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发展的国际借鉴与改革建议

农村政策性金融的发展,对于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和粮棉流通体制改革,完善农村金融服务,弥补财政支农不足,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保护农民收益,都具有关键性作用。立足于中国农村政策性金融的现实问题,在借鉴发达国家比较成熟的政策性金融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了对现行农村政策性金融的改进建议。     

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改革与发展研究

从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改革出现的问题入手,分析当前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改革的现实性,从合理配置资源和加快建设农村经济的角度出发,提出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改革与发展的策略构想,希望能进—步完善农业政策性金融功能,构建适合我国农业发展的政策性金融体系,真正解决我国“三农”发展的金融困境,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的和谐发展.     

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思考

农业政策性金融是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文章着力于分析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促进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发展的对策思路。     

试论我国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完善

政策性金融在资源配置中具有特殊作用 ,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也表明政策性金融的发展为经济发展所必须。统观我国 1994年以来的金融实践以及未来的经济、金融发展 ,我们发现 ,我国政策性银行的地位需强化 ,体系待完善 ,我们可从加快建立政策性金融法规和专门的政策性金融监管机构、拓宽政策性银行的筹资渠道、加强现有政策性银行的建设及适时增设新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几个方面出发 ,以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较为完善的政策性金融体系。     

关于政策性金融的研究

鉴于目前中国的金融主导型融资格局,金融政策便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本文旨在探索政策性金融在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首先,笔者描述了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特征及其存在的理论及现实,随后考察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实践,即财政信用和国有银行的政策性业务,并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最后,笔者对建立和完善中国的政策性金融体系做出了具体设想,认为有必要建立科技开发银行、就业扶助银行、住房银行、老少边穷开发银行和地方政策性发展银行,也简要分析了其中的关键问题———政策性金融体系的资金来源     

基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农业政策性金融组织体系构建

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相结合的农业政策性金融理应为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的农村基础设施提供资金支持,针对当前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功能弱化、组织体系低效,未能给予农村基础设施足够的融资支持的现状,在借鉴国际上农业政策性金融组织体系通行做法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了双层合作的农业政策性金融组织体系,提出了加强农村基础设施贷款项目管理、健全财政对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利益补偿机制、加强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运营管理等保障措施。     

基于金融视角的我国农村消费支持体系构建

发展农村消费市场必须重视金融支持作用。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不完善,农村消费的金融缺失,表现为金融产品创新不足、政策不健全、金融服务质量不高等。应立足扩大内需,特别要把扩大农村消费需求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完善农村金融网点、创新金融产品、加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完善政策支持体系以及农村金融机构自身建设等方面,积极构建农村消费金融支持体系。     

中国农业政策性金融存在的问题及改革

农业政策性金融是一个国家农业支持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农业政策金融的有效运行既需要政府财政的积极支持,也需要政策性金融机构运行机制的不断完善。目前,我国的农业政策性金融存在很多问题,为了适应新形势下农业经济的发展,需要对我国的农业政策性金融进行改革。     

批发金融机制和农业政策性金融改革研究——基于普惠金融的视角

当前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正处于转型改革的关键时期,如何确定未来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体系的改革取向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探索的焦点。本文立足于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现实特征,从普惠金融的视角出发,探讨建立以市场化为导向、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为主导及缺乏外部资金来源的小型微型农村金融机构为参与主体的农村批发金融机制。在借鉴国际上较为成熟的批发金融机制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农村批发金融机制的理论框架、参与主体和制度要素,从而在推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同时,为未来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改革提供可行的思路。     

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选择

财政政策是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政策工具 ,对当前农村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文章分析了农村三次产业结构调整存在的问题 ,指出了结构调整中财政政策选择的方向 ,并提出了财政政策的选择路径     

福建农村改革30年的成就、问题及其政策取向

阐述了福建农村改革30年来在农村经济、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农村社会事业和农民生活水平等方面所取得巨大成就,分析了福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如农民增收缓慢、体制性障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留守农民素质较低等,从农村改革的指导思想、农村生产力发展、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等方面进一步分析促进福建农村发展的政策路径,以期继续解放思想、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村发展。     

试论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的协同发展

中国目前仍有8亿多的农村人口,建设新农村是一项重大的抉择。但中国的新农村建设是在中国现代化发展很不充分的情况下提出的。新农村建设与工业化、城市化或总体来讲的现代化是密切相关的,有其系统规定性。在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什么”、“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大陆城市化的滞后及原因”的基础上,提出“协同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的构想”。     

列宁新经济政策对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启示

列宁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关切，充分体现在其实施的新经济政策之中。以史为鉴，我国在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实的思想路线，采取有力措施发展农业生产，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推进城乡的统筹协调发展；全面推进农村改革，提高生产力；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农民利益。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性合谋及特点——基于A、B两县政策执行过程的考察

基于对中西部两省份两个县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推行情况的调研,发现无论是基层执行方还是作为政策目标群体的农民,两者均借新农保政策获益,并在最低程度上落实了新农保政策。研究发现新农保政策（制度）结构本身为这一合谋提供了驱动力量,同时,制度性遗产——双方之前形成的互不信任的互动模式最终完成了这一合谋。     

农村低保三级评议制度及其实施中的偏差治理——以G省K乡为例

实地调查发现,农村低保制度在乡村现行治理结构下出现失效现象。而其根源在于乡镇和村组织之间的实施监督关系变异为乡镇和村之间的合作共议关系,导致低保三级评议制度实施中出现种种偏差,如将低保享受资格作为＂惩罚＂工具,将低保指标作为工作顺利开展的＂抚慰＂、＂公关＂手段等。其深层原因包括村级组织受到乡镇干涉而难以实现独立评议,乡镇监督实际上成为乡镇和村两级组织的＂合议＂,以及县一级组织监督的实质性缺失等。解决此问题的关键在于重构乡镇和村组织间的制度理性,强化监督,促进村民在评议中的参与。     

以产业集群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中心镇转移——以广州市番禺区为例

产业集群的成长对城镇化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具有重要意义。集群产生的规模效应带动了中心镇的发展,以产业集群为依托的中心镇又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提供了出路。通过以广州市番禺区产业集群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现状和走向的分析,可以看出其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作用和目前存在的不足,提出产业集群与中心镇建设和农村人口转移相互促进的机理,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政府应发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