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学"情爱叙事论

在"十七年文学"思想膨胀的叙事中,情爱作为一种价值形态,始终受到政治理念和阶级意识的牵引.工农兵文学谱系中的情爱叙事,要么被作家严严遮蔽了,要么被红色政治理性高高地供奉于理想天国,它是神圣而非世俗的,它是革命而非是个人的,它是纯洁而必须是禁欲的.情爱本身应具有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私密性,不仅没能得切实的再现或表达,更被作家自觉不自觉地格式为了"革命十恋爱"、"奖章十恋爱"的叙事模式.     

"十七年"女性文学的伦理学思考

文章试图从女性社会角色、家庭角色、两性关系、"母爱"情结四个方面探讨"十七年"女性文学伦理道德观念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解构,旨在从伦理道德表象入手,挖掘"十七年"女性文学有别于五四时期和新时期女性文学的重要特征.     

"十七年"文学中的另类爱情叙述

“十七年”文学的大多数作品中有关爱情的叙述,遵循的并不是情感自身的逻辑,而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逻辑。不过,也有一些作品中的爱情叙述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主流叙事的樊篱,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呈现出一定的另类色彩。这些作品中的爱情描写虽然也赋予爱情某种超验意义,但遵循的则是情感自身的逻辑,甚或在有些叙事中爱情会成为多重意义生效的场域。在这些小说文本中,叙述者或者在宏大叙述中隐现女性意识,或者在城市的新与旧中展现爱情,或者在诗意与情愫中表达男女之情的幽微。     

十七年文学教学新探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教学中,十七年文学显得相对薄弱,但它的价值却不容忽视。通过整体观照与历史还原相结合的方法,突破十七年文学教学原有单一的政治评判模式,把握其＂工农兵＂文艺建构与超越的特质,即文学思潮的交替演进、认同与焦虑的作家心态以及革命性叙事的建构与超越,认为十七年文学在受到政治意识形态规约的同时,又蕴涵了自身所特...     

场域视角下的"十七年"少儿科幻文学

"十七年"时期的中国科幻文学多以少儿为潜在阅读对象,从布迪厄场域关系视角蠡探"十七年"期间政治、经济、科技等场域对科幻文学的建构,可以更好地重返历史现场,探索其少儿化及科普化的倾向成因.通过考察科幻文学场域行动者(报刊、编辑、作家、评论家等)的文化资本内涵,关注行动者为了控制场域的合法逻辑而形成的制衡关系,探析作家惯习的养成及其结构,爬梳场域中的诸种力量如何互动、竞争、合作,一步步为科幻文学的少儿化、科普化营造文化空间.可以从生成角度深入理解"十七年"少儿科幻文学.     

十七年东北工业小说的自我解构

十七年的东北工业小说记录了那个时代工人对新生活、新环境、新身份掩饰不住的喜悦与感激,以及由此演化而来的激情与力量,塑造了置身新型社会隶属关系的工人群像,同时也映现出政治化潜在规范下的集体无意识言说和非科学、非理性行为,显示出某种强烈的意图性。当作者在文本中镶嵌意指以套用生活时,这些镶嵌进去的理念由于其抽象性,总是不可避免地与旨在造成小说真实性的文本组织发生矛盾,从而导致小说呈现出一种自我矛盾或缺乏真实性的状况,造成文本的自我解构。正是十七年东北工业小说的强烈意图性与艺术规律的碰撞从内部瓦解了这一文艺模式。     

旷野中突围——十七年文学爱情小说重读

十七年的爱情小说颇有先锋的意味,犹如旷野中的突围,对于同时代的其他作品来说,在艺术上有着超越性的意义。它打破禁区,背离当时文学主流传统,在很多方面进行了创新并对主流传统提出了挑战,它为当代文学找到了一种新的现实,展现了对日常生活的亲近的姿态。十七年文学中的爱情作品是对反人性、反人道的反拨,是对五四文学精神的延续,是对美好生活、美好人性的歌颂与热爱,它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作品。     

论当代女性小说对"爱情神话"的解构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写作女性不再认同传统文化书写的爱情神话,她们不约而同地在具体的性别权力结构中书写出大量的现实爱情故事.她们对两性爱情的自觉的主体性书写,构成对传统爱情神话的深刻讽刺和无情解构.     

"海子神话"与"文学知识分子"心态

20年来,通过阐释及"过度阐释"海子,一些"文学知识分子"绵延述说着"海子神话".将海子视为"斗士先知"与视其为"心灵赤子",是"海子神话"中的两大基本倾向.上世纪末,"海子神话"的主要倾向是"斗士先知"论,以此呼应其时的政治文化骚动;进入新世纪以后,"海子神话"的主要倾向转向"心灵赤子"论,以此反抗商品社会中消费文化的压迫."文学知识分子"自外于民众和实践的"精英"立场,注定其介入现实、凸显自身的努力难有实效,"海子神话"的述说,显现出他们的雄心和激情、无奈和感伤.     

论十七年文学的忧患意识

从中国远古神话产生起,中国文学中就流贯着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在儒家学说中得以发扬光大并在现代文学中演变为“感时忧国”精神。十七年文学中忧患意识并没有断流而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继承和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十七年小说对古老中国民众所遭受的重重苦难继续作了一定程度的书写与表达;二是十七年作家在以文学作品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上表现出了高度的自觉性;三是十七年文学作品对现实生活仍保持某种关注与反思。     

男性神话的解构——女性文学视角中的张洁早期小说

张洁步入文坛并非高擎着女性主义大旗而创作,但女作家天生的性别意识、独特的感受与体验在作品中不知不觉地涌现出来,张洁早期小说是对男性为中心的男性神话的解构。张洁的小说让我们重新思考在新的社会形态中,妇女解放更深层面上的问题。     

十七年文学的民间化倾向探析

十七年文学呈现出明显的民间化走向,民众从知识分子的启蒙对象转变成现代政党的同盟军;作为创作主体的知识分子运用民间话语进行创作;文学民间化的过程就是知识分子抛掉启蒙、顺应主流、失去主体、融入民间的艰难改造历程。     

论十七年文学的反现代性

新中国的成立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完满的历史契机。然而就在社会历史进程大踏步迈 向现代化时,文学却逆向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反现代性倾向,它具体表现在理想化的主导基调、二元对立的思维 模式及单一直线的艺术思路、颂歌兴起及大团圆结局回归等,它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性。     

论十七年文学的主体建构

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文学上接延安文艺的传统,致力于为意识形态服务,围绕新中国的发展组织叙事。现代性时间的引入成为文本叙事中的路标,标示着战斗和革命的进程。时间常常在革命胜利或主人公的牺牲与成长时戛然而止,产生的修辞效果是主人公成为不完全主体,其非自足性强化了创造历史的集体意义和意识形态的有机力量。在叙述者于统一价值规范下的自觉创作取向背后,真正隐藏着的叙述者是“阶级”话语。     

失语的"大他者"——论"十七年"文学中的上海书写

在主流话语规训下,＂十七年＂文学的上海书写几度变形：上海被赋予道德外衣而恶魔化了,作为腐蚀革命意志的渊薮,成了＂恶之花＂和城市恐惧症的替罪羊;改造的上海遵循主流话语的规训和召唤,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并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红色转身＂;上海的小资式的华丽与精致的＂狐步舞＂同时又在红色的外衣下悄然现形。在共和国革命语境中,上海始终无法言说自己,尴尬地成了失语的＂大他者＂。[1]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群众"形象浅论

构建在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一个重要群落———“农民群众”链接着各色人物,成为构架这些革命文本的必备元素,研究这个被忽略而又特殊的人物群落,通过观察他们如何改变自身的角色以配合叙事需要,从而以整体的最终改造成功作为小说的叙事过程和目标,可从另外一个侧面来看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建构规则。     

左翼文学的解构

不少学者认为左翼文学曾经成为了主流意识形态。其实,当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时,它早就已经被解构了,而这种解构正是从延安文艺时代就开始了的。由于革命的需要,许多左翼知识分子来到延安,为延安左翼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但是,左翼文学与延安的主流是冲突的。在延安,文学作品的批判性遭到削弱,歌颂工农兵成为主流,左翼文学的精神遭到改写。同时,作家的主体意识也经历了从有到无的变化。而且,左翼文学的主题及人物形象也被解构。正是左翼文学与延安的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激烈的碰撞,最终,左翼文学融于工农兵文艺的大潮,失去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系统阅读:十七年文学研究之我见

新中国出版社的兴起,文学期刊的创办,文学副刊和文学栏目的开辟,为十七年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比较宽阔的平台。文学研究对十七年丰富而庞杂的文学史料应该进行系统的文本解读。进行系统的文本解读,能够挖掘文学史写作的有益史料,能够发现有价值的文本,有利于寻找到十七年文学与其它不同时期文学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