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陶渊明的思想矛盾

创造了优美恬静的田园诗的陶渊明，他自己的思想并不平静。本文拟从陶渊明的诗文自身出发，分析一下他那动荡不宁的思想经历，看看他是在几个层面上展开这种内在搏击的。一、仕隐冲突这是陶渊明思想中第～个严重冲突。我看陶渊明的归隐有三个原因：1．追求精神生活的自由。他多次表述，仕途社会对他犹如“樊笼”和“尘网”，他在其中过着“心为形役”的生活，这种违背心牲的生存方式，令他感觉耻辱和痛苦（即“志意多所耻”）；还在做建威参军时他就说：“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归隐多年之后，回顾那段仕宦生涯时还说：“在英经十载，…     

王维亦官亦隐的佛道依据

王维一直心存辞官归隐之心而终未归隐,这种矛盾的思想,可以从<维摩诘经>中找到答案.从俗谛的角度看,王维的处世之态是亦官亦隐.从佛教的角度看,王维的立场在生佛之间,既在生又在佛,既不在生又不在佛.这就是居士.王维视维摩诘居士为楷模,一生效法维摩诘.力图整合出家不出家的两条道路,整合出世入世思想,"在家而重出家之美,深其恼耳",这正是他的苦恼所在.王维一生都在寻找合理的人生,追求个性自由,追求精神的自我主宰,企图通过奉佛参禅寻求精神出路.这种苦闷、彷徨与探索,最终被他诗化了.     

忍把豪气化归思 --辛弃疾归隐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嫁轩归隐思想形成原因有三:一为南宋“和戎”国策所不容,二为世情所不容,三为老、庄思想所影响。其发展轨迹是:初居带湖,身隐心未隐,表面的山水之乐无法掩盖内心苦闷;移居瓢泉,似有所悟,所持达观,略见其真;再返瓢泉,始生绝望,弃却功名,乃入静境。从不认同归隐到想往归隐,有其渐进轨迹。但不论何种境界,其报国雄心始终未泯。     

出世与入世的统一——梁漱溟宗教观辨析

在学界关于梁漱溟思想的研究中,人们常常用“以道德代宗教”来概括他的宗教观.然而,从梁漱溟的思想历程来看,其宗教观远非如此简单.出世情怀与入世精神,始终是他内心世界矛盾而又统一的两个方面:从现实着眼,他创立新儒学,旨在为中国的现代化寻求文化出路,“以道德代宗教”就是其中的一个具体路径；在内心世界,他却一生钟情于佛学,并认为在人类文化的最高阶段将是佛家圆满出世法的复兴.对此,需要结合他的整个文化理论及其人文关切作全面的理解.     

论史浩的退隐生活及其间的诗词创作

恪守士人进退传统,坚持自身真隐理想及享有优裕退处待遇,是史浩力求退隐四明故里的三大因素。归隐之后,他借鉴陶潜尤其是裴度的隐居范式,撷取四明地区仙隐传统,建筑四明洞天以亲近自然与神仙、和睦乡友并安居亲人,塑造了独具特色的退隐生活。作为反映,其间所作诗词便多以自然之亲、仙隐之思、乡友之睦与天伦之乐为主题。     

三一教主林兆恩对三教入世出世论的调和与会通

明代中后期，以“闽中异端”之称闻名于世的三一教主林兆恩大倡“三教合一”之论，从而将儒、释、道三教的入世出世观深度融合。首先，林兆恩从“体用合一”之角度提出入世出世不可偏废的原则，从而消解了三教在入世出世观上的差异。其次，他又以“心”作为判别三教入世出世之依据，通过“心”来论证三教在入世出世观上的一致性。最后，他站在儒家立场，以“归儒宗孔”论调停了三教在教化方面的矛盾和冲突。     

委运大化 任性求真——从陶渊明的人生态度谈其归隐

陶渊明“是玄学人生观的一个句号”① ,是魏晋人格理想的实现和完成 ,他以自己生命的境界展示了魏晋玄学主题的深度 ,以其真正脱弃轩冕不耽世荣而“高于晋、宋人物”② ,并赢得“古今隐逸诗人之宗”③ 的美誉 ,他的归隐所拒绝的并不是异代新潮 ,而是当时漫天斯兴的“大伪” ;与之相应 ,他归隐所承诺的也不是对业已灭亡的东晋王朝的尽忠 ,而是对已经“告逝”的人世“真风”的呼唤 (《感士不遇赋》) ;他并不是要通过归隐向时人和后人陈列一具东晋王朝的政治殉葬品 ,而是以“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这一存在方式来展露人的真性 ,求得一个真…     

元代隐士及其散曲创作

元代隐士基本上可分为三种类型,元初的隐士大都带有一定程度的民族感情,不愿为蒙古族统治者服务。后来的隐士则从"穷则善起身,达则兼善天下"或"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出发,觉得还是在野比较自由。还有一种人本来在朝为官,后来被罢斥或者遭遇挫折而归隐田园。他们所写有关归隐内容的散内思想感情各不相同,绝不能用"出世思想"这样一个概念去理解。对于隐士,对于散曲,这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还有关汉卿,从他的剧曲和散曲来看,也很可能是隐于勾阑的一位隐士。     

居夷浮海欲何往——试论孔子晚年的出世思想

孔子的思想在晚年发生了一次较大的变化 ,即由早年的积极入世变为悲观厌世 ,甚至一度萌发了遁世幽隐、寻找海上仙山的念头。这从《论语》的“子欲居九夷”、“乘桴浮于海”等章中可略窥一斑。本文试对孔子晚年的出世思想作一探讨     

范成大思想初探

作为对范成大思想的初次系统探讨,本文认为其政治思想是较成体系并注重实际的,“忠君”、“爱民”、“恢复”是其政治思想的三大支柱。政治思想显示了范成大重功利、鄙空谈的政治家特色和深厚的爱国精神。范成大又有自成特色的归隐思想,它是和思乡恋家情怀交织在一起的。和陶渊明的“归隐”不一样,他的归隐思想是志得意满后理想人格的一种追求。他的归隐思想与宋代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佛老思想的熏染、长期疾病对他心理的影响有很大关联。     

论郁达夫的“隐逸”

隐逸,是郁达夫最典型的人格特色,几乎囊括了现代隐逸的各种形式。他＂隐于自然＂,认为欣赏自然,欣赏山水,就是人与万物调和,人与宇宙合一的一种谐合作用。他＂隐于酒色＂,几乎把＂酒色＂当成了他的精神家园。他＂隐于书斋＂,读书、买书、藏书、著书成为他终其一生的爱好。他＂隐于宗教＂,作品中时时流露出淡泊出世、放达超俗的佛道意识。他＂隐于死亡＂,在＂杀身成仁＂的民族大义中实现了生命的完满与超越。在郁达夫的＂隐逸＂中,＂隐于自然＂和＂隐于酒色＂是其最突出的表现。爱欲和自然构成了郁达夫小说中人物生命的两极。     

陶渊明的归隐与玄学的人格本体论

陶渊明是我国古代一位赫赫有名的大隐.自出仕江州祭酒,或官或隐,至义熙元年辞去彭泽县令,归耕田园,终其一世六十三岁,近半生都过着隐居生活.钟嵘论诗,称其为“隐逸诗人之宗”,首先着眼在“隐”,其次才是“诗”.可见渊明最初原非以诗著称,而是以“隐”名世的.陶渊明何以归隐?又何以能在漫长的隐居生活中自甘淡泊,安贫乐道?究竟其生活信念和贯彻始终的精神支柱是什么?对此历代治陶者从不同侧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但笔者     

在两种文化的冲突中求生存--解读陶渊明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在其并不算太长的一生中，屡次出仕又屡次归隐。对其出仕之因，中学语教材中以为是“家境贫寒，为谋生”。本对此观点提出了异议，并对陶渊明的几次出仕又几次归隐的具体原因作了剖析。作认为：陶渊明的几次出仕又几次归隐的原因是复杂的，不能用“因贫寒。为谋生”一语以概之。其根本原因是由于陶渊明集儒家化与道家化于一身，两种化两种思想在他的头脑中不断斗争，不断地起作用的结果。同时还有一个原因也不能忽视，那就是：他凭自己多年从政的政治敏感，看到了东晋政权已日薄西山不会久长的必然结局。     

佛教的出世精神

人们通常以为佛教的“出世”即意味着“出家”,这是始于原始佛教时代的一种误会,将“在家”与“出家”,“社会生活”与“山林古寺”对立起来。小乘佛教的“出世”精神打破了这种二元对立,即“出世”并非一种空间转移和身份转换的问题,却视“烦恼”与“菩提”,“生死”与“涅？”等为对立的二元。大乘佛教进一步打破了这种妄执,以体用不二的逻辑,从根本上实现了“烦恼”与“菩提”,“生死”与“涅？”,“自度”与“度他”等的不二一如。在大乘佛教,“出世”是“入世”的本性,“入世”是“出世”的相用;可以说,“出世”即“入世”,“入世”即“出世”。     

“执著入世”与“飘然归隐”的奇妙组合体——李白受儒、道思想影响之微探

李白的一生是"执著入世"和"飘然归隐"这两种生活方式的奇妙组合。儒、道文化精神造就了李白独特的个性与对人生的追求。一方面,他骨子里充满积极进取的儒家入世思想;另一方面,他深受道家出世思想影响,陶醉于自然、极端张扬自我个性。     

周颙与宋齐佛教 ——以钟山隐舍与草堂寺为中心

[提要]周颙于宋泰始四年自蜀返建康后造山茨精舍,嗣在其前造草堂寺,二者独立又为整体,位于钟山(北山)西而非“雷次宗旧宅”处。“山茨精舍——草堂寺”的建造为僧人提供止锡、修持、著述乃至弘法的场所,蜀法绍是精舍最早的住僧,法度开创摄山前于宋末“游于京师”,当居其中,二人并称“北山二圣”。慧约在草堂寺弘法十余年,“清虚满世”。僧朗前往摄山前亦应止锡山寺。山茨精舍亦为周颙的“隐舍”,他长居其中习佛修静,解经著述,其《抄成实论序》昭示周颙永明八年尚健在,可补正史记载不足,特别是《三宗论》的撰成使“三宗之旨”在江南传布,对摄山三论学派的兴起有积极作用。文中对汤用彤、任继愈、鎌田茂雄的相关论述展开讨论并予以补证或订正。     

论《东坡乐府》中的归隐情愫

简单介绍了历史上士大夫文人的归隐情形 ,突出苏轼的归隐与他们有别。苏轼是心归而身未归 ,视功名富贵如蜗角虚名蝇头微利 ,从不贪禄恋权。苏轼常存归隐之心 ,只不过他是要回归到百姓中去。     

试论白居易对陶渊明思想的接受与发展

白居易“夙慕陶渊明为人”，其人格诗文亦深受其影响。考证其生平，他既受陶渊明归隐田园的精神感召，又不接受其贫寒困顿的一面。结合中唐社会倾向及自身实际状况，白居易创造性地提出了“中隐”理论，发展了自魏晋以来的隐逸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     

魏晋风度对李白性、行之影响

魏晋风度指汉末建安至晋末宋初时期女人名士的言行风貌,其主要表现为清谈、饮酒、吃药、栖隐、漫游、放诞.《世说新语》及《三国志》、《晋书》都对此作了大量记载与描写.李白是以醉、傲、仙、隐、游著称的,他在《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中说:“至于清谈浩歌,雄笔丽藻、笑饮醁酒,醉挥素琴,余实不愧于古人也.”这里说的古人,明显是指魏晋名士.确实,魏晋名士风度对李白的性格和行为都产生了十分明显的影响,下面我们就具体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康有为晚年“天游化人”的人生状态与其书法创作

康有为晚年经历了从“入世”到“出世”,从“济人经世”到“天游化人”之人生状态的转变,他晚年追求“圣、仙、佛”的艺术格局,在书法创作中表现出“洗涤凡庸”、“不夹几许人间烟火”的精神境界。康有为晚年随着这种人生状态的转变和最后人格的完善,完成了“兼容篆、隶、碑、帖意味而圆融和谐,且大气雄浑,不失飞逸”的具有个性化的备美“康体”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