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国际司法保护的里程碑

探讨纽伦堡审判对于文化遗产国际司法保护的历史意义。简单交代纽伦堡审判的背景,详细叙述纽伦堡审判中关于破坏文化遗产罪行的起诉书和判决书的内容,指出其依据在于1907年《海牙公约》和长期以来形成的国际习惯法规范。纽伦堡审判中所形成的一系列原则对于制止破坏文化遗产的罪行、推动文化遗产保护规则的法典化都有重要意义。     

论国际刑事诉讼中对逮捕的审查

国际刑事诉讼中对逮捕的审查主要有审查主体、审查内容和审查结果几个方面。特设法庭对逮捕的审查主体是审判法官，国际刑事法院对逮捕的审查主体是预审法官。特设法庭没有单独规定逮捕的条件，其确认起诉也就意味着满足了逮捕的条件；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单独规定了逮捕的条件，包含实质要件和必--件。对于国际刑事法庭签发的逮捕令，应了解其内容、效力、修改和撤销程序以及保密等方面的基本问题。     

“非遗”保护与传承:问题与挑战

正"福建木偶戏后继人才培养计划"于2012年12月5日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实践名册",它是我国首个人选该名册的项目,在福建非遗保护领域显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国际一级协调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实践名册"三个序列,构成一个整体性的非遗保护与传承体系。评选并建     

民间组织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完善

在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民间组织在弥补国家保护的不足方面发挥着民间保护的独特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正式生效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对“第二轮破坏”可能带来的危害,我们应当更重视民间组织的作用,从扩大权利、明确责任和提供救济等三个方面补充完善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规定

"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科学概念,通常又称为"无形遗产"。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来的。《教科文组织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评审程序、评审标准等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保护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了国际法的范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宗旨和内容给予了界定,对国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定责任、国家保护和国际合作共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责任、以及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等都作出了确切的规定。     

评国际海牙法庭决定受理波黑塞族战犯案

联合国审判前南斯拉夫战犯国际法庭1995年5月16日在海牙决定受理波黑塞族领导人卡拉季奇、塞族军队司令姆拉迪奇和波黑前警察局长斯坦尼斯奇三人战争罪行一案。首席法官卡里比一维特说，法院是根据五十年前纽伦堡和东京法庭审判的先例达成这项决定的。我们知道1946年12月11日联大通过了95（互）号决议，一致确认了《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以下简称《宪章》和纽伦堡军事法庭判决书（以下称判决书）包括的国际法七原则：“（－）任何人凡从事构成国际法上的犯罪行为者，应对此行为负责并受到处罚；……（三）从事构成国际法上犯罪行为的人…     

庭审话语中的目的关系分析

法庭审判中的话语行为是具有目的导向的话语行为.在法庭话语互动中,诉讼参与人之间呈现出不同的话语目的关系,一般可分为目的一致、目的冲突、目的中性.文章主要借助目的原则来描述诉讼参与人,特别是法官在法庭审判中的话语行为以及话语目的关系,旨在为规范法官庭审语言作出尝试.     

专利纠纷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专利纠纷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有效衔接了行政调解程序与司法程序,确保了协议的强制执行力,有利于分流专利纠纷和纠纷实质性解决,缓解审判压力,顺应大保护格局,应在《专利法》确立。在专利法第四次修改中一度被纳入,但《专利法修正案（草案）》却未能延续。从全国唯一试点实践看,其存在部门角色定位困境、法院管辖障碍、审查边界不清等现实难题。须从以下方面完善：合理定位程序性质;审慎界定适用范围,排除权属纠纷的适用;为瑕疵调解协议设置补救机制;确立专业法院、法庭管辖的规则。     

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新《解释》亮点多

2012年11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有关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发布了《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该《解释》加大了对受害人的保护，可谓是亮点多多。按照要求，该《解释》自2012年12月21日起施行。     

略论我国传统知识保护法律制度——兼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的几个问题

我国加入《生物多样性公约》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做了很多履约工作,并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2011年,我国颁布并开始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这对加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义重大。但分析我国传统知识保护制度,特别是传统中医药知识保护制度,可以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存在潜在的法律冲突、立法理念不足以及惠益分享机制缺乏。     

前南刑庭视角下的国际刑事法院

国际法发展最为突出的领域莫过于国际刑法,其中前南刑事法庭的设立和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因具有各自的象征意义而对国际法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与安理会之下的前南刑事法庭相比,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促进了国际刑法的变革和国际关系的法制化。     

文化遗产保护的宪法基础

文化遗产是一国文化的基本载体,也是一国国民的精神家园。文化遗产保护理应获得作为一国根本大法的宪法的重视。在明确文化遗产保护和宪法关系的基础上,梳理各国宪法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规定,并从宪法维度论证文化遗产保护的定位和权利归属。     

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特点与功能

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颁布实施,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工作逐步开展,制定统一的《文化遗产法》成为建设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体系的重中之重。由于文化遗产保护本身的特殊性,文化遗产保护立法与其他部门法相比更注重程序规则和实体规则的融合,重视专业知识在法律中的适用,而这些特点最终决定了文化遗产保护立法所具有的评价、管理、协调等特殊功能。研究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特点和功能,能够从立法学理论角度为统一的《文化遗产法》的制定打下基础。     

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法保护的障碍:原因及对策

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时代,知识产权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障碍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基于哲学家波兰尼对编码知识与意会知识的分类方法,可以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即其属性与知识产权法预设保护的对象属性的不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私法保护障碍的深层次原因,印证了调整对象决定调整方法的法理。进而,从实证角度分析了知识产权制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度中相同的“保护”称谓不同的现实含义,并从不同保护模式与对象不兼容度的角度,讨论了现有以知识产权制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尝试的局限及改进。     

文化遗产的刑法保护

刑法具有社会保障功能,是最严厉的法律救济手段,对犯罪行为具有预防、控制和惩处的功能。文化遗产是一项重要的文化资源,具有脆弱性和不可修复性。在文化遗产犯罪猖獗的今天,通过刑法对文化遗产予以保护既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但是,我国刑法对文化遗产犯罪在立法目的和制度设计上都存在一定缺陷,从而限制了其应有功能的发挥。要通过刑法预防和控制文化遗产犯罪,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就要对现行刑法予以进一步完善。     

农村文化遗产保护的几个认识误区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以及农村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农村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日益复杂。就如何科学有效地保护农村文化遗产,在理论认识及保护实践中存在着主体作用弱化、文化＂复古主义＂、忽视文化自身价值及＂碎片式＂保护等误区。只有走出这些误区,才能实现农村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和推进新农村文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     

晚清国粹派与文化遗产保护

在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清廷不得不寻求变革。无论是戊戌变法还是清末新政都将学习西方当成第一要务,直接导致了西学的兴盛、中学的颓败,国粹派应时而兴。国粹派是晚清重要的学术文化派别,不仅致力于宣传民族主义思想、复兴传统文化,还孜孜以求于对古籍这一文化遗产的保护。国粹派较早地认识到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提倡并践行着文化遗产的保护。国粹派保护文化遗产的方式多种多样,除征集、购买古籍外,还亲自访查古籍、示范编撰古籍,并将宣传和传播古籍当成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鉴于近代中国文化遗产流失严重,国粹派呼吁通过制定文物保护法来保护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共享信息化平台构建研究

把信息技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共享有机整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手段．本文从当前非物质文化保护信息化现状进行分析,论证了平台的必要性;并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共享两个角度出发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信息化平台的架构,通过统一的平台实现用户管理、数据管理、资源展示、数据采集与处理、项目评审等功能,解决资源保护与共享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保护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为沿线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带来机遇与挑战,但中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方面还不健全,通过对中国西北和西南9省市区的相关法律法规的梳理分析,结合国际上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保护经验进行研究。研究认为,应转变立法理念,由政府本位转为社会本位,加强私权保护机制;对文化资源向文化资产的转化进行探讨,在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形成可持续、兼具文化与经济效益的利益共享化价值;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属性,在赋予传承人知识产权的同时还应赋予不同的权利范围,均衡处理社区与群体之间、公众与传承人之间的利益诉求;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许可制度,明确传承人在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利用发展文化产业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共赢;加大政府、企业、公共组织的基金投入力度,多渠道筹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资金;完善传承人权利救济机制,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益保护基金、公益诉讼等特殊法律保护制度。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三方行为与博弈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政府起到了领导地位和绝对主导作用;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和收益不同于物质文化遗产,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需要政府、遗产保有者和社会职能机构多方参与。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收益既有显性收益也有隐性收益,且隐性收益不能被货币化衡量,所以,在保护过程中,保护既得收益决定了三方参与者的角色和策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