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间词派的复古主义词学理论

云间词派乃清初词学复苏之始,这一词派的词学理论主体便是复古主义,而最完整地建立了云间词派理论体系的则是陈子龙.事实上云间词学复古理论与诗文复古主旨一致,以树活色生香之南唐北宋词为正统,并有一套言情极致的古典审美标准和创作观.后期宋徵璧有所开拓,但此时云间主体门径渐窄,甚至独取五代,摒弃北宋,致使云间词派走向末路.     

唐宋诗之争的萌芽和滥觞

唐诗和宋诗两种诗歌范型的优劣高下是南宋以来诗歌领域争论的热点话题,以至酿成中国古典诗歌史上长达八百多年的唐宋诗之争.唐宋诗之争滥觞于南宋绍兴年间的张戒,南宋末严羽全面宗唐黜宋,唐宋诗之争的旗帜正式树起,经由元明不断发展深化,最后由清代进行总结和融合,到清末唐宋诗之争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算是暂告一段落.但在南宋张戒之前,唐宋诗之争有一个相当长的酝酿阶段.伴随着宋诗的成熟,诗坛主导者(苏、黄、江西诗派)表现出来的对唐诗范型的认识、取舍,对自己所创造的新的诗歌范型的张扬,以及北宋末南宋初对宋诗弊端的某些批评,可以视为唐宋诗之争的萌芽.南宋初对宋调的不满和批评、张戒对"苏黄习气"的批评、中兴诗人对江西诗派的反思、朱熹对唐音宋调的态度,可视为唐宋诗之争的滥觞.     

明代七子派与唐宋八大家散文复古思想差异分析

复古作为一种文化思潮,有它自己产生的原因和背景.在明和唐宋时期都产生了影响较大的复古思潮,这与古人的古典审美理想以及时代环境等因素是分不开的.明代七子派与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复古主张学习秦汉之文,然而二者在创作理念和实践方面却存在较大差异,这与不同朝代的选举制度、文化环境和社会思想密切相关.     

论龚自珍诗歌的复与变

文学创作的成熟,表现在作家对复变关系的自觉把握上,作家在文学史的位置也往往决定于此。龚自珍在诗史上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定位,这与对其诗歌的复变关系尚未作出很好的研究有关系。龚氏的整个学术文章,都体现出逆今复古的特点,龚诗是对清代盛平诗风的一种逆反。其个人在诗学方面的主观祈向,是超越明清甚至部分地超越唐宋,向汉魏六朝乃至诗骚的艺术精神回复。在这种艺术观念的主导下,龚氏在诗体、诗格、诗法方面,都作出了创新,或者说以复古为创新。     

明代复古派的文学本体论

明代复古派之所以能够发动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文学复古运动 ,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该派始终坚持文学本体的立场。通过辨诗文之别、诗与非诗之别 ,以及诗歌的时代之别 ,突现了诗歌的本体特征 ;强调诗歌的抒情功能 ,摆脱了议论、铺陈、性理对诗性的裹挟缠绕 ;诗歌六义中特别拈出比、兴二义 ,确立了诗歌的创作原则。辨体、抒情、比兴构成了复古派的文学本体论 ,也是复古派最有价值的文学思想。     

清代《尚书》学"伏郑之争"考察

在清代"汉学"兴起过程中,汉代的伏生与郑玄两家《尚书》经说重新受到重视,先后形成了以"宗郑"为代表的古文经学一派和以"师伏"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一派,两派之间发生了多次交锋,可称之为清代《尚书》学中的"伏郑之争"."伏郑之争"涵盖了《尚书》学的文献层面、 经说层面及相关经说史料的性质归属层面等,其产生原因与清代经学重视师法家法的整体风气及今古文经学背景下学术风尚、 学术背景改变密切相关.清代《尚书》学"伏郑之争"不是两汉"今古文之争"的历史重现,而是清代学者在新的知识背景及历史语境下对两汉《尚书》学的阐释与重塑,其背后牵涉到的学术背景、 政治环境与现实诉求都与汉代迥然不同.     

汪道昆与嘉、万时期文坛的复古活动——以汪道昆与七子派关系考察为中心

作为活跃于明代嘉、万文坛的重要人物,汪道昆在维护七子派文学地位及传导其文学影响,包括建构所在徽州地区与流行于中心文坛的诸子复古思潮之间关系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时也表现出谋求另辟门户的努力,企图调整或变通七子派诗文复古的某些传统策略.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由七子派主导而笼罩于嘉、万文坛的复古风尚,在释放出它强势影响力的同时,也被接受与传播对象包括同属阵营文学势力加以不同程度的调整与改造,突破某些固有的路径,使它在变换之中呈现一种多样态和复杂化的发展情势,相对打破了复古话语系统固有的单纯性与权威性.     

袁枚与古典诗歌的自由立场

袁枚强调“性之所近”,使诗人身份获得自由。他用“诗无定格”反对分唐界宋,消解了唐宋诗之争,又用“诗有工拙,而无古今”消解了古今二元对立,甚至以“霍王无短,是以无长”消解了工拙对立。他强调师古要“空诸一切”,才能“著我”,使得诗人主体的情感表达及文本呈现都获得空前自由。     

试论韩孟诗派的复古与尚奇

韩(愈)孟(郊)诗派创作活动的实质,是对初、盛唐以复古为革新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是对大历——兴元诗的变革与拨正,可说是一场与“古文运动”相辅相成的“古诗运动”。而诗至盛唐,体制大备,艺术上达到最高境界,这又促使韩孟派诗人在复古、变古的同时走上尚奇一途。这个诗派在中唐诗坛上独树一帜,为唐诗增添了异彩,也为诗歌艺术开辟了崭新的美学境界。     

戴复古及其作品考辨三题

戴复古及其作品考辨三题张继定戴复古是江湖诗派的代表作家之一。其诗继承了杜甫和陆游诗的现实主义精神，多悯时忧国之作，诗风清健自然，自成一家。清人陈衍《宋诗精华录》视为“晚宋之冠”。有《右屏诗集》、《石屏词》传世。但是，也许由于戴复古一生不曾人仕，布衣终...     

朝鲜李朝所知之南明述略

朝鲜李朝仁祖后期至显宗初年正值中国的南明时期,由于朝鲜与明朝长久以来的密切关系,李朝君臣对南明的存续情况十分关注,通过各种渠道收集相关信息。这些信息以民间传闻为主,较少官方消息,使李朝君臣所知之南明与事实多有偏差,尽管如此,李朝君臣以此了解了南明抗清的概况和中国的局势。朝鲜史籍所记录的这些南明信息,对研究南明史及当时的中国社会都有一定价值。而李朝君臣对南明信息持续关注的事实本身,也为了解明清时期的中朝关系提供了一个视角。     

魏晋玄学的个性特征

经过汉朝四百余年的儒学统治,中国人群的“虚伪人性”问题暴露无遗。魏晋玄学家们发现了这个问题,他们搬出先秦已经批评过这个问题的老子,试图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提出了“越名任心”的著名命题,召唤人们回到自己的心灵,试图以此解决双重人性问题。在人心塑造上,他们倡导“心胸坦荡”、“超然自得”、“独往独来”,以此塑造强硬个性。《列子》杨朱篇“尽一生之欢”的纵欲主义更是将玄学的“越名”心态发展到高峰,变成中国方式勇敢主义的代表。“存异而不求同”、“贵得肆志”则表达了玄学对个性的充分尊重,是个性伦理的珍贵养料。“以无味和五味”是一种强烈个性的最好管理方式,在管理学的范围内,很好地解决了最令人担心的个性冲突问题。但玄学是软弱的,因此生命短暂。     

试论清初边塞词中的遗民情结

清初的边塞词创作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在一部分清初边塞词中,或隐或显地包含着作者怀念前朝的遗民情结,屈大均、朱彝尊、曹溶三家的此类边塞词创作最为值得关注。故国之思无疑是这类边塞词的共同主题,但在具体的作家作品中又各有侧重。此外,遗恨与反思还使这类边塞词具有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从艺术角度看,边塞文学所特有的雄浑、凄楚的风格正与"遗民"的特有心境相得益彰,甚至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以边塞内容写遗民之思,愈加深化了后者的感染力,使后者显得苍凉、厚重,这也是清初"遗民"边塞词往往得到词论家好评的重要原因。     

汉唐“天狗”考释

唐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与天宝三年（公元744年）两次出现＂天狗＂谣言,引起大规模恐慌。该谣言所指的＂天狗＂在汉唐时期被认为是大凶与灾难的象征,具有神秘性与耸动性。从形成的过程看,＂天狗＂谣言在南朝梁陈时期即已大规模流行。从社会学与伦理学角度分析,唐前期的两次＂天狗＂谣言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盛世下潜在政治危机的担忧,也体现了当时以阴阳五行为主的主流学术思想、以佛道为首的宗教神秘主义、包括谣言在内的封建迷信等社会思想对于大众的深刻影响。谣言是特殊的社会现象,曲折地反映了社会的现实,考察谣言为研究社会环境和大众思想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明末清初陕西的天主教

明清之际随着新大陆的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欧洲掀起了海外殖民和传教的新高潮,远离中国二百年之久的基督教再度回到了中国,陕西成为传教的重点地区。以金尼阁、汤若望、方德望等为代表的天主教传教士运用不同的策略,将向上流社会士大夫阶层的传教和向社会下层民众的传教结合起来,推动了天主教在陕西的发展,使陕西成为天主教在中国内地的一个重要的传教基地。     

明词别集叙录

明词别集是明代词学文献的重要一翼,对于了解和把握明代词学的发展与传播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然而,由于明词研究起步较晚,至今尚未得到系统清理。关于明词别集的甄别认定,应该注重“已有”或“曾有”,而不以今之存否或存词数量多寡为判断标准。具体的判断依据与操作方法可称之为“五看”,即一看明词别集的编刊流传;二看明代以来私家或官修书目著录;三看有关明词别集的序跋;四看明人诗文别集中其词单独成卷且有词集专名或有专题序跋者;五看明清以来词集丛编、丛刻中小集收录之情况。赵尊岳倾其半生精力辑成《明词汇刊》,于明代词学文献建设厥功至伟,然而,其于明词有见必收,裁词加题,其中有仅存一阕二阕者亦视为专集,这从汇辑明词的角度来看是完全必要的,若一例视为别集则似有未当。根据以上所言“五看”之法,目前所认定的明词别集为七十九家八十余种。     

明代中朝边疆地带与两国的使行往来

作为明代中朝边疆地带的辽东都司与平安道地方,与两国的使行往来关涉甚密,无论是对使团的支应接待,还是对使团的输运护送,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为两国使行往来的顺利成行进而实现两国宗藩关系的长期融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由于明朝与朝鲜宗藩之间尊卑有别地位不对等,反映在辽东与平安道地方同使行往来的关涉上也有差异,即辽东地方对朝鲜使团的协助体现的是一种上对下的字小优礼行为,而平安道地方对明朝使团的供给接待则体现的是一种下对上的事大尊奉行为。此外,使团在边疆地带从事的诸种政治外交以及经济文化活动,为边疆社会带来了诸多的新变化,在有效促进边疆开发的同时,也丰富了两国之间的外交形式与内容。     

唐代货币思想述论

唐代的货币思想主要继承《管子》和两汉的学说 ,对货币的起源、本质、职能、作用等主要问题的思考研究虽有所进步 ,但总体认识水平并未取得实质性突破 ,仍停留在货币国定说和轻重论认知体系上。这在实践中不仅对唐代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阻碍和破坏 ,也影响了唐代货币制度的创新和发展。     

论明史、明史研究及点校本《明史》修订

明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盛世"之一,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前人对明史作了许多研究,成果丰硕,但继续研究仍有空间。当前,明史研究面临进一步大发展的新局面,搞好明代古籍文献的整理工作,特别是搞好《明史》点校本修订工作,十分必要。     

明遗民小说中的"大清"形象

明清时事小说中的遗民小说大多存在一定的故国之思,但对于明与清(后金)的矛盾,则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有的对大清恨之入骨,有的避而不谈,有的则将大清描绘成了救世主.这主要源于遗民作家的尴尬处境,源于其内心悲哀与恐惧的双重变奏.对大清暴行的叙述,是发自内心的对故国的悲悼与对大清的痛斥,是一种实录;而对大清的避而不谈以及歌功颂德主要源于对新朝的恐惧,是作者有意采取的曲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