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文天祥“黄冠故乡”之谜与朝鲜儒士的解读

元官修《宋史·文天祥传》将邓光荐《文丞相传》的叙述,删节编改,生造出文天祥“黄冠归故乡”之说,弄清其史源,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朝鲜正祖御撰《宋史筌》,因惩处洪启禧,而摒弃其《文山先生详传》中的说法,沿袭《宋史》之说,致使朝鲜儒士多不质疑“黄冠故乡”说,而是给予各种解读,诸如为宋复仇说、效仿微子与箕子之“教化说”“时义说”等,丰富了对“黄冠故乡”之理解,也有助于深入探讨文天祥之生死观。文天祥的忠诚节义精神,契合朝鲜王朝后期“尊周思明”的政治文化,因而他成为朝鲜儒林关注的中国历史上重要人物之一。     

“亲亲互隐”的迷局

父亲违了法,儿子该怎样做？或者,儿子犯了罪,父亲又当如何？这问题很早就在困扰着人们。《论语·子路》篇的一条记载就是好例：     

金文套辞“严在上,翼在下”浅析

西周晚期铜器铭文祝嘏辞中常出现"严在上,翼在下"等套语。根据对晋侯稣编钟和四十三年逨鼎等新出铜器铭文的研究,可以推断"严在上,翼翼在下"是此类套语的最完整表达,同时可省略为"严在上,翼在下",进一步省略为"严在上",或表达为"严在帝所","严"和"翼"均当训为"敬"。《诗经·六月》中与之对应的"有严有翼"也当释为"敬"。     

“折衷众论,求归一是”——论薛凤祚的中西科学会通模式

明末清初,相继出现了中西科学会通的三种主要模式。其中,薛凤祚"熔各方之材质,入吾学之型范"的会通模式特色鲜明。理论上,该模式反对拘守中国传统科学,主张"折衷众论,求归一是";实践上,该模式选择以哥白尼日心说为基础,制定并实施自己会通中西的原则,大幅度改进历法的算法,以应用统领会通等。该模式完全可以推广,用来作为处理中西方文化关系和进行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方针:既不是西体中用,也不是中体西用,而是一方面对"用"持一种"折衷众论,求归一是"的开放态度,或古为今用,或洋为中用,关键是求道理的正确、有益、有效,毋须拘泥于中西、新旧;另一方面,"体"不等同于"传统",也不囿于"传统",而是以"用"促"体"、以"用"养"体",在"用"的促进下,"体"永远处于一种"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永恒发展状态。     

秦汉时期刺客叙事的变迁——由《史记·刺客列传》到“汉武梁祠画像”中的“要离刺庆忌”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收录了五位历史人物,而出现于东汉桓灵间武梁祠画像石上的属于"刺客群组"的则有六位,与前者相比,后者所多出的为刺客要离。由《战国策》、《吕氏春秋》至《史记》、《说苑》、《汉书》,再至武梁祠画像石"要离叙事"的变化,可见"要离"未进入《史记.刺客列传》,是司马迁经过考虑而选人入传的结果。在司马迁身后,汉人对其所书写型构的"刺客世界"并未终止,刘向《说苑》中出现了将此五位刺客义士打散后重编的思维与叙事新编。在从《史记》文本叙事到武梁祠画壁画像叙事之间,"要离"重新被型塑并经历了由"刺客之外"到"刺客之内"的角色转变历程。     

“木斋曹植说”之产生缘何可能——在《古诗十九首》研究史的坐标里

"木斋曹植说"因突破以往诸说而受到质疑,然将其置于《古诗十九首》千年研究史中观照,此说自是学术史积累与个人创新两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由学术发展史、时代文化变迁、个人学术史等三重因素考量,言此说为标新立异,毋宁说更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     

东北官话是如何“被制造”成“通古斯语族”语言的——日本保井克己《满洲·民族·语言》(1942)“音韵推移”说

日本学者保井克己《满洲·民族·语言》(1942)运用比较语言学理论研究东亚诸民族语言的音韵推移说,因为主题先行,硬把不是同一语系所属的语言如汉语东北官话牵扯进通古斯语族中,很显然是个虚假的命题,是刻意建构殖民语言学理论体系的有力证据。上奥留辅《日满会话》(1933)将东北官话制造为协和语,亦与之相关。日本一些学者秉承日本军国主义旨意,从语言理论上为大东亚共荣圈服务的意识昭然若揭。探讨虚构通古斯语族的来龙去脉,要从比较语言学传入日本说起。德国甲柏连孜《语言学》(1891)与日本上田万年《语言学》(1896—1898)比较语言学理论相承关系清楚。上田万年《语言学》构建一个完整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框架,确立了东亚语言学范畴,而《国语学の十讲》(1916)则是他实施东亚语言学的具体纲领性文献,具有超级日本语系倾向,后来演变成大东亚共荣圈语言学理论意识,因此而造成了虚构通古斯语族的恶果。这与当时真正的比较语言学理论意识是大相径庭的。     

对《懒寻旧梦录》中一件“往事”的辨析

夏衍《懒寻旧梦录》中有一段回忆,是关于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提到的那次著名的与"四条汉子"会面情形的,至今已经为一般现代文学研究论著广泛采信。但是,通过与其他当事人的叙述及相关史料的比较、辨析,认为夏衍的回忆存在着三个方面的疑点,本文对其分析判断是:阳翰笙、周扬、田汉和夏衍约鲁迅谈话的主要目的不是汇报工作,而就是鲁迅所说的"特来通知"他胡风是"内奸";田汉参加见面并非不请自到;欢迎藤森成吉的宴会及鲁迅、田汉在宴会上的表现,在搜寻其他佐证并不困难但却搜寻不到的情况下,只能作为孤证而存疑。     

“他者”的缺失:从《坛经》看禅宗衰落原因

从“他者”的角度,在比较禅宗和犹太教的基础上探讨《坛经》,揭示禅宗衰落的原因。“见性成佛”,撇开了佛祖这个“他者”的介入,导致操作上的“大而无当”和“无相戒”的盗用。“无善无恶”、“无人我”等思想,注重的是个人的解脱,不关注“他人”和由“他人”组成的社会,导致社会基础的削弱。     

在身受历史中解读历史——读《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

一位学者说:自传或回忆录是保留当代史料的最好方式。对于发生在40年前的“文革”,对于当代中国史上具有特殊意味的“十年文革”,在经历了80年代的“近距离摈弃”和90年代的“远距离反思”之后,留下的惟有“两处茫茫皆不见”的寥落景象。在论坛上的羽矢如落花般消失的时节,一部     

“他者”的悲剧——《八月之光》的一种伦理学解读

真正的"他者"概念在西方哲学中长期处于被忽略的境地,伊曼努尔·列维纳斯在对传统哲学总体化倾向进行批判的过程中,试图建立一种面对他者的伦理学。威廉·福克纳《八月之光》的描写的是有黑人血统嫌疑的克里斯默斯被白人社会所压制并最终毁灭的悲剧,本文借鉴"他者"哲学的伦理学立场,分析克里斯默斯所遭受的双重家政学暴力,从而更深刻地理解福克纳对现代性的批判。在莉娜身上,作者展现了来自古老世界的神圣之光,这一理想蕴含着希望与作者的信心,同时体现了列维纳斯以对他者面容的好客性来实现超越的伦理学取向;莉娜的生产,则正符合列维纳斯在爱欲、繁衍中所给出的未来指向。我们看到"他者"伦理学对于解决人类族群冲突的一种可能。     

文学“感伤”：时代主流话语里的艰难表达——孙犁的《琴和箫》和一段沉痛“肃托”史

孙犁小说《琴和箫》蕴藏了一段沉痛的“肃托”历史，但是这点被作家敏感的文学个性及表达层层遮掩。文章从其不断的历史叙述及其蕴含的矛盾中，发现了这段历史与文学伤感的真正内涵，揭示了作家对主流话语中的某些因素怀着深层戒惧。     

“绘事后素”辨——对《论语》一处译文的商榷

目前《论语》的各种版本对“绘事后素”的注解有很大不同,妨碍了读者对经文原意的正确理解,实有辨正之必要。综合可靠的文字证据、现代绘画色彩技法、文言虚词用法、历史文化知识及对《论语》内容的分析,文章对该句作了重新翻译。     

改造与重塑——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文学作品中的“戏子”群像及其功能性特征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文人面向工农兵作最民间的写作,要让不识字的战士、工人、农民也能通过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等方式成为意识形态宣传的接受者。主流文艺政策对"戏子"的改造与形象的重塑影响深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纲领性的文艺政策统帅了解放区乃至当代文学,也渗透到表现"戏子"生存状态的作品中。新与旧的二元对立为作家们开拓出另一种表现空间,文学作品中的"戏子"形象被不同的作家以不同方式重新塑造。     

社会性别思想在“摘要”和《起源》中的呈现——兼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性别思想的内在关联

马克思的"摘要"和恩格斯的《起源》都是探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关系的经典之作,更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集中探讨社会性别问题的典型作品。然而,在马克思恩格斯社会性别理论研究者,特别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研究者的眼中,两部作品却是截然分开的,后者的受重视程度空前,被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研究的"圣经",而前者相对是被忽视的。事实上两者之间具有明显的逻辑关联和思想关联,将这一关联揭示出来,对于探讨马克思恩格斯社会性别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俯仰宇宙审美观照源起之再追索——从《诗经·大雅·旱麓》的“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谈起

俯仰宇宙审美观照的源起不止于《易传》,还应上溯至殷周之际的《易经》。《诗经.大雅.旱麓》的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这一兴象,标志着俯仰宇宙审美观照的确立和形成。《易经》之《观》卦,为其源起提供了三个前提条件:1)共同的宇宙观背景:在易卦是上下四方的规范而有序,在《诗经》是上下四方观念之成熟;2)共同的核心观念:《观》卦之观我生与《旱麓》岂弟君子均指向道德自律、亲和臣民,及在此基础上六四爻辞观国之光、岂弟君子,遐不作人相应,可谓一脉相承;3)《观》卦之观首创兴的规范化形式,规范兴从自然物象向人文事象引申。从接受美学的观点看,以上三个前提可视为间接接受;鸢飞鱼跃兴象的整合对以鸟、鱼为兴象的爻辞,可视为直接接受。     

非洲人的“天人合一”观在《所罗门之歌》中的体现

莫利森的小说《所罗门之歌》所体现了“天人合一”观。在《所罗门之歌》中,只有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获得人与自然的和谐并因而取得内心的和谐,人类才能在认同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的基础上,确定自己的轨道,促进个人与种族的发展,进而实现人类灵魂的整体飞跃。     

玛丽·特纳：“疯狂的家庭主妇”——《野草在歌唱》的后精神文化透视

莱辛在《野草在歌唱》中塑造了中年已婚女性玛丽·特纳这一个“疯狂的家庭主妇”形象。作为欲望主体,她不但与自我无法调和,和她所在的社会和环境也无法调和,最终走向了疯狂和死亡。从后精神分析理论来看,其悲剧的实质是：镜像阶段中他者的出现使主体产生对他者认同的欲望,这种欲望永不止息但又无法获得满足;在俄狄浦斯阶段所经历的主体欲望和现实法则的冲突使欲望主体进一步压抑和异化,从而使主体最终成为非统一的自我。     

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理论座谈会上的讲话

各位专家学者、同志们: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印发不久,市委宣传部、市社联就召开今天这样一个会议,请大家交流学习《纲要》的体会,非常及时,非常必要。这不仅对社科理论界的学习研究是个促进,对全市的学习贯彻也必将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刚才,几位专家的发言都很好,我听后感到很受启发。最近,中央政治局先后两次讨论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问题,并作出了总体部署,其中有三个大的举措:一是印发《纲要》;二是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的通知》;三是召开“三个代表”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