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襟宇而发其才情”——明代前后七子自赎性反思散点的聚焦

明代弘治年间崛起的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和嘉靖年间复兴的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相继称雄于文坛近百年之久。对于他们勃兴文学复古运动的群体形象,历来文学批评家大多以“拟古”二字加以概括。然而,叶燮、王渔洋等人,却在心平气和的再三审视中,看到了七子派的诗文创作与文学主张有得与失的两面性,认为在反对“剽窃摹拟”、尊重创作个性方面,王世贞等人的诗评“间有大合处”。虽然他们对七子派文论中的“大合处”缺乏系统性的阐述,对其“间有大合处”的动因缺乏深刻的剖析,但却开启着人们深远的思索。     

陶望龄的文学观念及其小品文创作

陶望龄与公安三袁过从甚密,在文学主张上桴鼓相应,是公安派的得力干将。他反对七子派的文学复古主张及摹拟剽窃文风,提倡缘性而抒文,诗文须＂自胸膈中陶写出＂,陈言务去;并提出了以自然性情为前提的文学＂偏至＂说,其文学观念成为公安派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创作实践上,陶望龄遵循＂独抒性灵＂、求新求异的属文宗旨,其园林、尺牍小品及山水游记,信手填写,自然新奇而又情理兼具。     

阳明心学对七子派文学理论的解构

有明一代,由于心学过于强盛,它从方方面面对文学产生了影响,以七子派为例,一方面,阳明心学从正面对七子派的文学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促使了七子诸人的文学理论建构;另一方面,阳明心学又从侧面对其产生了消极影响,导致了七子派文学理论走向分化、瓦解与解体。在阳明心学的影响下,复古派内部首先产生了自省自悟,并且在对原有观念的反思中,使复古文学理论走向了分化与瓦解。     

吴中派与七子派——略论明中叶吴中诗派的文学史意义

吴中诗派为明代文坛重镇。明中叶李梦阳崛起文坛,倡导复古,其目的是要重振传统悠久的古典主义文风,其真正批评的对象是宋元以来文学的世俗化趋势,而吴中作家正是这种趋势的重要代表。尽管前七子的复古运动喧嚣一时,但在实际的文学创作中,以个人日常生活为内容的作品始终占主导地位。吴中派是推动近世文学转型的重要力量。     

试论晚明文学思潮研究中的“复古—革新”模式

所有的发展都是一个扬弃的过程,所谓复古——革新的变化也是其中一环。所有的新与旧都是相对而言。七子派相对公安派而言,是被扬弃的对象,但相对于台阁体来说,他们也是文坛的拨乱反正者。所有的新只有相对于旧才能凸显其价值,公安派"独舒性灵"的口号正是由于纠正了文坛剽窃、模仿的弊病才获得了巨大的声望。复古派的论调没有革新派的观点那般激昂、富有活力,但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却是合适的、合理的。而被视为"先进"的公安派如果被放置在七子活动的年代,反而显得不合时宜。因此,每一观点的产生是某一时期文学活动的需要,而某一观点的沦落也是某一时期文学活动的必然。晚明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就处于这样一种扬弃的过程中。     

20世纪公安派文论研究

“公安派”是晚明时期反对前后七子复古主张、高举“性灵”大旗的一个重要文学流派 ,他们以“性灵”为核心 ,主张文随世变的发展观 ,强调诗文创作“真、质、趣”的标准 ,提倡文学宜今宜俗之说 ,高度评价小说、戏曲和民歌等通俗文学 ,成为其后性灵文学发展衍变的思想和理论根据     

清初诗坛与明七子

一 明代七子派,是指弘治、正德年间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和嘉靖、隆庆年间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以及追随他们的那些作家。前后七子统治文坛达百年之久,是明代最重要的文学流派。后七子之后,公安派、竟陵派先后崛起,对七子派进行攻击,陈子龙等云间派起而捍卫。不久明亡,而攻击与维护七子派的斗争,仍在清     

论韩国诗人对明诗的接受与批评——以韩国诗话为中心

15世纪以来,朝鲜诗话兴起,明诗之评为其重要内容。有关批评大抵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朝鲜中宗至仁祖初为发轫期,仁祖中至肃宗间为发展期,英祖中至哲宗间为兴盛期。由于七子诗话及《列朝诗集》、《明诗综》的东传,朝鲜诗人多以七子为正变,公安、竟陵之变为明诗之衰,批评“明调”,认为远逊于唐宋,同时反思复古之弊,指出其种种弊端。流派之评以复古派为重心,有关王阳明、唐顺之、陈献章、袁中郎及明使之诗的评说,颇具新意。朝鲜诗话论明诗虽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总体来说,不仅是中国诗话的重要补充,也是独具一格的明诗批评。     

王廷相仕宦经历与其诗文风格的变化

王廷相作为明代前七子之一,在早年积极贯彻复古派的主张,诗文创作内容写实,风格刚健凌厉。然而到晚年,风格开始转向台阁体,与他早年反对台阁体柔靡文风的主张背道而驰。这由多种原因造成,仕宦经历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年轻时供职科道,中年督导学政,晚年身居台阁,不同的仕宦经历密切地影响着王廷相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此外,其文风转变与明代中后期社会思潮的转型有密切关系。     

汤显祖与公安派关系论略

:汤显祖是晚明的重要作家之一 ,公安派是晚明文学革新思潮中最有影响的诗文流派。汤显祖与公安派关系密切 ,主要表现为 :首先 ,汤显祖先于公安派作家崛起于文坛 ,前者是后者某种程度上的先驱 ;其次 ,他们又是反对文学复古的盟友 ;第三 ,汤显祖与公安派成员共同的理想基础是阳明心学 ,他们都崇仰李贽     

东阿于氏及其亲族苫山刘氏文学成就简论

东阿于氏是明代中后期一个显耀的文学世家,其代表人物即被誉为"文学为一时冠"、世称"于阁老"的于慎行。其父于玭、母刘氏、兄于慎思、于慎言皆博雅多才,善长诗文。于氏之学受其亲族——东阿苫山刘氏影响极深。于慎行曾外祖父刘约、外祖刘田及弟刘隅皆中进士,学博才高,亦以诗名于当时,并创办东流书院,为于氏父子兄弟提供了深厚的家学渊源。     

元明玉萧女故事演变分析

玉箫、韦皋两世姻缘的爱情故事在唐宋时已广泛流传,多种笔记小说中有记载。随着故事的流传,许多剧作家以此为题材进行创作,出现了元杂剧《玉箫女两世姻缘》,明传奇《韦凤翔古玉环记》、《玉环记》、《鹦鹉洲》,清传奇《玉环缘》、《玉指环》等戏曲作品。元明间的戏曲作品中,玉箫、韦皋形象不断演变,与各个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密不可分。     

论元代文坛对欧阳修古文风格的接受

欧阳修的古文风格经由南宋与金,嬗递到元代文坛,成为对元代散文影响最大的文风传统。元代初年,活跃于文坛的北方作家群虽很重视对欧阳修文风的学习,但不同于欧文,雄奇文风仍是主导倾向。到了元代中期,在江西作家群的倡导和浙东作家群的呼应下,欧文温醇和雅的风格成为一代文风的底色。到元末,文坛形成欧、苏并尊、唐宋并重的格局,开明代唐宋派之先声。     

张扬个性，因旧布新——谈元代初期古文家姚燧

姚燧是元代前期最重要的古文派作家。他继承唐宋古文运动的余绪,以丰富的社会生活阅历为题材,在写作中渗透着个人刚毅、直言不讳甚至有些强鲠的个性,形成与众不同的风格。他在实用的散文体裁创作领域诸体兼长,为后人留下丰厚的文化遗产。同时,他还训育出张养浩、孛术鲁翀这样优秀的古文家弟子,虽然终未形成大的流派,但毕竟为元代文化增添了亮色,为古文创作的延续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从《唐诗归》看晚明诗学论争中的李白诗

移晚明诗学之风气的竞陵派选本《唐诗归》对李白诗作出了“于雄快中察其静远精出处”的重新解读：对其雄快风格加以辨证品评,独取其“雄”、“厚’’兼备之作;从调“厚”、情“深”、境“幽”、法“严”等方面阐释其静远幽微之境;反映了李白诗在晚明“复古”与“性灵’’两大诗学潮流之论争及汇融中,继续经典化的特殊表现;促成了李白诗的丰富内涵、风格及体裁在清代的全面接受,对深入认识明清之际唐诗学的转型有重要意义。     

试论钱谦益的文学史观

钱谦益是明末清初的重要作家,也是重要的批评家。他在总结明代文学史的教训中提出一系列的主张,具有独到的系统性,开清代文坛风气之先,对后世影响很大。     

巴渝理学家度正诗文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

度正以理学名世,乃朱熹门徒,是南宋时期巴渝的儒家正统文人。其诗文留存不少,但多应制酬答之类。诗文里常渗透着理学思想和忧国忧民之感,偶有乐观旷达的情怀。＂以文为诗＂、＂好用故实＂的南宋主流诗风对其诗歌影响颇深。     

余光中散文的美学追求

余光中散文讲究“弹性、密度和质料” ,追求文学思绪的广大空间和包容意义。他以语言的“质”感为大自然抒情 ,把游览山水的艺术感触化为如雷如电的扫描 ,来表现一种对生命力的强烈渴望。所以他多选用音调高、幅度宽、气势猛的阳性词 ,节奏如霆如雷。这种葆有“大气度文学”品格的散文追求 ,一扫中国传统散文的暮气风尘 ,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     

儒学精神在宋代词论尊“雅”观中的映射

宋代是儒学全面发展的时期,儒学精神渗透到宋代词论中,尤其是深深地映射在宋代词论的尊"雅"观中,其中儒学的诗教原则、复古与崇正思想、修辞立诚的观念等成为了尊"雅"观的重要哲学渊源。在儒学精神的影响下,尊"雅"观中出现两种性质不同的中和之美,即诗教影响下形成的特定艺术风格和复古、崇正思潮影响下的艺术辩证法,而尊"雅"观中文质之间的关系由重文轻质、重质轻文发展到文质并重。     

论模拟与南朝宫体诗人的新变策略

模拟是梁陈宫体诗人实现＂新变＂的策略。梁代宫体诗人通过对乐府古辞的模拟,解构了旧体古辞,建构了宫体;通过对永明诗人的新体诗、赋咏古题诗以及新声乐府民歌的模拟,发展和完善了永明体,使之进一步向近体诗发展;而《玉台新咏》的编撰,则通过选目实现了宫体诗的自大其体。陈代宫体诗人的拟作旧题新作,完成了宫体诗的＂新变＂,但最终滑入了色情的泥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