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权、国权与民权之间的变奏:以康梁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立宪派领军人物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他们在君权、国权与民权上的观念有所差异,康有为的君权思想始终较浓,而梁启超的民权意识日盛,他们的思想对维新变化法有着极大的影响.     

梁启超的民权与宪政思想

梁启超反君权,倡民权,将民权建立在国家主义的基础上。其民权的主要内容是自由,自由是天赋的权利。开民智是民权实现的观念条件,完政是民权实现的制度条件。设议会、立宪法、司法独立等都是为了保障民权。梁启超的民权与宪政思想并不完全是西方式的,其中包含有传统法文化的因素。     

传统与现代的创造性整合——论梁启超的民权观

在"欧风美雨"的侵淫下,与其他所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梁启超把西方传入中国的一些政治观念作为救治中国的一剂良药,而民权和国权则是他经常使用的药引之一.梁启超利用中国传统民本资源将西方近代勃兴起来的权利思想加以改造使其中国化,并赋予它新的含义.民权的宣传和实践增强了近代中国人民的权利意识、为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变迁及选择提供了理论性指导、说明了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必须从一国国民的现代化做起.     

流亡时期梁启超的宪政思想

在近代中国宪政史上,梁启超无疑是一位最具代表性且影响十分深远的人物,这样说并不是由于他取得了多少改变历史的事功,而是由于他那独具特色的宪政思想.诚然,如同其整个政治思想一样,梁的宪政思想也具有"善变"的特点,但他的善变与其说是出于"太无成见"的思想性格,不如说是根据其日益更新的关于外部世界的认识所进行的自我调适和择善而从.他的调适始终围绕着一个既定的中国目标,那就是:易专制政体为立宪政体,变传统封建帝国为近代宪政国家.鉴于梁的宪政思想作为其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虽已受到一定的重视但研究尚嫌不够,同时鉴于梁氏亡日期间特别是自离开祖国至1907年之前的一段时间是梁氏就宪政问题进行集中思考和理论阐发的时期,本文以为有必要对上述时期梁氏宪政思想作展开进一步的探讨.     

梁启超的民权思想与其“新民”理想观

梁启超思想复杂多变,既有反复之处,也有精进之象,其坚持民权思想则是一以贯之的.他明确地将民权与御侮救国,即思想文化上的启蒙同现实的救亡图存有机结合起来,这表明其本人的思想已经超越了维新范畴.他把国民与奴隶予以区分,致力于使民众彻底根除"奴隶性"、抛弃"奴隶行",而成为国民.后来"五四"新文化倡导者展开国民性讨论,揭露和批判国民的劣根性,实际上是对梁启超这一思想的发展.他的"新民"理想观其实比康有为的"大同"理想,更有理论深度,更有历史意义.     

梁启超辛亥前后思想变化的实质与表象

<正>在风云变幻的近代中国,梁启超素以“善变”而知名。对其变,褒之者誉其紧随时代潮流,贬之者责其看风使舵,罪莫大焉,就连梁启超本人亦往往“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自嘲,弦外之意,肯定现在,否定既往。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梁启超终其一生的多次变化这一奇特现象缺乏深切理解,无法作出公正的评价。本文拟透过梁启超对辛亥革命的回应这一短暂的瞬间,力图揭示梁启超“善变”的真实心迹及真正原因。     

试论梁启超辛亥年游台之影响

1911年梁启超访问台湾,与台湾雾峰林家以及栎社诗人有广泛接触和交流,对殖民地台湾的政治、文化、文学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根据新近发现的一批梁启超与林献堂往来书札中所发现的相关新材料,证之两者间的影响所在:政治上鼓励台湾文士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具体对抗策略,文化上强调祖国文化的传统和联系,文学上推广诗界革命的理论与具体的写作技巧。     

吸收与创见:梁启超进化论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梁启超的进化论思想受各种因素影响,前后变化明显,而且涉及的层面和内涵也不一样。作为一种认识论和发展观,他的进化论思想来源是多元的,既吸收了公羊学说、西方进化论等思想的合理内核,又经由对日本、美洲、欧洲等社会的观察和认识,融会贯通。他的思想形成的路径,揭示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强势文化时心灵的阵痛和调适。     

五四前后曾琦与梁启超的关系

曾琦心仪梁启超,列其门墙。由于对研究系期望颇殷,曾琦在留学日本期间及回国之后,与研究系走得非常近。其间的曲折促使曾琦另谋发展。梁启超退出政治,仍不忘情政治。屡屡受挫,似应歇手。但国共合作局面下的激进态势,催逼梁启超欲罢不能。曾琦等回国发展,且声势颇著,双方有联手之意,然梁启超已心有余而力不足,政治事业只得俟诸后生。     

章太炎与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比较

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风潮中有两种民族主义思想,一是以章太炎为主要代表,主张以文化别种族,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它虽然为辛亥革命的总爆发起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但这种具有种族复仇倾向的大汉族主义情绪又对辛亥革命的进程与结局产生了相当消极的影响。二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代民族主义,摆脱了传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束缚,强调民族国家观念,主张各民族平等、共同奋斗的大民族主义,把追求中华民族的独立、民主和富强作为革命的终极目标,体现了中华民族意识的真正觉醒。     

晚清中国民权话语的形成

"民权"一词在中国的出现并非源自日译,而是来自传教士的翻译,较早见于1837年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民权"起初并不固定对应于某一个词汇,在意义上与"人人有自主之权"相对等,其内涵不出自由、平等、权利、Democracy之外。迟至戊戌时期,国人在是否倡导民权的问题上远未达成共识。随着"梁启超式的输入"所产生的刺激作用,自戊戌以迄辛亥,倡言民权已经不再成为问题。清季十年,国人开始重新结构君、民、官、绅的基本秩序,在"民进君退"的历程中,民权最终在新的秩序安排中成为国家建制不可或缺的一块基石。     

现代性与梁启超的佛学思想

近代佛学复兴是传统中国对现代性问题挑战的一种回应。梁启超以佛教的理性化、入世化、科学化、多元化因应现代性挑战,将佛教纳入了现代性的新框架中;另一方面他又看到了过度现代性导致的精神危机,于是他又拒斥现代性,研究以佛教为主的宗教哲学与人生哲学来陶冶心性。现代性的挑战,一方面给佛教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促成了佛教的新发展,另一方面又给佛教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甚至威胁到了佛教的生存。     

梁启超公债思想探微

梁启超的公债思想是极为丰富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理论。梁启超的公债思想体现在他对公债的某些认识上,如公债是一种有价证券、公债的种种用途、公债发行的必要性、发行准备、偿债基金法的偿还方法等。     

福泽谕吉与梁启超国民思想之比较

福泽谕吉与梁启超作为日中两国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两个启蒙思想家,其思想表面上具有众多相似之处,但却存在着实质上的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说,福泽切断了国家现代化和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得以实质性地全方位地吸收西方文化;而梁启超接受民主思想却未信仰自由主义,他一方面关心的是建立团结强大的民族国家,另一方面又陷入国家现代化与儒家传统文化的两难抉择之中。     

梁启超与五四运动

梁启超对整个五四运动都起了巨大而全面的作用：梁启超直接点燃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而北京大学是由康有为、梁启超所办强学会官书局演变而来;以《新青年》为标识的一代新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他们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梁启超的影响;五四运动的两大旗帜是“民主”与“科学”,而作为“新思想界勇士”的梁启超正是这方面的先驱;梁启超领导的政治派别研究系也与五四人建立了密切关系。     

梁启超民族凝聚力思想研究

梁启超的思想启迪了一个时代,特别是他团结、自强、爱国的民族凝聚力思想更是深入人心,给人以深深的启示: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是民族凝聚力的坚实基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国家统一、民族富强是民族凝聚力的强大基石,经济基础是一个国家民族凝聚力的坚强后盾,爱国团结、自尊自强是民族凝聚力不竭的力量源泉。     

离合之间:梁启超与西方自由主义

梁启超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关系表现为离合之间。他的自由观具有如下特征:一是附会性,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自由”采取附会之理解;二是游离性,没有始终如一地抓住西方自由主义的根本价值———个人主义;三是松散性,没有系统的文章或著作介绍西方自由主义;四是矛盾性,一方面是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对立)流派的态度不一,另一方面对这些思想的不够忠诚。这些特征,并不是梁启超独有的,而是过渡时代之知识分子的整体特点。造成这种整体特点的主要因素有二:一是社会主题的演变;二是社会流行思想文化的庞杂与浮浅。     

梁启超与中国早期新闻思想启蒙

作为近代"思想界之陈涉",梁启超代表了中国新闻学启蒙时期的最高认识水平,他系统阐述了报馆之责任、职能、地位、宗旨等议题,对当时报业状况作出深刻批判,进而提出报馆、报人之标准.梁启超对近代报业之兴起作出了重大贡献,是中国早期新闻思想的集大成者.     

清末梁启超新闻自由思想述论

在清末这样一个思想激荡的时代,新闻自由思想无疑是诸多思想中的一种。梁启超以其办报之多、专论之多、见解之深刻,是当时新闻自由思想界当然的集大成者。因此,清末梁启超的新闻自由思想就显得格外重要,另外,除了其本身的重要性外,弄清清末梁启超的新闻自由思想,还可以透视当时的新闻自由思想界状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针对目前学界对这方面关注力度不够的现状,本文通过对清末梁启超新闻自由思想的研究,试图增进我们对这方面较为深入的了解。     

梁启超的社会教育思想刍议

梁启超认为社会教育能起到开启民智和"新民"的作用,并认识到报刊、图书、图书馆和学会的社会教育功能,还重视社会教育的大众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