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社区民主、完善社区居民自治的若干对策

扩大社区民主、完善社区居民自治的对策至少有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理顺社区居委会与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关系;创建自治型社区的组织体系,构筑新型社区治理模;探索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公益事业管理,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的渠道及其机制;培育社区民间组织,承接社区管理与服务的某些职能等六个方面。     

我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单元重构——兼对“自治单元下沉”论的反思

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是基层民主建设的重点之一,新时代的居民自治面临自治单元转换和重构的议题.社区作为自治单元的传统做法难以有效开展自治,自治单元下沉不一定能够实现自治,还面临着与法律制度的冲突.以社区社团为自治单元,一方面能够酝酿社会资本,再造公共空间,促进居民组织化参与,使居民自我行动起来;另一方面构建政府、社区居委会和社区社团的法团主义模式,三者相互支持,可以在现行法律和制度框架内实现自治与行政的耦合.这一变革构建了网络化、扁平化的自治结构,既具有现代化的自治导向,又可以维系国家在基层的权威.     

利益相关:城市居民自治的内在动力

利益相关是城市居民自治有效实现的内在动力。城市居民参与的实质是利益参与,利益关联越紧密,居民参与的动机越强烈。利益需求、经济利益和公共利益都是影响居民自治程度的重要因素。从利益相关的角度来看,居民自治的历程因利益关系变化可以分成两个阶段:一是居民利益"单位化"时期,居民自治表现为有自觉性但缺乏自主性;二是居民利益"社区化"时期,居民自治的自主性有所增强但自治性不足。     

商品房小区居民参与的微观机制--对三个小区的实证研究

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动机是出于对自身当下利益的保护和通过参与获得更大利益的预期.对D街道商品房小区的研究发现,居民政治参与总体较弱且结构不均衡;经济参与较强,相当一部分居民有搭便车的心理.激励业主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举措是建立"选择性激励"机制,奖勤罚懒;注意培养小区精英;培育社区共同利益;以社区为选区,遴选人大代表或政府官员;转变政府职能,发育社区公共空间,使社区自治组织真正成为居民利益的代言人.     

社会转型时期城市社区自治的若干问题与思考

社会转型时期城市社区自治存在的诸多问题主要源于传统行政体制的惯性对社区自治空间的挤压和城市社区自治组织的嫩弱。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为城市社区自治营造良好的自治生态环境,让政府真正从城市社区的一般性公共事务管理中退出,重塑社区自治组织的权威,不断提高城市社区自治组织的自治能力,是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     

行动者视域下社区居民自治的发展样态与集体行动

社区治理面临从“国家-社会”到“行动者”的视角转换,把居民自治放入社区行动者关系网络,能够更好地看到居民自治的发展样态及其变迁过程。研究发现,自治权即社区公共事务的决定权和行动权的配置状况,是衡量自治程度的核心变量。行动者对自治权的分割形塑了行政主导型、市场导向型、社工给予型、混合杂糅型和社区自治型五种社区治理类型,产生了不同的自治效果。社区居民自治是多元行动者集体建构的过程,行动者的互动关系促成了新的自治空间的产生。为有效推进自治,相关主体要重塑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和功能,以激发居民的主体性为宗旨,充当好自治的引导者和协助者,始终围绕“如何使居民自我行动起来”这一核心命题展开。居民则要充分借助外部力量,不断激发内部潜能,依托自组织行动起来。从这个意义上看,未来社区居民自治的表现形态可能是复合型社群自治。     

"解码"基层群众自治困境:城市社区公共参与的内外分隔逻辑研究

基于2019-2020年于南京开展的"城市社区参与和公共性"调查,分析了主导社区内部参与的社会认同逻辑与主导社区外部参与的资源制约逻辑对社区公共参与分化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关键少数命题——代际和性别因素对不同类型社区公共参与影响路径不同,社区公共事务卷入的主体更可能是男性和中青年居民.(2)社会资源命题——社会地位认同对小区内部公共事务的参与具有积极作用.(3)经济资源命题——居民收入对小区内部公共活动参与具有抑制性,但会提升外部公共事务参与度;小区房价对小区内部公共事务参与具有限制性,但会提高外部诉求层级.(4)行动资源命题——社区内部社会资本与外部公共渠道之间具有替代和补偿效应.从社区内部参与的下沉性和外部参与的收敛性角度揭示了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分隔如何制约公共参与层次,内外有别的参与逻辑为理解城市社区的公共性转向提供了更细致的分析框架.     

城市边缘地带“村改居”后的“村民自治”研究——基于济南市的调查

“村改居”后的社区,是按照“居民自治”的规则治理,还是按照“村民自治”的规则治理,是我国城市边缘地带“村改居”后的社区治理普遍面临的难题。本文探讨了“村改居”后的社区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按“村民自治”规则治理的合理性;分析了“村改居”后按“村民自治”规则治理面临的诸多难题;提出了政策建议:将“村改居”社区纳入城市社区建设视野,并作为社区建设的突破点和创新点;逐步将社区居民委员会与社区企业及有关经营开发行为分开,将社区的公共事务管理和社区企业经营分离;完善有关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并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一套具有起、承、转、合功能的基层社会自治基本法规体系。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求体系的实然与应然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求体系的实然状态是:生存需要和安全需要层次的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数量和质量在不同类型社区间存在一定差距;植根于现代社会资本基础上的公共交往阙如;尊重需要争自我实现需要层次的社区公共物品失去了自治的性质,居民难以获得权利、声望和地位.因此应合理界定政府和社区的职责权限、加强社区硬件建设、构建社区安全和保障体系、积极培育社团组织、建立健全利益表达性组织,以满足居民的生存、安全、交往、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试论我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制度的构建

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已经形成全国上下的一种共识,但如何自治?应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治理结构才能实现自治?这是我们当前和今后都需要花大力气去做的工作。社区自治制度的建设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创新。要实现这种社会居民自治模式,当前尤其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开展工作(1)建设完善居民参与的机制;(2)大力培育社区中介组织;(3)对社区居民自治组织进行重组、改造;(4)加强政府在社区建设、社区自治方面的推动作用。     

河北省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有效制度的形成及相关政策研究

社区居民自治有效制度是指一套能够合理配置和有效实施的社区居民自治制度。河北省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有效制度形成的实践基础,主要是作为后发城市社区居民实际参与自治的程度,而理论依据在于居民自治主体制度的应然和当然性质,以及社区组织的结构化。其形成机制主要包括社区自治理念培育机制、社区组织协调发展机制、社区服务多元合作机制以及社区评价监督机制。其相应的政策推进预期为:将社区发展纳入中长期发展规划,加大财政投入;规范政府对社区的指导职能;合理配置和落实相关制度,促进社区相关组织适度发育;加强社区文化建设,推进无形制度向有形制度的合理转化。     

利益相关:居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动力基础

城市居民有多样化、多层次、多类型的相关利益和利益相关性,这些利益是居民自治的前提和基础。居民从国家、城市、城区、社区、小区、楼栋和邻里获得的相关利益和利益相关性依次递减,相关利益和利益相关程度决定了在社区以上单元适宜实施代议制;在社区可代议,也可自治;而社区以下单元最适合自治。以项目、活动、平台为载体的自治,以趣缘、业缘、奉献利益为引导的自治是比较有效的自治形式。多样化、多层次、多类型的相关利益和利益相关性决定了多元化、多层次和多类型的城市居民自治体系。居民自治取决于相关利益,自治有效性取决于利益相关性,两者的组合决定居民自治最有效的实现形式。     

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自治的参与不足:困境与突破

城市社区自治是为应对城市传统治理体制失效而进行的制度变迁,其治理成本较低,且更能满足社区的内在要求。实现社区自治的关键在于社区居民的有效参与。但在社会转型期,由于社区自治组织的“准行政化”及社区内的社会关联度较低,致使社区参与严重不足。克服参与不足不仅要理顺政府与社区的关系,还要通过培育社区自治组织,发展社区意识来构建社区内的社会关联。     

协商民主:居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运转机制

长久以来,居民自治受制于原有的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整体的发展相对缓慢,以行政化为导向的社区管理占据着主导地位,导致自治组织弱化、自治功能萎缩、自治制度空转。居民自治面临"成长的烦恼"和"制度的瓶颈"。不过,随着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社区自主空间增大,居民的参与意识增强,制度创新的实践增多,各地涌现出一大批以自治化为导向的社区改革,其中带有"协商民主"元素的居民自治实践最具有启发意义。追根溯源,这些实践是协商民主与居民自治相结合的最新产物,是居民自治遭遇困境后,在实践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结果,更是未来居民自治得以有效运转的重要资源。     

规模适度:居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的组织基础

居民自治的有效实现有赖于适度的组织规模。当前以社区居委会为核心的居民自治造成自治单元规模过大,居民自治的直接性、群众性难以实现,进而降低了居民自治的效率、效能和效力。因此,寻找适度的组织规模是推进居民自治有效实现的关键和基础。当前涌现出的院落自治、楼栋自治都是对规模适度的探索,这些探索为我们推进居民自治的有效实现指明了方向,即在推进社区自治的同时,将自治单元进一步下沉,大力培育社区以及小区等社会自组织。     

后单位社会下城市社区意识的重塑

培育居民的社区意识有助于协调社区阶层间的利益和矛盾,维持社区的和谐与稳定,降低社区治理的成本。当前城市居民的社区意识还较为低迷,具体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社区认同度不够,社区公共理性缺失,社区参与率不高,社区满意度偏低。浓厚的单位意识而低迷的社区意识制约了城市社区建设的发展。破除单位社会后遗症需要加快社区意识重塑:培育社区组织,重构精神家园;拓宽社区参与,深化社区自治;培育社区资本,促进社区发展;开展社区教育、重塑公共理性。     

和谐社区建设中的居民自治问题初探

在和谐社区建设上,要把扩大社区民主、完善居民自治、增强基层社会建设和管理的合力作为根本环节。只有创新社区组织管理体制,把社区的政治资源加以整合,构建一种高效、民主的社区组织管理体系,才能积极推进社区居民自治,为建设和谐社区创造条件。文章提出了在社区组织管理体系中设立“一个核心、一个大会、三个机构”。这个“议行分设”的新体制,能够更充分、更直接地发挥表达公众利益、维护社会公益、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的作用;它体现了社区管理模式的创新,使社区自治组织更加健全,自治功能更加完善,必将推进社区居民自治的进程。     

赋权社区:居民自治的一种可行性路径——以湖北省公益创投大赛为个案

社区居民自治水平和自治能力一直是学界所关注的议题.以湖北公益创投实践活动为个案,引入赋权理论视角,讨论了社区建设困境及出路,认为社区“失权”是居民自治水平低下的主因,而随着制度、经济、技术与心理维度上外部赋权的介入,能够利用社区公益组织载体,有效激发社区自我赋权,从而提升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与自我服务的能力.     

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社区居民自治是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居民的权利,也是当前加强城市社区建设的目标和原则之一。社区自治的组织形式是社区居委会。社区居民和社区居委会通过行使民主选举权、社区事务决策权、日常管理权、财务自主权、拒绝摊派权和     

"社区参与"的微观机制研究

研究“社区参与”的大部分文献属于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范式 ,对“社区参与”问题的经济学研究特别有意义。经济学认为“社区参与”就是理性经济人生产和分享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机制。博弈论分析认为社区居民参与程度由居民分利能力决定。社区参与各个主体在“效用最大化”的驱使下 ,展开了公共利益创造和分享的博弈 ,其博弈均衡是分利能力较强的居民能够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和建设 ,分利能力弱的居民对“社区参与”比较消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