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安石《字说》的语言学意义

《字说》又称《熙宁字说》,是北宋神宗年间当朝宰相王安石推行其新法中新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可惜后世亡佚.站在语言学的角度,从辑本、笔记与二度引用《字说》的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出王安石的语言文字观是比较超前的,对汉字形音义的辨析有很多精到之处.《字说》保留了汉字发展演变中的一些珍贵语料,也启发了后世辞书的编纂,在我国语言文字研究历史上有一定的价值和地位.     

《王安石<字说>辑》校补

张宗祥的《王安石<字说>辑》一书,是迄今收字最多的《字说》辑佚本,然存在字头失收、释义不全、字词讹脱衍倒以及句读之误等不足.文章依据相关古籍予以考证,对该书进行相应增补和校订,在一定程度上可为研究王安石《字说》提供新的参考.     

关于王安石的《字说》——驳“四人帮”喉舌所谓《字說》是王安石变法的“理论根据”的谬论

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实行变法。他在推行经济和军事改革的同时,为了在文化学术方面与变法运动相配合,树立革新派在文化学术上的统治地位,设置了“经义局”,以他自己的政治思想观点去训释《诗经》《尚书》《周礼》,号为《三经新义》;又撰写以说解文字为内容的《字说》廿四卷。这就是当时所谓“荆公新学”的基本内容。《字说》写作始于治平年间(1064—1067),成书于元丰三年(1080),元丰五年(1082)进呈朝廷。《字说》问世之后,风行一时,曾作为教材颁于学官,有司用来科学取士。在《字说》的介绍、研究方面,当时“有唐博士耜、韩博士兼,皆作《字说解》数十卷,太学诸生作《字说音训》十卷,又有刘全美者作《字说偏旁音释》一卷,     

王安石《字说》说解字义的特点和以“会意”说解字义的原因

首先,根据散佚于古籍的《字说》字例,归纳出王安石说解字义的五个特点,认为这些特点都是以他自己所发挥的“会意”之法为中心,并将“六书”的会意与王安石的“会意”之法作了简单比较。其次,认为王安石《字说》采用“会意”之法说解字义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源于他的字义“出于自然”的文字观,二是他反传统注疏之风的实践,三是学术和政治的双重需要。这三方面的原因实际上体现出他提倡的经学必须以经世致用为特点的一贯思想。     

《马氏文通》助字说

《马氏文通》将汉语虚字划分为介字、连字和助字三大类，建立起汉语虚字体系。其将助字的作用概括为“传信”、“传疑”两种是科学而允惬的。以“也”、“矣”二字为例，将《马氏文通》与前此的《助字辨略》、《经传释词》作比较，《马氏文通》之分析细致、后出转精显然可见。关于“也”、“矣”二字区别的论述、关于助字合用的论述，是马氏助字理论的突出成就。马氏继承了我国传统经小学讲文法而结合以文势及声音的研究方法，其关于助字运用之精蕴等等的论述精彩纷呈。马氏在分析汉语句子时，已经明确具有了层次的概念，这早于西方现代语言学的层次分析，尤为可贵。马氏的缺陷，在于时有烦琐或者武断之处。     

《说文》指事字

本文讨论《说文》中的指事字。讨论《说文》指事字,应以《说文》所列字头为对象,同时参照甲、金文。这是因为: (1)《说文》所列字头,绝大部分是小篆。它与隶变以后以基本笔画为构件的今汉字比较,结构上根本不同。与甲、金文比较,它虽然在本质上同它们一脉相承,保持着由象形构件组成的结构特点,但是并没有字字沿袭甲、金文的形体结构,有些字已经发生了变化。如“箕”宇,甲文作“(?)”,系象形字;小篆作“箕”,从竹其声,系形声字。 (2)小篆由于“引长书写”的原因,同甲、金文比较,有些字的结构并未发生变化,只是由于笔势变化较大而造字本意被湮没了。后人未见甲、金文,又据篆体臆说,难免错误。一、指事字的界说     

魅力寻幽—评王安石的《明妃曲》

明妃(王昭君)汉元帝宫人。竟宁四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求美人为阏氏,元帝许以昭君,昭君乘马提琵琶出塞,卒葬于匈奴。“古人曾以女人作苟安的城堡,美其以自欺曰‘和亲’”(鲁迅《灯下漫笔》)可以说,王昭君是一个悲剧人物。故事传说在民间流传甚广,敦煌有《王昭君变文》,后世诗歌戏曲以王昭君为吟咏题材者,多不胜记。固然其中不乏佳作。但也有不少是或抒个人幽怨,或铺陈扬厉就事论事。而王安石的《明妃曲》则立意高远,意蕴深厚。北宋时,辽、西夏“交侵,岁币百万”(赵翼《廿二史答刂记》)景礻右以来“西(夏)事尤棘”。诗人借汉言宋,而以明妃…     

《说文》亦声字说略

《说文》亦声字说略任胜国“从某，从某，某亦声”是《说文》分析汉字结构、训释字义、标明音读的一种条例，例如“拘，止也，从手从句，句亦声”。据我们对大徐本的统计，《说文》亦声凡２１２条，约占全书总字数的２．２％。这个比例虽然不大，但亦声条例揭示了汉字形音...     

《马氏文通》助字篇简说

《文通》是仿西文法而作,但作者并不囿于西文法,而是根据汉语实际,立了助字一类,《文通》在助字篇中谈了单助助字与合助助字,限于篇幅,本文只谈前者。人们都知道,我国古代的训诂学家对虚字的研究是很深入的,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他们是为了便于读经,很少从语法角度来研究虚字,当然也就谈不上把虚字分为介字、连字、助字、叹字等。只有马氏借鉴西文法给虚字分了类,立了界说,并结合语言结构谈它们的功能与特点,归纳出它们的组合规律。特别是根据汉语实际立了助字一类,这不能不说是马氏大大高于古人之处,也是汉语研究史上一大飞跃。     

《字诂》引《说文》考

清初黄生《字诂》为训诂要著,此书引《说文》考证文字音义,疏解《说文》,纠正其误,补苴疏漏,黄生实为清初《说文》研究之大家,对＂说文学＂之建立起到重要作用。     

《说文》部首字说解与所属字说解违反同一律考

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之一同一律告诉我们,在同一思维过程中,每一思想的自身都具有同一性,即“A是A”,就是说,在同一思维过程中,每一概念、判断的内容都是确定的,是什么内容就是什么内容。同一律要求人们在同一思维过程中,概念必须保持同一,不能任意变换,原来在某种意义上使用某个概念,就必须一直按照这个意义使用这一概念,决不能     

《说文》“省声”字说略

“省声”是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建立的一种说解文字的条例。它是指有的形声字声符部分形体省减,不能起到标示该字正确音读的作用,必须将省减部分补足,还其完貌,才能知道该字读音之所从来。“省声”在《说文》研究中,历来争议颇大,或指为谬误,或臆改说解。时至今日,“省声”的条例及系统尚未完全清楚。本文试图对此作一探索分析,并祈方家是正。     

王夫之评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宋代的理学,发端于周敦颐和二程,完成于朱熹.在以朱熹为代表的庞大而精致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体系中,“格物致知”的认识论,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它以其方法论的作用,使其哲学体系得以完成。因为它具有极大的欺骗性而使这种哲学长期地成为后期封建社会的官方统治思想,并且在群众中有广泛影响。因此,要战胜朱熹的哲学(是战胜它,不是简单地抛弃它),就得从解剖他的“格物致知”的认识论入手。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直接导源于《礼记》中的《大学》一篇。《大学》中有这样两段:     

评吴炳的《情邮说》

明末吴炳是临川派中杰出的剧作家。日本戏剧理论家青木正儿称他是“汤显祖后第一人”,李渔说他的粲花五种“皆文人最妙之笔也”。吴梅认为《情邮传奇》不仅“为石渠之冠”,而且“亦为明代各传奇之冠”。这些评价并不过分。然而近几十年来,有些人总认为吴炳的作品描写的是才子佳人,格局小,格调不高。因而在文学史上也没有他的地位。我认为对吴炳的作品要从他的创作指导思想上去研究分析,才有可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遗憾的是吴炳的戏剧理论留下来的极少,除《情邮说》以外,其他材料尚未发现。《情邮说》是吴炳留给我们的唯一的理论遗产。透过《情邮说》,我们可以了解吴炳的艺术主张,发现“情邮说”与汤显祖“情至”观念的继承关系,找到衡量吴作思想意义的标尺。     

评《文法简论》的功能说

陈望道先生的《文法简论》(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出版,以下省称《简论》)是以功能观点研究汉语语法的一部代表著作。它主张以功能为中心,“从词和词的联系和关系上,也就是用组织的功能的观点来研究文法”。(见《简论》,下文凡未注出处者同此)功能是什么呢?《简论》为功能释义时,举例说,我们可以说“流水”、“水流”,一个“流”用在附加组织,一个“流”用在串合组织,就是“流”有这两种功能。我们不能说“吗流”、“吗水”,便是“吗”在语言组织中没有这种功能。可见“功能”指的是词在语言中排它地相结合的作用,《简论》将它概括为“词在语文组织中的活动能力”。这样把语言中各个成素的功能,升华为语法学上的一个方法论原则,就是“功能说”。《简论》的功能说,既不同于语法学中的意义说,也不同于形态说,并有别于单一的句法功能说或词的结合功能说,因而是别树一帜的。现就其主要论点评述如下:     

评《马氏文通》的接读代字

<文通>提出的接读代字这一概念,敏锐地把握住了古代汉语中某些代词的特殊功能,是很有见地的.但又存在着成员界定不严,论述以偏概全的缺陷.从汉语语法体系的总体格局出发,不宜让接读代字成为一个独立类别.     

王安石《易》的人生哲学

王安石研究<易>的主要目的是用<易>来指导现实人生和政治.王安石以<易>中<晋>卦、<比>卦的义理来指导自己的出处进退,阐发了士人进退应该掌握恰当时机.王安石要求现实的人生行为必须以孔孟儒家仁义之道为准则,并提出自己的修养方法.从<易·旅>看出王安石的乐天知命的性、命哲学,这比孔孟儒家追求道德理想主义更趋消极悲观,但总体上还是德性与智性并重的人生观.     

《说苑》“所”字研究

关于＂所＂字的词性,历来学者认识不一,文章综合前人在这方面的研究,认为周法高先生所提倡的＂代词性助词＂较为合理。通过对《说苑》中的＂所＂进行穷尽式的量化研究,认为其中＂所＂作为代词性助词使用频率最高,占97%,名词＂所＂使用频率相对较低,而假设连词＂所＂基本消失,其中有3例可认为是假设连词,也可认为是代词性助词。根据这一标准,＂所＂字为代词性助词。     

试论沈涛的《说文》逸字研究

清代沈涛的<说文古本考>虽非研究<说文>逸字的专门之作,但其补充<说文>失收的逸字凡141个,数量可观.在详细考察所补逸字的基础上,总结其考证条例有二:一、根据<说文>本书和他书的说解作为内证增补逸字:二、利用他书引用<说文>的异文作为外证增补逸字.进一步利用后世发现的沈涛所未见及的前代典籍印证<古本考>的结论,认为<古本考>方法可行,征引资料丰富,考证翔实有据,因而结论大多可信.尽管在过去学界对<古本考>很少关注,但事实已经证明它的价值不容忽视.沈涛的研究方法将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他的研究成果是<说文>校勘和大型辞书编纂的有益资粮.     

郑珍对《说文》逸字的补正

清代,文字学研究达于极盛,硕果累累,名家辈出。段、桂、朱、王,号称《说文》四大家,从各个方面对《说文》作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僻处西南的郑珍,独辟蹊径,潜心于《说文》逸字的搜录考订,凡三十余年,得一百六十五字,成《说文逸字》二卷,赫然成为“近日卓绝之学”。《说文》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分析字形、说解字义、辨识声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