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术鸡肋"到"学术新宠":台湾平埔族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平埔族在日本占领台湾时期就已基本汉化,痕迹难辨.故而,无论是日本殖民机构及其雇佣学者,还是光复初期的台湾学者,均没有对平埔族研究予以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反对运动"与"原住民运动"高涨的社会背景下,长期作为汉人移民开发史研究附庸的平埔族研究终被发掘出来,并俨然成为学术研究的"新宠".本文对百余年来的平埔族研究作简要回顾,并反思当前台湾社会各界热衷于平埔族研究的原因.     

在无奈与理性之间：清代台湾平埔族迁徙原因辨析

清代台湾平埔族常有迁移他处、别置生业的现象。导致平埔族迁移的原因多种多样,有风俗习惯、人口膨胀、权力竞争、汉人挤压以及带着从汉人处习得的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向外扩张移民等等。这些因素有的迫使平埔族不得不无奈地进行迁移,而有的则吸引平埔族主动、理性地进行迁移。整体而言,清代平埔族的迁徙可谓是在无奈与理性之间的一种抉择。     

日常生活中的“族性”--关于民国时期甘孜藏区汉人移民的社会学考察

以民国时期甘孜藏区的汉人移民为研究对象,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对这一群体的职业构成、社会地位及身份认同等问题予以考察,并对其背后的动力机制进行探讨。研究发现,在日常的民间交往中,无论是移民群体,还是本地族群,其“族属”意识都处于“自在”的状态中,与血缘、地缘、职业、阶层等其他与“身份”相关的因素交织在一起。汉人移民在本地社会的地位更多地与职业、财富等因素相关,而与“族属”关系不大。同时,汉人移民的“本地化”与本地族群的“汉化”是同一个社会进程的两个方面。对于迁移时间较久的汉人移民来说,他们对居住地的“地域认同”可能会超越“族群认同”,而构成其行为选择的主要逻辑。     

蕃将世家:唐代浑氏家族现象研究

浑氏家族可谓蕃将世家,其九代人的史事考就是说明;浑氏家族汉化有五种表现,即血统关系上的汉化倾向;地望上的汉化变迁;族望上与汉人认同;姓名上的汉化,读书习儒,从心理上接受汉文化;浑氏家族现象的出现有三方面的社会基础:其一,作为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孕育出来的李唐王朝较少民族偏见和保守传统;其二,唐代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即对周边民族的“怀柔”、“羁縻”政策;其三,唐代武功强大,需要蕃兵蕃将的加入。     

高欢、高澄父子与东魏的汉化

从高欢对待汉人的态度、对待汉化的策略与措施 ,及其子高澄对待汉人与汉化的态度、措施等三个方面 ,考察东魏的汉化方向与过程 ,可以看到东魏总体上是朝着汉化的方向发展 ,而不是历史的倒退。     

清初汉人国家观念的变迁——从“薙发令”下汉人身份的转变来考察

清初复杂的满汉民族矛盾更可以理解为一种国家认同的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汉人对“薤发令”的抗拒,从表面上说是争发束衣冠,但在本质上说争的是明人的身份,争的是中原传统文化,体现出传统民族观念下,对汉人、朝廷、国家的三者的基本认知。随着清朝作为中原王朝统治的巩固,汉人也逐渐完成了“剃发易服”,新的国家认同在文化与地域认同的基础上形成,汉人、清人、中国人形成了同一。     

试析台湾平埔族语言转用问题

我国台湾平埔族在历史上曾使用十余种语言。今天,除巴则海语、噶玛兰语和邵语外,其他的平埔族语言于19世纪中后期基本消亡,平埔族多转用汉语闽南话或客家话。平埔族语言使用的变迁史表明,语言转用就是文化接触过程中两种文化力量的竞争在语言使用格局上的反映。本文梳理了平埔族语言转用的三个阶段,并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探讨平埔族转用汉语的主要原因,指出平埔族语言的生存空间与文化依存基础的瓦解是平埔族语言消亡的根本因素。     

清政府对高山族地区的开发

台湾土著民族,按照其语言、体质、文化等差异,大约分为20个种类。如果根据其政治历史发展中汉化的程度划分,则可分为高山族和平埔族两大类。清代台湾的高山族被官府视为野蛮嗜杀的山后“生番”、“凶番”、“野番”,直到晚清开山抚番政策大力推行之前,高山族与汉人社会基本上是互相隔绝的。1874年,日本藉口牡丹社番事件出兵琅(王乔),引起清政府注意。沈葆桢受命保台,此后丁日昌、岑毓英、刘铭传等先后渡台经办台湾海防与开发台湾前后山民族地区。这在高山族史上是极重要的一页。本文拟对此作些论述。     

略谈“汉人”族称的确认

本文从两汉以来国内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冲突，汉民族意识展露和形成的历史过程，论证从汉朝开始，“汉人”已是不同于“蛮夷”的居民群体。经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迁徙、融合和“汉化”、“胡化”的反复，到北魏末，“汉人”作为族称已为中原朝野所认同。唐朝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强大、繁荣，促进了“胡”、“汉”文化交流，“汉”作为民族和文化的内涵，成为中原和边地各族人的共识。历五代到两宋，随着北方民族南下中原和民族之间文化冲突的加剧，导致汉民族意识强化，南宋时“汉人”作为族称，最终被历史确认     

涵化理论视阈下自媒体对大学生身份认同的影响

自媒体营造的媒介环境对大学生的身份认同产生了重大影响。积极有效的身份认同不仅对大学生自身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关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本文以涵化理论为研究框架,重点从环境涵化、技术涵化、情绪涵化和手段涵化四个方面考察了自媒体环境、议程设置权移、群体亚文化和自媒体互动平台对大学生身份认同方式、观念及行为的具体影响。     

王强教授“劳资两利”政策史研究简评

王强教授的“劳资两利”政策史研究,揭示了马克思劳资关系理论中国化的发展进程及其规律,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劳资两利”政策丰富的思想内容,展现了“劳资两利”政策实施过程中经历“左”和右两种倾向干扰的艰难历程,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私营企业劳资关系问题。他的研究,对构建当代和谐劳资关系的实践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价值,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资关系理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君主尚文论略

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纷纷内迁并在战乱中建立各自的政权。少数民族君主们不同称度地接触、接受和推行汉文化,大都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他们重视汉文化教育,实行“学而优则仕”。少数民族君主的尚文体现了其对汉文化的情感及心理认同,是其建业立国和巩固统治的必要条件,对加速各少数民族封建化,加快民族融合有巨大作用。     

爱情与艺术人生的思索——狄金森《我的生命——一把上膛的枪》主题论析

以《我的生命——一把上膛的枪》这部狄金森较具争议的诗歌作品的文本为据,从意象分析入手,联系诗人的生活及其创作体验,对该诗多重的思想主题作一评析。指出诗中的核心意象＂枪＂是诗人爱情与艺术人生的隐喻,它折射了狄金森的婚恋观及其对女性包括她本人从事文艺创作之困境的思索。对狄金森而言,爱意味着孤独,而文艺创作则是一种＂殉美＂体验,一种应该远离世俗物质诱惑的精神活动。     

马克思间接性生态观的逻辑推论与演绎

马克思的生态观不同于当代西方学者的"直接性生态观",但是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推论和演绎出马克思的生态观。这种生态观因为是逻辑推论和演绎出来的,因此应该称为"间接性生态观"。根据逻辑学推论法规,可以推论出:生态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是"不是问题"的问题;马克思讨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抽象的一般关系";人类可持续生存不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从马克思的理论中可以演绎出关于生态观的三个定理:人与自然的否定性同一是马克思生态观的结构前提;人为自然界确立生态界限;人对"物"的普遍占有是生态界限的生产方式基础。     

汉斯·摩根索的政治伦理思想评述

汉斯·摩根索是20世纪美国乃至西方最著名和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关系理论学家,是现代国际关系学科的奠基人和现实主义泰斗级人物。他重视权力在国际关系交往中的决定性作用,客观看待道德在国家政策中的地位,批判了理想主义"利益和谐论"的不现实性,倡导重新认识和发现国际道德。考察了汉斯·摩根索现实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重要影响。     

休谟哲学“自然主义解读”中的“越界使用”问题及其后果

诺曼·肯普·斯密斯的工作使“自然主义”成为对休谟哲学的主流解读之一,这种解读要求理性不能对情感进行“越界使用”。但是,通过澄清休谟的理性概念,我们发现,根据休谟的理论系统,“越界使用”是无法避免的。“越界使用”的出现使休谟的自然主义解读最终归于失败,自然主义解读失败的后果是休谟的经验推理没有获得恰当的形而上学解释。     

论我国留置权成立要件中的“同一法律关系”

我国《物权法》中关于留置权成立要件明确规定了债权人留置的动产应当与债权属于“同一法律关系”.这种界定应仅限于“同一个法律关系”,而不能将其扩大解释为“同一种法律关系”.但由于《物权法》此规定的概念语义范围较小,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留置权的适用范围,因此有必要予以扩张,即将一般侵权行为之债、无因管理（限动产）之债、不当得利之债以及因同一生活关系所生之债纳入到留置权中适用.     

《诗经》对中国人的影响和中文学的熏沐

《诗经》不仅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也是中国文学的奠基石与第一座里程碑,更以其特有的思想、文化意蕴为后世中国文学艺术确立了一种纪元般的范式：“风”蕴含的生活之“真”,“雅”昭告的典范之“美”,“颂”彰显的伦理之“善”,均被后代的统治者用作教化人心、改善民风的圭臬。诗虽有“六义”,但真正对社会的发展和人性的向善起到关键作用的是“美刺比兴”,此由白居易身体力行,后代作家和学者又将其发扬光大。历时地考察各个朝代对“美刺比兴”的接受,正是汉斯·罗伯特·姚斯所谓“垂直接受”方法在“诗经学”研究中的一种合理运用,而在对每个历史时期以及具体的接受者进行考量时,则需要对其中的历史时间和这位接受者所处的社会空间加以辨析,这又是曼弗雷德·瑙曼提出“接受约束”概念时所关注的问题,他的研究方法同样值得借鉴。本文拟从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等角度出发,对《诗经》施加于后世文学的影响进行剖析,再结合当下社会的发展要旨给予综合评说,以期为传统文化的递嬗承接提供参照,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献策助力。     

释古代军旅乐器“钲”

钲是文献中常见的军旅乐器,形制丰富,不但可以控制军队进退的节奏,在军中还有警示和报晓的作用,甚至可以作为重要的赏赐象征皇帝的特殊恩宠.但文献中出现的“钲”不可一概而论,古代将钟体的正面偏上部分称为钲,此外,钲还可以指代另外一种用以悬挂敲击的乐器.这需要我们在阅读时认真分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