔扎克“在深刻理解现实关系上总是极其出色的。”恩格斯则说:“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致哈克奈斯》)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著作或通信中都经常提及巴     

漆园之旷--李渔《奈何天》的文化解读

要真正了解李渔戏曲,全面了解李渔其人,就必须“知人论世,”通过李渔生活来把握其戏曲。深知李渔创作之旨的胡山评李渔的喜剧是“其旷漆园也”。也就是说李渔的喜剧创作就是要传达他的“漆园之旷,”像庄子一样旷达、超脱的思想。实际上,“漆园之旷,”既是李渔生活中享乐主义的根源,又是他喜剧创作的灵魂。当然,作为一部人间喜剧,《奈何天》所传达的“漆园之旷”与《庄子》所表达的旷达超脱毕竟还有明显的不同。     

浅谈鲍赛昂夫人悲剧的社会意义

宏伟瑰丽的文学大厦《人间喜剧》,通过数以千计神形兼备、栩栩如生的各种人物的成败得失,荣辱升沉,和复杂纷纭的风云变幻、权势更替,构成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而男婚女嫁、配偶选择等情场轶事,也无不染上了浓厚的“时代色彩”,渗透着这一历史时期阶级关系的微妙变化。《高老头》里鲍赛昂子爵夫人的情场隐退,就是在暴发户的逼攻下走向灭亡的形象化的贵族典型。鲍赛昂子爵夫人,是巴黎上流社会的领袖,社交界的王后,她有着高贵的门第、出众     

物欲横流 本末颠倒——《金瓶梅》对经济文化异质新态描写的价值

恩格斯1888年在给作家哈克纳斯的信中说:“巴尔扎克,我认为比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一个现实主义艺术家,在他的《人间喜剧》里,给予了我们一部法国‘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的历史……”恩格斯的上述评论属于文艺社会批评的范畴。以这     

文之枢纽：从儒家经典到文学经典

刘勰在《丈心雕龙》中把《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视为“文之枢纽”。所谓“文之枢纽”,即全书的总纲。对于总纲的理解直接关系到我们对《文心雕龙》整个理论体系的把握。我们认为《原道》《征圣》《宗经》可以看作是“文心”部分,分别从文体论、审美性和创作论方面体现了刘勰儒家经典文学化的观点：《正纬》和《辨骚》归为“雕龙”,体现了文学经典的确立。“文心”和“雕龙”它们共同构建了一种文学范式：儒家经典向文学经典的转化。     

国风──男女风情的世界

国风──男女风情的世界冯耀初《诗经》“国风”这部分诗歌通常叫“风诗”。为什么这部分诗歌叫做“风”特呢？以往有的认为，“风”是“风格”的意思，《诗经》分风、雅、颂三个部分，这是根据音乐风格来划分的，“风、雅、颂”所配的乐调风格不一样。“风”是什么乐调呢...     

休谟道德思想的发展

休谟的道德学在其思辨人学中具有特殊的位置，在西方近代哲学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通过对休谟道德学在其哲学中的位置给予恰当定位和对其道德学的两部主要著作《人性论》中“论道德”部分和《道德原则研究》进行比较研究，从理论上梳理了两书的思想理路，说明了两书在任务、问题、方法、结构和论述上的差异，揭示了《道德原则研究》在几个方面对“论道德”的重要发展     

论吴组缃的“破产”小说

吴组细是以少数量高质量的小说创作饮誉现代文坛的。在这些作品中，正如他自己所言：在“取材方面，大多写内地农村，其中又以反映农村破产时期动态的居多……”①而这所谓“动态”并非很多左翼小说家所写的革命动态，而是破产时期乡村的经济破产状态以及由此引发的人生变动。为了论述的方便，笔者将吴组细这部分破产题材小说简称为“破产小说”。这些小说包括《小花的生日》、《栀子花》（1931年）《官官的补品》（193年）《黄昏》《一千八百担》（1933年）《天下太平》、《樊家铺》（1934年）等作品。这部分小说与他早期偏重于心理分析的…     

“箴”文体的形态与演变

西汉扬雄模拟西周《虞箴》作箴文二十五篇，确立了“箴”的文体形态，扬雄在《虞箴》的基础模式之上，增加了汉大赋式铺叙和内容的重复，这些“革新”在晋时被放大而造成了“箴”体的芜杂。六朝时期，随着箴文篇幅的增加、箴“序”的出现和发展，“箴谏”的可诵读特质逐渐消失。刘勰所认可的官箴具有干预国事的功能，且此功能具有从官员到君王的特定指向性。从先秦至魏晋，官箴一直是箴文体正统。但唐以后，官箴逐渐消失，箴文多为“私箴”。以《文心雕龙》的文体论部分作为切入点研究六朝文体学，还原具体某种文体在文学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不同面貌，能使得六朝文体学研究焕发新章。     

历史语境中生命个体的悲剧──评王鸿儒“大唐系列”小说

王鸿儒的历史小说创作已逾十载，迄今已出版“大唐系列”小说六部，即“大唐之秋”系列──《盛唐遗恨》、《大唐歌妓》和《日落长安》人；“唐风晚唱系列──《风尘豪门女》、《风雪陵园妾》和《风流女道士》。这些小说出版以后，在国内外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深受唐文化影响并对唐文化仍有浓厚兴趣的日本，有学者进行专门的研究；台湾出版了由《盛唐遗恨》更名的《天宝遗恨》；国内发表了数十篇相关的评论文章。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传统基地上构建新的艺术世界》及《大唐悲歌的现代吟唱》。前者认为，《盛唐遗恨》一书较好地揭示了李隆基…     

提高图书馆员的素质是搞好党校图书馆的关键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党中央对各级党校的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共中央关于面向21世纪加强和改进党校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提出：党校“必须进一步提高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加强和改进自己的工作，卓有成效地肩负起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各级党校要形成浓厚的学习和研究空气，切实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与此对应，《决定》要求各级党校务必“努力改善党校办学条件，积极推进教学手段和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建设。”作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城市的乌鲁木齐市市委党校更应当率先垂范，执行《决定》精神，将党校建设成为乌鲁木齐市“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培训轮训的主渠道“。面对这一光荣而繁重的任务，党校重要组成部分一图书馆的建设应当怎么办呢？《决定》明确提出，各级党校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还应“积极推进各级党校信息化建设”，把图书馆的建设提上议事日程。     

黄榦对《大学》的疏解

黄榦对《大学》有较完整的理解。他将《大学》经一章分为五个部分，每个部分的主旨不同，其中第一、二部分是重点；他与同门反复讨论“明明德”章，尤其是对朱子的解读有进一步的细致疏解；他明确将“知止至能得”部分视为《大学》工夫之始终次序详加讨论，而大学八目则被视为明明德新民的具体条目；黄榦还从道统论的角度讨论《大学》在儒家学术发展进程中的特定价值。在继承朱子注解的基础上，黄榦对《大学》的疏解构成了对朱子《大学章句》的发挥与补充。     

安大简《诗经》“侯六”“魏九”浅析

通过分析《毛诗·魏风》《唐风》诸篇的诗旨和安大简自身的特点,认为安大简《侯》《魏》两部分内并无“误置”现象。又从战国初期的历史背景出发,并结合诗旨、春秋战国时期的“用诗”特点,赞成安大简《魏》之所以抄写《毛诗·唐风》中的诗篇,当与战国时期魏国国力强盛、占有晋国故地相关。由于抄写《唐风》诗篇的部分被称为“魏”,因此,抄写《魏风》的部分就不能再称为“魏”,必须改题。从《毛诗》诸国风的命名逻辑看,“侯”极可能是地名。不过,若考虑到安大简的特点,“侯”为爵位也未尝不可。从安大简《侯》《魏》的特殊安排看,它无疑是一个改编本,其底本与《毛诗》应该非常接近。     

论司马光《通鉴》史论的内容特点

司马光《通鉴》史论寓论于史，是《通鉴》全书的有机　组成部分。它的突出特点是，以“礼治”的思想为核心评论历史是非，以君臣为中心论述致　治之道，以“鉴古”“考今”为目的服务于社会现实，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评述史事。《通鉴　》从纪事到史论都围绕着取鉴“资治”的原则，但史论部分更直接地体现了司马光的思想观　点和撰史目的，是《通鉴》的点晴之笔。     

及时行乐与汲汲立身──上古诗赋两种价值取向的离合

从上古诗赋中可看出，同是面对短暂的人生，却产生出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一是主张“及时行乐”；一是主张“汲汲立身”。这两种主张，在上古诗赋中又各有侧重，它们经历了一个聚散离合的发展过程。在《诗经》的部分篇章中，主要偏重于对“及时行乐”的张扬；而在《楚辞》的部分篇章中，又主要侧重于对“汲汲立身”的强调。到了汉代诗赋中，尤其是在《古诗十九首》中，这两种思想主张就趋向于融合。１在《诗经》中，同是张扬“及时行乐”的诗篇，又有一些不同的成份，有的主张“恣肆纵乐”；有的提倡“好乐无荒”。例如，《诗经·唐风·蟋蟀…     

朱熹的《通鉴纲目》及史学思想的新阐发──读汤勤福新著《朱熹的史学思想》

汤勤福的博士论文《朱熹的史学思想》（齐鲁书社２０００年１月出版，下简称汤著），拜读之后有一些感想，必欲一吐而快之。一汤著在史学史研究上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对朱熹《通鉴纲目》的考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通鉴纲目》“凡例”是朱熹所撰，他还撰写了部分的“钢”，而“分注”则是朱熹托其学生赵师渊撰写完成的，即认为《通鉴纲目》的主要作者不是朱熹而是赵师渊。这一观点影响极大，几成定论。对此汤著作了说细的考辨，得出了全然不同的新论断。作者考证，元朝贺善曾指出当时有人怀疑《通鉴纲目》非朱熹所作；全祖望、王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