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批判与价值彰显——卢卡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主题及其价值向度

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是在历史哲学语境条件下形成的一套反思性的批判话语,马克思主义与时代变革的关系是其话语活动的直接动因,总体性辩证法理论、物化理论和阶级意识理论是这种反思的核心主题,而意识决定历史是其反思的内在理念和逻辑归宿,这一点鲜明地凸现出卢卡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和价值向度。     

文化政治之外的政治:重思法兰克福学派中国之旅

对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国之旅,中西方学者都聚焦于批判理论之于中国的跨语境挪用潜力。对有些西方学者来说,批判理论的欧洲中心主义值得批判性反思,而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值得注意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在解释中国某些文化实践时必然出现错位。双方在强调批判理论的工具价值的时候,都无意识遮蔽了批判理论作为一种科学理论的知识学意义。实际上,中国注重实践智慧,而缺乏追求真理的传统。中国在开始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在科学技术领域中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诸多证据表明,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还处在相当初步的层级中。中国学术的未来辉煌,取决于坚持不懈地继续奉行"拿来主义"的长期战略,这需要决心和耐心,也是合乎中国实际的另一种文化政治正确。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现代性批判之维——以马克思和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为背景

现代性问题作为当前社会发展所遭遇的困境,已为众多思想家批判反思。其中,马克思与吉登斯的理论观点极具代表性。虽然马克思未直接使用"现代性"这一词汇,但他对资本运作逻辑的揭露和颠覆中,蕴含着对现代性的透彻分析及批判。受马克思的影响,吉登斯始终在"资本主义"历史语境下致力于批判和重建现代性,这是对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一种微妙的"继承"。两者关于批判解决现代性危机的探索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核心不谋而合,展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现代性批判维度,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密切相关。     

后现代的和后马克思的——波斯特信息方式理论中的复调语境

波斯特的信息方式理论首先是一种后现代语境中,以后现代主义诸理论为出发点的媒介文化的批判理论,具有后现代主义的一般特征,属于后现代主义的理论阵营。同时,由于波斯特将自己的理论直接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相承接,在肯定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同时又改造甚至置换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和理论范式,从而属于后马克思思潮或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营。这就使得信息方式理论处于复杂的复调语境之中。     

公共领域之中国神话： 一项基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文本考察的分析

多年来,公共领域理论作为分析中国社会和舆论现象的常用工具,引发了我们对理论使用方式的反思。阿伦特理论中对人的主体性的重新确立、反思和批判带给人类巨大灾难的极权主义起源、提出解决现代代议制民主困境的方案这三点共同形成了最初孕育公共领域理论的支架。哈贝马斯在阿伦特基础上建立起的公共领域理论则承载了更多现代社会的因素,既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大众民主的可操作性,又力图在制度层面取得突破。不过,在以当代中国的社会脉络和问题导向为中心而大胆使用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理论的同时,既要注重概念背后历史内容的探讨,又要警惕被单一框架的先见束缚住思维。应通过建立有实践内涵的话语空间将个人、社会与国家勾连起来,完成对公共领域理论的超越。     

实践:理论的历史实现形态

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反思自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且在近十年不断深入,这反映了学术界对当代中国的深层忧思,也反映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时代自觉。其实,任何实践都是基于某种理论而进行的,理论是实践的头脑、灵魂和精神内核,理论探索、理论的传播和运用属于社会分工的不同领域,实践是理论的历史实现形态。抛弃理论与实践二分的观念,理论先行,积极展开对时代的理论反思和理论引导,才能开启自觉的社会生活。     

马克思辩证法的本体论革命

辩证法作为一种独特的理论思维,有其存在的"本体论承诺".辩证法也就生成于对其"承诺"的"本体"的寻求、批判之中,因而辩证法总是与本体论纠缠在一起的.批判性是辩证法的内在本性,但这一批判本性,决不是一种对事物的简单否定和反驳,而是对其所承诺的"本体"所内含的"矛盾"的反思和批判.正是这一反思和批判,最终实现了马克思以人的生存方式为"根本"的实践批判的辩证法的本体论革命.     

后教学法语境中的教师理论建构

后教学法语境中的教师理论是教师在实践中所形成的一整套基本概念和归纳出的教学原则。教师理论建构是教师在教学实践中批判思考当今的理论、实证研究和教学经验,反思、修正自己的信念,吸纳新的理念,进而形成系统的教学理论的过程。     

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中介--论判断力在康德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康德写作《判断力批判》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弥合前两个批判之间的裂缝,在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从而完成他的整个批判哲学体系。康德通过判断力来解决这两者的沟通问题。在他看来,若在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建立联系,必须以实践理性为主导,用实践理性的自由影响理论理性占统治地位的经验领域。但是,若要沟通彼此,尚缺一个中介。而反思的判断力是可以担当此任的。反思的判断力之所以能够作为联结彼此的中介,关键在于它的一个先验原则———自然的合目的性原则。正是因为这一原则,我们才能够将自然界看成一个由低到高不断进展的目的系统,因而使得从自然到自由的沟通成为可能。     

读与被读:特定语境下的"文艺批评"生产——以"再批判"为例

1958年,<文艺报>组织了"再批判"专题."再批判"所显示出来的文化悖谬在于:每个人都只能生活在特定的历史时代语境中,并不自觉地接受着"他人引导".这是"再批判"能够生成的重要社会根源之一.     

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出场方式

在全球金融危机语境中重新召唤和追问马克思主义的出场方式,我们不能停留在文本解读层面,更不能简单锁定当年马克思的理论形态而不与时俱进.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当年出场的马克思思想形态是出场语境和出场路径的理论表现,三者之间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理论关联.今天,我认为应当从三个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出场问题:其一,从新旧全球化时代历史语境大转换中深度考察当年马克思思想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出场路径的差异;其二,如何从"改变世界"实践出发对新全球化时代新资本形态等重大问题的反思,构成新全球化时代"反思的问题学";如何在探索中国新现代化发展实践中形成新视界,构建以发展观为核心的新理论;三,以时代视野与当代中西哲学对话而重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建立一种对话式解读的新解释学.这同时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出场方式.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探索与重建——兼论马克思与尼采关系的三重变奏

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系统阐述过认识论理论，这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理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带来了困难。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诺和哈贝马斯分别从激活、发展和重建的角度重新阐发历史唯物主义，力图在各自的批判认识论中解决这一困境，其中马克思与尼采的关系变化作为隐形的脉络穿插于整个过程。卢卡奇利用对“理性”与“非理性”的分析解读马克思与尼采的对立关系，形成了极为复杂的主体性逻辑结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将马克思与尼采的批判理论相结合，在批判工具理性的过程中重新塑造了一种理想关系；哈贝马斯在由马克思发展并由尼采最终完成的认识论的自我扬弃的基础上试图重建一种以自我反思为基础的社会批判认识论。以马克思与尼采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关系演变为线索，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诉求，也是对国内尼采研究问题领域的扩展和完善，同时对国内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相关研究的梳理具有建设性的意义。     

"破"与"立"--后现代主义对"主体性"的解构与重建

面对现代主义对主体性的过度弘扬所陷入的理论困境,以及主体性原则在实践中的无度发挥所招致的灾难性后果,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体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致力于解构作为现代主义深层本质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解构现代主体性的同时,又努力在现代主义的"废墟"上重建自己的后现代主体性。     

批判理论的解放图景

批判理论虽然继承了启蒙的理性观念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意识,但是它也标志着对理性和革命问题的重新反思.不管是将革命使命赋予理论自身还是托付于艺术实践,也不管是寻找新的革命主体还是追求理想的谈话环境,批判理论都是从对现实的分析和认识之中表达社会的激进变化和人的解放兴趣的,这也标志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和重建.虽然批判理论并非统一性的思想,但是批判理论家都有一个更好的世界的构想.它并不仅仅局限在一个虚构的乌托邦上,而是可以变得更为激进,因为理论仍然趋向于具体的社会行动.     

交往行为的意义及其解释

交往行为是一种以语言为媒介,借助符号协调并通过行为者相互间对话协商以达成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的行为。对交往行为的意义理解既不能作自然科学式的因果解释,也不能非反思性地应用哲学诠释学的理解技艺。分享共同语言和共同语境,分享共同的社会规范和惯例,是交往行为的意义可以被解释（理解）的前提条件。因此,必须对哲学诠释学进行语用学改造,建立一种以意识形态批判和问题语境反思为特征的＂深层诠释学＂。深层诠释学是哲学诠释学的批判性扬弃,它坚持合理谈话的调整原则,坚持在交往实践的话语活动中持续不断地进行批判与反思。批判与反思作为哈贝马斯对诠释学的创造性理解,以及作为批判诠释学的解释方法与结果,遂成为哈贝马斯新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石。     

中国新旧文化思维方式的反差

思维方式,作为人类普遍的精神现象和人与环境的交互作用的产物,有着强烈的时代特征,这就决定了思维方式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从而也就决定了中国新旧两种文化的思维方式必然存在巨大的历史反差。研究中国文化的特点,对于克服中国旧的思维方式的弱点、参与世界其它先进文化的互动,对于实现中国思维方式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批判与反思——民族志求真历程分析

20世纪后半叶以来，人类学内部出现了学术反思潮流，传统民族志进入了一个实验性的时代。相应地，民族志求真历程也随着时代转换而彰显出来了。以批判和反思作为民族志走向科学道路的武器和方法，系统地阐释在批判和反思中民族志求真的历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科学的民族志理论范式。     

现代道德哲学主流研究方法及其困境

现代道德哲学研究脱离道德生活的困境的产生,和现代道德哲学所采用的主流研究方法有着密切关系。罗尔斯构建的建构主义研究方法和罗蒂提出的解构主义研究方法是现代道德哲学主流研究方法的两个典型代表。建构主义凭空构造的理论目标和建构程序决定了道德哲学研究对道德生活的背离——专业的道德哲学研究提供的理论不能被普通人理解,普通人也不能从道德哲学家那里找到解决道德实践问题的"标准答案"。解构主义的不断"重新描述"最终导致"自由"和"不遭受侮辱"成为仅有的道德追求,其他的一切道德概念都被偶然性消解了。因此,要解决现代道德哲学的研究困境,必须对其所使用的方法展开批判。一方面批判建构主义将理论目标直接作为理论前提的祛实践、非叙事的方法,另一方面批判解构主义将偶然事件作为实然前提的祛辩证、非反思的方法。     

人道的困惑——谈后现代主义对古典人道主义的反思与批判

对传统人道主义的反思与批判,是西方后现代主义的重要理论特征。这种反思与批判具有两重性。一方面,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和工具理性的泛化,生态和环境问题严峻地摆在了人类面前,使人不能不深刻地反省自己在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上的偏失。在这方面,后现代主义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但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的反思与批判又矫枉过正了。一味地否定人的主体地位,片面地追求人与自然的原始和谐状态,将使人失去创造性、失去尊严,从而回到人作为自然的仆役的前文明状态。     

文化语境视阈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

随着20世纪70年代西方翻译界出现的“文化转向”思潮,翻译这一术语得以重新改写与界定。将译者主体性置于文化语境视阈下,分析文化语境与译者主体性之间的互动关系。译者从文本的择取到文本的理解都或多或少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从翻译动机到翻译成品的推出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下时代文化语境的影响和操纵。因此,只有当译者在认同主流文化趋向的前提下,译者的主体性才能得以充分显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