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常与变:儒学现代开展的根本精神与损益方向

儒学在现代社会的开展需要厘清常与变两个面向。常的面向包含天道信仰与伦理责任。天道信仰兼具生生不息、天人合一的维度,是中国人对于宇宙人生的价值性理解。伦理责任则是中国人对于人生在世所应担当的道德责任的理解。变的面向包含了对于民主与科学的重新审视。它们虽然不是传统儒学所擅长,但可以在儒家的根本精神与圆善旨向的基础上被儒学体系所容纳接受。     

现代新儒学对君子理想人格的重构

现代新儒学面向现代社会生活,回应如何沟通科学与哲学、智性与德性的问题,援引西方哲学,重新解释中国心性之学,成为重构理想人格的基础。现代新儒家学者多以"知识分子"来对接"士"、读书人,发挥"士志于道"的文化传统,并强调日常生活中的职业道德建设,使得以身载道的君子传统在现代社会获得新的生长点。尽管这种思考和论述有不充分之处,却在拓展儒学价值领域的同时,对文化的民族性、现代文化精神有充分自觉,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我们认真梳理和总结。     

"中国艺术精神":问题的提出及其意义

台港新儒学代表人物徐复观乃明确标举“中国艺术精神”之第一人,而美学大师宗白华也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法阐释过这一美学命题。徐氏从儒道两大思想系统出发,偏重于艺术精神主体心的揭示,认为中国艺术精神以庄子之“道”为精髓和根本,最终落实在传统山水画上。徐氏由出发点的“全”到结论的“偏”皆因其将艺术精神纯而又纯化了;宗氏从诸艺术门类的并列研究出发,于会通处提炼精神,认为舞蹈精神乃中国艺术精神的表现,“道、舞、空白”则是中国艺术精神得以表现的空间。由于二者的立足点、出发点、个性、学养皆不同,所以得出不同的答案。徐氏和宗氏贯通古今中西的探索,为我们开辟了一种中西美学比较的阐释方法以及对古典进行现代转换的研究路径。     

《论语》中"道"的语义内涵新探

"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它在孔子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儒家著作中"道"的阐释,对于深化孔子思想的研究以及诠释中国古代哲学中儒、道学说极具重要价值.儒家经典文献<论语>是集中孔子思想主张的重要典籍,其中,孔子论及"道"的地方多达90次,且与"君子"、"天下邦国"、"德与仁"、"义"、"礼"等诸多概念相联系,也是指导和衡量这诸多后者的准则.结合<史记·孔子世家>、<礼记>、<淮南子>等史料中有关孔子"行道"的记载可见,前人"忠恕观"、"仁、义观"、"自然规律观"、"统治工具观"等对孔子"道"的解释偏于狭隘,不利于对孔子"道"之丰富内涵的体认和诠释.     

儒学社会的治乱兴衰:一种精神的限制

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前儒学社会和儒学社会两个发展阶段。儒学社会的主导精神是儒学精神。儒学精神可以表述为：以爱为原则、以君主秩序为目的、以伦理控制为手段等三个社会学式命题。儒学精神的内在规定性是伦理理性。儒学社会是伦理控制型社会。儒学社会的治乱兴衰一定意义上即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治乱兴衰。本文试图考察儒学社会的治乱兴衰和这个社会的控制类型即伦理控制之间的相关性,即考察儒学的伦理理性及其限制     

论嵇康的"君子"思想

"君子"一词在嵇康诗文中多次出现,也是嵇康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嵇康的"君子"思想,除继承儒家固有传统之外,还吸收了道家的思想资源,体现了其对正始玄学的继承和对魏晋禅代之际特殊时代背景的思想回应.     

黄宗羲论儒学

黄宗羲以儒学为中国古代各派学术的正宗,其他如杨、墨、申、韩、佛、道诸家,均属别派异端。在别派异端中,黄宗羲又以杨、墨为害最大最深,并惊呼“杨、墨之道,至今未熄”。认定杨、墨之道违背儒学的仁义之道,并以为佛、道二教与杨、墨之道相通,这是大部分儒者的共识,而以为“自古至今,只有杨、墨之害,更无他害”,则是黄宗羲的独到见解。当然,黄宗羲是站在维护儒家仁义之道的立场上来批判杨、墨的,因为他以儒学为洽国之本,以儒学为中国学术的正宗。他认为儒学是一种仁义之学,即社会伦理学说,这种学说”经纬天地“,经世致用,主张仁义与事功的统一。黄宗羲在揭示孟子学说的宗旨时指出,儒学以“仁义”为核心,仁义是孔、孟所立的人极、人道,即做人的准则。他在《孟子师说》开卷便明示仁义之道即为天地之道,他说:     

直面问题寻方法,重铸"经世"新精神

“经世致用”是儒家学术的基本精神品格,凭借着这一精神品格,儒学自其创立之日起,在两千多年曲折的历史进程中,通过吸收诸子百家的思想精髓,排拒佛老的出世与遁世思想,代有儒家宗师崛起,形成了汉唐经学、宋明理学、明清“革新儒学”、现代新儒学等不同形态,体现了儒学与世偕行,     

儒学复兴与中国文化之未来发展——牟宗三“儒学第三期发展”说再议

"三统并建"是牟宗三对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总体规划,而究其实质,仍是儒学"内圣外王"的老话题。儒学第三期发展说所依据的是"道德的理想主义"的大纲,是一种"儒家式的人文主义",对于解开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困境以及世界文化在工业文明时代"人的意义的失落"的困境,都是一种富有建设性的理论探索,具有重要的意义。牟先生只是开启了儒学第三期文化运动的开端,并做了初步的疏导和富有建设性的探索,并没有真正完成新儒家外王之学的重建。其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理论,仍旧未能彻底突破道器二分、中体西用论的传统格套。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实现儒学的现代转化和复兴,必须正视牟先生的智慧,不能绕过,只能超越。     

"同光体"诗学的政治意识

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诗言志"理论,在源头处就奠定了中国文学的两重性:政治性与文学性的并生关系.因此,"声音之道与政通"、"诗缘政"等观念,就成为中国文学发生或解析的重要维度.本文以晚清至民初的宋诗运动(又称"同光体"诗学)为考察对象,简要勾勒该派诗学所表现出的文学与政治互动关系的脉络.简言之,在中国近现代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文学与政治的互动关系,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自觉的主体意识通过文学表达对政治的想象、期待以及挫折,客观地再现了此时作家的心路历程.     

中华传统儒家人文化的内涵及特质

中华传统儒家人文化阐述的是作为社会群体的中国人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思想观念和心理状态,把握中国人核心的精神属性,它是培养君子.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一代代知识分子构建的以"仁"为旨归的历时态知识体系,通过自我修身为齐家、治国、平天下奠定人格基础,通过践行中庸之道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勾勒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景象,仁者爱人的交往观在社会生活中建立了充满温情的人伦秩序.他们共同指向可持续发展之道.以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     

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

儒家文化自近代以来经过那么多的磨难,经过上百年艰难的自我转化,如今确已成为"当代世界性的显学"、"诸多现代文化思潮中的一支".儒学的现代价值更是20世纪80年代儒学复苏以来人们谈论的重要问题.儒学的理论价值在于它独具特色的人文精神.中国文化是一种弱宗教文化或强世俗文化,其人文和人文精神的特质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那种与正统宗教神学相颉抗的世俗化人文主义理想和价值精神.     

略论"本体"的演进与自然科学发展之关系

西方哲学在本体追寻过程中日益显现出被自然科学所宰制的态势.这是以知识论为致思目标的西方哲学受自然科学所逐步揭示的自然界图景映射的逻辑走向.由此在哲学领域里产生了否定本体或把本体归结为主观非理性因素这二股思潮,这导致生活世界意义的缺失;汲取中国哲学融自然、社会和人生为一体的本体--道,以建构人类生活的"安身立命之本",能有效地化解由于本体迷失导致的负面影响.     

从存在的焦虑到生存的忧患——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本土化"论之二

存在主义是20世纪中国的一种本土化文学思潮(现象),而由"人性→人生→人类"忧患意识转化为"忧生患命→忧道患志→忧时患世(忧国患民)"的忧患精神是其本土化的一个基本趋势.从鲁迅的"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世纪初忧患,到冯至的"忧天的杞人"式忧患和沈从文对理性精神退化与人格奴化的忧患,至20世纪80、90年代的"先锋作家"在存在的困境中所发露出的"醒世恒言"式忧患,以及海子诗中缘干对生命的痛苦质询所产生的存在的忧患,又体现在重新寻求某种整体诗性言说、一种时代性、民族性救赎的冲动.其中既有对存在主义忧患意识的中国式读解,也包括对传统话语的现代性转化.总之,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可谓生于忧患,归于忧患.     

《周易》之“德”的伦理学诠释

"道"与"德"是《周易》的两大核心范畴。长期以来,学界以"易道"为核心,侧重对《周易》之"道"的研究,而对"德"的研究阙如。在《周易》所展现的伦理秩序中,"德"完成了由"目视于途"向"德性"之义的转向,展现了中国传统思想理性化的过程。"德"不仅将时间因素摄入其中,表明执守德性的重要性,而且表现出政治伦理特质,从"君子之善"和"制度之善"的角度说明"修德敬业"地践行德性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道统维护与思想启蒙的悖结—论李贽“童心说”的双重使命及内在困境

在明末名教桎梏和市民社会的催逼下,李贽为恢复儒学的真精神和探究性命下落,借用佛教“真空”观取代传统儒学的“道器”论,将性善论的“赤子之心”置换为自然之性的“童心”,通过“童心说”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确立了“真”的本体论地位,在心学范式下艰难维护儒学道统的同时开启了前近代的思想启蒙运动。然而,由于在农业文明时代道统维护与思想启蒙的悖结,李贽不仅因其“童心说”而成为儒学“异端”,还被由其催生的明清启蒙思潮所扬弃。     

陈亮的反理学思想和"朱陈之辩"

陈亮是南宋事功之学的著名学者,其反理学思想的形成,既继承和发展了早期事功学者的有关观点,又与自身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学术发展道路密切相关.随着理论思考的不断深入,他对理学的态度也越来越激烈,最终引发与朱熹的辩论."朱陈之辩"主要围绕对"道"的理解、"王道"与"霸道"、义理与利欲、成人之道等问题展开,反映出两人在哲学观、历史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方面的理论分歧.这场辩论是事功之学和理学两种思潮尖锐对立的一个缩影,其实质是双方对社会现实看法的差异和新的历史环境下对儒学的不同改造与发挥.     

涩泽荣一《论语与算盘》的儒商之道及其启示

涩泽荣一在实业思想上,把来自中国的儒家精神与效仿欧美的经济伦理融为一体,奠定了日本企业经营思想的基础.他的<论语与算盘>,系统总结了自己的成功经验,被称为"商业圣经":既讲精打细算赚钱之术,也讲儒家的经营理念和儒商的处世之道,包括:"士魂商才"的经营原则,"义利合一"的求财之道,"信为根干"的企业精神,"其争也君子"的善意竞争意识,"回馈社会"的道德义务.     

试论中国现当代作家"医文跨界现象"及其深层结构

中国现、当代诸作家"弃医从文"、"弃文从医"或"亦文亦医"的人生际遇不绝如缕地演绎着耐人寻味的"医文跨界"现象.深入透视中国作家"医文跨界"现象及其精神生态、国外作家的文化他者,具有重要的镜像价值.以鲁迅为代表的现、当代作家人生轨迹演绎的多向度"医文跨界"现象,蕴含着精神图谱、文化心理、人格美学等深层文化意蕴,不仅是作家主动、被动和从动的职业选择,也是作家在多元矛盾中对未来人生道路和生存方式的个性选择,其命运博弈显示了中国作家独特的生命形态,显现着陷于奴役与异化的生命存在及其精神生态,彰显着"诗意栖居"的审美理想及其精神向度.     

经济全球化态势下的民族文化

中华民族文化具有历史的强势。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博大胸怀,是其强势的表征。儒、释、道一向被看作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这三大文化不仅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产生广泛影响,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态势下,也越来越被西方文化所认同。儒家的仁爱精神,道家对自然的崇尚以及释家的慈悲、笃静等,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借鉴。对民族文化的复兴一要科学化,二要具有时代感,三要进一步强化厚德载物的民族文化传统。如此,民族文化不仅会复兴光大起来,而且将对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起到正确的引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