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末民国法科教育变迁看国家主导地位

清末民国时期法科教育进入了大发展时期,国家在学校设置、师资、经费等多方面都起到了主导作用。由于清末民国时期法科教育发展急功近利,出现了一些弊端。但国家在法科教育发展中的主导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这一点对我国二十一世纪的法科教育有所启示,尤其是民国时期"培养教授高深学术、养成法政专门人才"的理念,为我国大学扩招以后法科教育所处的尴尬境地提供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     

“形式”转换:从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

从俄国形式主义到布拉格结构主义的学术演变集中体现在对"形式"的不同理解上。具体而言,俄国形式主义将之阐释为以"手法"为核心的陌生化美学体系,布拉格学派则将之阐释为"结构"。仔细辨析他们的理论探索,可以发现两者间的联系是复杂的。在俄国形式主义内部,存在着从早期的"手法"到晚期的由"系统"整合"功能"的转变;在布拉格学派内部,存在着将"系统"改写为"结构"的转变,进而把形式主义改写为结构主义的转变。在上述转变的基础上,布拉格学派继承并超越了俄国形式主义,建立了成熟的结构主义理论体系。     

"延安学研究"笔谈

编者按:20世纪80年代,著名诗人贺敬之最初提出了延安学的概念,后来郭必选等人对延安学研究作了初步展开,并引起理论界的高度关注.但时至今日,关于延安历史(主要指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的历史)的研究,仍然归属在中共党史研究范围内,事实上即使是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间发生在延安、并与当时国家政治和后来新中国的建立有关的历史,以及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承传,中共党史也是无法全部含概的.为此,我们倡导建立"延安学"学科,本刊特将过去开设的"延安时期研究"等栏目和"延安精神研究"、"中共党史研究"栏目中的有关内容整合为新的"延安学研究专栏",为有志于延安学研究的学界同仁搭建平台,欢迎海内外学者不吝赐稿.     

在政学、文史、古今之间——吴组缃、林庚、季镇淮、王瑶的治学路径及其得失

现代中国学者的治学路径及功过得失,除了深受当下政治体制与思想潮流的影响外,还严重受制于其工作单位与学科文化。20世纪50至80年代北大内部思想潮流与教学体制的激荡,凸显了"文学教育"的发展空间及可能性。吴组缃、林庚、季镇淮、王瑶这四位学者共同活跃在当时的北大中文系,有着大致相同的教育背景与生命轨迹,却又有着不一样的学术路径。我们可以借助政治与学术、文学与史学、古典与现代这三个特殊角度,探讨他们的治学路径,直面这一代学者的困境,关注其学科文化的特殊性——包括他们的努力与挣扎、贡献与局限。通过对老一辈学者足迹的辨析,我们得以触摸此兼及古今、贯通文史、关心政治的学术传统,明白其中的利弊得失。     

"金石学"在现代学科体制下的重塑

中国历史上对古器物与古文字的研究由来已久,并且在范围和方法上不断有所改变.晚清西学的波击,使从事斯学的学者开始对比参考西方类似的学术研究.学科体制的建立促使热衷于金石之学的学者开始勾画一门独立的学科."金石文字学"、"金石学史"、"金石学"等学科名称逐渐出现在时人的论述中.民初学者似已完全接受分科治学的观念,不断尝试撰写金石之学的教科用书,但对既往金石之学的叙述却无法达成共识.金石之学立足于现代学科之林的企图失败了,却在考古学史上留下了"曾经作为一门学科"的印迹.     

"科举学"研究与教育考试改革

在科举时代,科举成为整个教育制度的重心.科举对今天的教育制度仍有消极和积极的影响.由于科举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因而,"科举学"近年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门专学.主要研究问题集中在科举对现代教育及教育价值的影响;科举考试与素质教育的关系;科举与高考的比较与借鉴;科举与自学考试的比较与借鉴."科举学"研究对现代考试制度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建设的多维路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从多方面全面推进,从而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学科、学术和学位平台. 第一,明晰意义.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建设的价值意蕴.设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二级学科,有利于丰富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科内涵;有利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特别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为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提供有力的学科支撑;有利于凝聚学科人才,建设学科梯队,为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提供有力的学科支撑.     

关于建立"中国转型社会学"学科的设想——兼评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研究

本文从我国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学理论发展出发,认为现在已具备了建立一门作为"转型学"分支学科的"中国转型社会学"或社会转型学的条件,指出建立这一学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科意义.文章继而对"中国转型社会学"的理论与应用研究进行了学术梳理和定位,还对"中国转型社会学"的研究与发展的技术、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作了学理分析和前景展望.最后,提出了中国社会学家应抓住转型期社会创新所提供的学术创新的机会,发挥社会学家的想像力与社会观察力,以实现社会学者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     

"方志"观的历史演变——兼论方志的学科属性

方志的学科属性是方志学发展中的关键问题.长期以来,人们着眼于方志的某些局部特征,或以方志归属历史,或以方志归属地理,实际上忽视了方志的本质特征,即方志本身的学术追求.自方志产生之日起,方志本身就存在一个跨学科的、全面反映地方情况的学术追求.宋以后方志为"一方全史"的提出,并非是志书变成了史书,而是方志追求内容完备化的必需手段.章学诚与戴震的争论,长期被人们用作清代方志史地之争的依据.实际上清代并没有一个与历史派对立的地理派.民国时期,学者们努力用现代学科观念来判定和改造方志,但无论是历史说还是地理说都有其局限.在各学科强调跨学科研究的今天,方志与各学科的联系更加密切.但方志所追求的多学科综合,全面记述地情的学术追求恰恰又是方志区别于它学科而独具的特征.     

宋代永嘉学派的经学传承及思想演变

永嘉学派是宋代重要的学派之一,是浙东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永嘉学派的形成与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在学术思想上随着宋代学术思潮的变迁最终由师从二程性理之学转向注重经制、事功之学。这种转变经由了北宋中期、两宋之际、南宋中前期几个主要阶段,在每个阶段,其主要代表人物如王开祖、周行己、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人,其思想主张与内涵尤其是在经学诠释及思想重心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其中,北宋的王开祖、周行己等"永嘉九先生"为奠基者,他们一般都注重心性之学,而南宋前期郑伯熊、薛季宣等是永嘉学派由心性之学转向事功之学的关键人物,南宋中期陈傅良、叶适则开始成为永嘉学派事功之学的集大成者。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夙敌"与"世友"——德、法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探源

德国或法国在某个历史时间段会更加现代一点,但从整体上讲,正是这种相互交替发展的进步才使得两国相互学习互补,使两国间没有一边倒的倾斜现象.这就形成了德法两国巨大优势和两国关系紧密的秘密所在.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浅论“你”与“您”

社会语言学将理想的语言模式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本文以R.Brown和A.Gilman的著名理论为出发点,以话剧对白及调查问卷为依据,对现代汉语中第二人称单数的使用规律作了初步的探讨。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苹果”和“桔子”——《周渔的喊叫》和《周渔的火车》对比解读

从小说《周渔的喊叫》到电影《周渔的火车》,我们应从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化的不同受众,以及文字和图象媒介产生的不同艺术形式来阐释两者的区别。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