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丁日昌办理天津教案

1870年爆发的天津教案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反洋教斗争。办理天津教案是丁日昌对外交涉的实践之一。笔者拟从丁日昌对天津教案起因的认识、处理方针以及经验教训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张之洞教案政策探析

张之洞在晚清长期出任督抚,处理了大量教案,形成了独特的教案政策。张之洞严格遵守条约,镇压反洋教斗争;同时,依照条约,维护主权、保护人民利益。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下,张之洞的教案政策不可避免地带着两面性。这种现象的产生,是中华民族近代的屈辱与抗争在张之洞思想中的一种反映。     

简论清朝末期陕西人民反洋教斗争的几个问题

清朝末期,陕西爆发了一系列反对帝国主义教会势力的斗争(亦称“教案”)见于历史记载的就有近20起。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897年7月发生的南郑县八角山教案;1900年7月的宁强县燕子砭教案;1900年8月的陕北三边(靖边、定边、安边)教案;1902年的略阳烟洞沟教案;1903年6月的平利县洛河教案;1911年10月的西安南关教案与宝鸡教案。对于清末与民国初年陕西教案中的某些问题,笔者作过一些研究和论述。本文拟再就清末陕西人民反洋教斗争的几个问题略述己见。由于教会势力的残酷欺压,迫使群众掀起反洋教斗争,是陕西教案发生的根本原因。     

1862年的湘潭衡州教案

1862年(同治元年)发生的湘潭衡州教案,是湖南近代史上最早的一次教案,也是近代中国较早的教案之一,时间仅略迟于贵州贵阳教案和江西南昌教案。它具有如下几个鲜明特征:(一)人民群众(包括青年学生)是斗争的主体,具有强烈的反帝爱国性质;(二)绅士从反侵略和维护“圣道”出发,进行了大量的反教宣传活动,成为斗争的主要动员、组织者;(三)地方官意存观望、纵容,并造成案件交涉处理的曲折性和长期性。这些,在近代中国早期教案史上很具有典型意义,值得深入剖析。然而,过往一些中国教案史著作,由于资     

国民性的神话与历史——传教士话语与清末南昌教案

在南昌教案的西方叙事中,知县江召棠被描述为一个撒谎者,一个为了面子而自杀、又以自杀对天主教会实施报复的人。而撒谎、面子和自杀正是在传教士的作品中频频出现的中国人的国民性,一定程度上是由传教士话语建构起来的一种"神话"。通过对南昌教案相关史实的厘正,可知上述"神话"用于表述南昌教案,都或多或少与事实有所出入。传教士话语反映了近代中西间的话语与权力关系,放在晚清教案史脉络中看,它的形成与双方的互相猜疑和敌对的氛围是有直接关联的。一旦形成,反过来又影响到西方人对教案问题的解读。     

义和团运动后教案特点的量化分析

本文首次运用量化分析的方法,归纳出义和团运动后教案的三个特点：教案性质发生变化、教案数量急剧减少、基督教与中国儒学和宗教习俗矛盾斗争类教案影响减弱,并探讨了上述特点的成因     

文化冲突与反洋教斗争——中国近代“教案”的文化透视

频繁发生于19世纪后半叶的教案,亦称民教斗争或反洋教斗争,是中国近代史上颇具特色和影响的重大事件。据统计,从1848年的青浦教案开始,到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为止,全国各地先后发生400余起教案。这些教案的发生,固然有其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原因,但中西文化冲突亦不容忽视。如:一神信仰与多神崇拜的冲突、平等思想与等级观念的冲突、追求来世与关怀现实的冲突、宗教仪式与伦理风俗的冲突、宗教慈善与传统秩序的冲突、外来宗教与土著宗教的冲突等,这些都是教案的重要起因。中西文化冲突充分显示了反洋教斗争的深刻性和复杂性。     

近代中国教案与传教士之文化观照

教案、反洋教斗争和传教士问题是中国近代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个具有重要学术与现实意义的课题。本文从文化史的角度对这一课题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近代中国教案与反洋教斗争，乃是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与近代中国社会的民族矛盾制约与影响下发生的，民族矛盾与文化冲突酿造出教案与反洋教斗争的二重变奏；由士大夫、官吏、秘密会党和农民倡导并为主力的近代反洋教斗争，所表现出的是一种爱国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杂揉和交融；而传教士在近代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过程中，是集“天使”与“恶魔”于一身的，担当了文化传播与文化渗透的双重角色。     

翁同和与近人教案及在华传教士的交往

重要的三点:“撇去三端,教士犯法即令回国;中官若不保护教民立时革职;设中西合办教案公署。”认为李氏在信中注重三点:一实禁谤教之书;一实准官民入教;一实讲信修睦①。在这封信中,翁同和首次提出成立中西合办教案公署,这在所有晚清官方档案资料中不曾见过,由此可见,翁同和对教案问题的重视。这个设想虽然很有意义,可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列强各国正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掀起图谋瓜分中国的狂潮,外国传教士也正疯狂地加入这一侵略行动,中国正处在大规模反帝反洋教斗争风暴的前夜,单靠成立一个中西合办教案公署是根本不能解决教案问题的。…     

清季湖南忔案论略

近代湖南发生的教案和反洋教斗争,从19世纪50年代的衡州教案开始,至20世纪初长沙、宁乡等地的反洋教斗争为止,经历了半个世纪之久,大大小小发生了3O余次。在南方地区,是仅次于四川的最激烈和频繁的省份之一。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较,清季湖南教案有着不同的特点,但又与全国的斗争呼应,成为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一部分。     

20世纪初陕西三大教案

叙述了２０世纪初发生于陕西的三个典型教案，即：燕子砭教案（１９００年）、三边教案（１９００年）、平利洛河教案（１９０３年），阐明了这些教案的发生根源于基督教传教事业的殖民性与中国民众民族自卫意识之间的尖锐矛盾。２０世纪初陕西三大教案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民族自卫意识，打击了殖民压迫势力，是近代陕西人民民主、民族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1990年以来张之洞研究述评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张之洞研究逐步走向繁荣。伴随着历史学研究理论的变革,学术界对张之洞的评价也在发生着变化。本文从"张之洞与‘中体西用’论"、"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张之洞与晚清政治"等三个方面,对近十多年来张之洞研究予以叙述和评论。以期这个领域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清代四川天主教传教史拾遗(三)

清代中叶，四川部分地方曾出现容忍天主教会活动的特殊环境，本文通过四川官府对个别违禁天主教徒的处罚情况说明这一点。另外，本文借助于袁在德、童鳌、何国达的自状，反映禁教时期四川部分传教士及教徒的活动情况。文中引证的数段经文，足以反映“礼仪之争”后，经书的中文翻译及传授上的尴尬处境，对于认识天主教会的传播，尤为珍贵。民国之后，民教间的隔阂有所消失，天主教会开始认同中国社会，文中呼吁援华电文既表示这一发展趋势，也为本札记的撰写收一良好的结局。     

反洋教斗争与中西文化冲突

反洋教斗争与中西文化冲突李伟近年来，在中国近代反洋教斗争（也称教案）的研究中，三四十年代早就流行过的“中西文化冲突”论再次时髦起来，有的人更把它看作教案研究的突破口，从而认为教案的发生和发展，是由于中西文化冲突的结果；有的更直接地指出，教案是“保守落...     

论近代中国甲午战前的教案与反洋教斗争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教案、反洋教斗争到本世纪末的义和团运动,其间经历了四十年,无论从其斗争目的或动力看,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近代教案、反洋教斗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过程中产生,它的斗争锋芒主要指向外国教会势力,所以它的发展历程不能不随近代社会矛盾的变化而变化。中国近代反洋教斗争是中国近代民族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近代史上有三次民族运动高潮,近代反洋教斗争同样也     

清末反教思想的变迁——以《东方杂志》为中心

《东方杂志》作为在中国历史上历时最长的刊物之一,创办之初曾致力于教案的探讨:分析教案产生原因,提出消弭教案的方法,记录了反教行为的变迁等等,展示了清末人们经过义和团运动的洗礼后思想认识从情绪到理性的大幅转变。这一转变与国人从自我文化中心转向多元文化的认知密切相关,是清末教案逐渐减少的思想根源,显示了人们在中西文化交锋中传统观念的蜕变和长期历史积淀的民族心理的转变,是清末走向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浅谈近代教案中的文化冲突因素

自19世纪中叶以来，我国反洋教斗争呈高发态势且日趋激烈，参与的社会阶层和地域越发增多。酿成教案的原因，传统观点多认为传教士参与侵华活动是主要原因。但本文认为，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之间的两种异质文化冲突，即潜伏于中国人中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文化习俗与基督教会教义、仪式的相互隔阂、对立则是近代中国“反基”教案发生的深层次的、内在的根源。     

试析秘密结社在清末安徽教案中的角色定位

秘密结社在清末安徽教案中担任了不同的角色。在1876年的皖南教案中，秘密结社点燃仇教火焰后则迅速隐蔽，以旁观者的身份来静观事态发展；1891年的芜湖教案中，秘密结社不仅策划实施了芜湖教案，而且领导了整个长江流域教案的爆发．严重打击了清政府和外国教会；而在1907年的霍山教案中，平民张正金联合秘密结社，发动了反教起义，秘密结社则是配角。在这几次教案中，秘密结社虽然担任的角色不同，但目的相同，都是为了引起事端，表达一种对当下社会秩序的反抗。     

论南昌教案中的按察使

南昌教案是1906年因法国传教士王安之杀害清政府南昌县令江兆棠而引起的民众反洋教斗争.江西按察使在教案起始、经过与善后阶段均有介入.考察其在这一典型教案各阶段的职务行为,对于认清按察使在晚清教案中所起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怀疑远人:清中前期的禁教缘由及影响

中国史学家一般认为在晚清不平等条约时代后才有反基督教运动,而忽略了清中前期长期存在的禁教和反教。本文考察了康熙晚年禁教以后的历朝教案和不断强化的禁教措施,说明了清代在条约时代之前就厉行禁教的事实。康熙朝之后,清统治者有求于传教士处日益减少,对西方文化也缺乏兴趣,传教士没有了像过去那样有效的交换传教许可的手段,随着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统治者担心远人来华传教的政治动机,对传教士怀疑加剧,对西教误解很深。这些都推动了清廷厉行禁教。近代之后,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反教传统与不平等条约的刺激一起对晚清政教关系的紧张和冲突产生了重要影响。直到戊戌维新和庚子事变后,这种传统才为新的认识所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