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尧《古赋辩体》的文赋观及其现代启示

祝尧在《古赋辩体》中指出,唐末宋初的赋家为矫正律赋之弊,学习楚辞和汉赋中问答体作品的散文化句式和议论手法,开创了一种新赋体——文赋。但文赋未能祖述兼有六义之骚,亦未能宗法"丽以则"之汉赋,更未能做到情、辞、理的统一,已失赋之本义。且以指导科考的标准来看,文赋不能作为士子学习的典范,所以祝尧拒绝给予文赋以"合法"的地位。祝尧对文赋近乎否定的评价,有其理论渊源和理学一尊的时代原因,它显示的是实践家的"破体"行为和理论家的"尊体"主张之间的矛盾。祝尧保守的文赋观对明清两代的赋论有着深远的影响。正确评价祝尧的文赋观对当今的辞赋理论研究及创作都有重要意义。     

丽则——历代赋论的基本标准

扬雄最早提出丽则标准,班固继承了其观点并有所创新.晋代人以真实可信、言语华美为丽则.刘勰以丽辞雅义作为评赋原则.唐人对南朝淫丽文风进行批评.宋人将丽则作为赋的理想标准,祝尧将丽则阐发为情、理、辞的完美结合.明清受祝尧影响,强调丽与则的兼美.     

论唐宋赋的尚理倾向

赋主体物,这在晋代已被充分认识并明确指出了。陆机《文赋》所谓“赋体物而浏亮”,即抓住了汉魏赋在艺术上的这一特色。以后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则以“写物图貌,蔚似雕画”,对此作了进一步说明。赋重抒情,是汉末才开始出现的,至魏晋六朝时已蔚然成风。所以刘勰论赋已不能专以“体物”来加以概括,而要以“体物”和“写志”并列了。他对“物”和“情”在赋中的关系作了这样的解释:“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物以情观”。这就把赋在汉魏六朝时的主要艺术特色概括出来了。赋尚说理,则始见于唐而终盛于宋。对此,历代论者多加以指责,认为赋的这种创作倾向有悖于传统,破坏了赋的艺术准则。元代祝尧是发难者。他指出唐代     

赋体源流辨

“赋者,古诗之流也。”自班固首创这种赋体源流说以来,历代辞赋评论家大多沿袭班固的说法。刘勰在其《文心雕龙·诠赋》中说:“赋自诗出,分歧异派”,把赋看作“六义附庸”。宋人祝尧说:“汉兴,赋家专取诗中赋之一义以为赋。”清人程廷祚也说:“赋与骚虽异体,而皆原于诗。”直至晚近,仍有些论著坚持这种说法。如有个辞赋的选注本说:“《诗·大序》说《诗》有风、赋、比、兴、雅、颂六义,赋即其中之一。到了后来,它成为一种独     

刘勰赋学观的缺失——从魏晋赋首谈起

从刘勰对“魏晋赋首”八家的称举与评述中,反映出他“尚宏丽”、“重讽谕”的赋学观,这一赋学观承传于汉人而迥异于魏晋。刘勰以汉人的辞赋标准来观照魏晋赋家赋作,缺失自然产生,对魏晋抒情小赋缺乏应有的重视。刘勰赋学观的偏执和缺失,因其反对齐梁文风而致,但归根到底,又决定于他的儒家思想及诗教观。     

刘勰赋论及其赋学史意义

在中国赋学史上,刘勰《文心雕龙》以《诠赋》为中心的辞赋批评,首次以理论撰述的形式对楚、汉、魏、晋辞赋创作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探讨,尤其是对汉、晋诸家零散的赋论加以接受、总结与扬弃,构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明体”赋论观。在学术背景方面,刘勰《诠赋》与萧统《文选》“赋篇”的编撰有着紧密的关联;在学术统绪方面,刘勰赋论又是对陆机《文赋》之“体物”说、皇甫谧《三都赋序》绾合“不歌而诵”与“六义之一”的说法与挚虞《文章流别论》中赋学见解的继承与弘扬;在赋学构建方面,刘勰体则诗骚、立赋大体、树立经典与赋文品览的论述,彰显了对赋体论的新拓展。     

《古赋辩体》赋体解读理论的渊薮与构建

《古赋辩体》的主要成就是在解读“赋”时实践了“六义”理论。赋体“六义”理论与实践虽然直接受到朱熹及元前其他文人对“六义”在诗中的研究与实践的影响,但从《古赋辩体》结集成书的角度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也应是祝尧“六义”辨体的重要理论渊薮之一。此外,祝尧对《古赋辩体》的理论构建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继承朱熹的“三义”分析法,并在朱熹文艺理论思想的影响下发展到“六义”分析;二是祝尧意识到“六义”分析法对赋体解读上的不足,因此在辩证“诗”“骚”关系确立“楚骚”正统性的途径下,援骚入赋。     

王粲赋论

<正> 曹丕说:“仲宣独自善于辞赋。”(《与吴质书》)在建安七子中推崇王粲的辞赋。刘勰说:“仲宣靡密,发篇必遒……亦魏晋之赋首也。”(《文心雕龙·诠赋》)把王粲列为魏晋八家赋的第一家。王粲在赋史上的成就和地位,得到历代文人学者的重视与肯定,是有道理的。王粲是建安时代辞赋发展转折阶段的第一位赋家,他的赋全面展现了情感在作品中的地位,显示了从汉大赋向抒情小赋发展的崭新风貌。王粲生活的汉末建安时代,是一个充满苦难     

宋代理趣赋的审美建构与赋史价值

宋赋由于受到学术思潮、文学生态、文人审美心理结构和辞赋自身嬗变轨辙的综合影响,呈现出尚理重意的时代特质。宋代尚理之赋,根据理、象关涉的程度,可分为弃象言理、堕入理障的论理赋,有象有理、包孕理致的蕴理赋和即象即理、充溢理趣的理趣赋。宋代理趣赋,从内涵而言,或阐发自然之事理,或揭橥人生之哲理,或诠释社会之义理,或参悟道学之性理,丰富多彩;从言说方式而言,或因事及理、感物明理,或假物喻理、借事说理,象与理都融合无间。宋代理趣赋以其深醇的哲理意蕴和高超的艺术造诣,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涉理辞赋的高标,对后世辞赋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赋史尤其是辞赋审美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辞赋流变全程考察

本文立足文体“流变”,全程考察中国辞赋文学二千余年历史,以明辨其兴于诗而亡于诗的盛衰嬗递。在演变过程中,“以诗为赋”和“以文为赋”创作现象的交叉出现,构成辞赋艺术发展史的一条重要线索。辞赋文学自战国初成,历经两汉、晋唐、两宋、元明迄清的几个阶段,恰恰形成由先秦到晋唐诗的散化到赋的诗化、汉大赋经晋唐以诗为赋到宋代以文为赋、晋唐经宋代以文为赋再到元明赋家仿骚复古的三大演进圈。而辞赋艺术自身的演进发展,又不仅契合于中国古代文学思潮,而且与辞赋所表现之文化气象,以及历史上“献赋”“考赋”制度关系甚密,并由此显示出辞赋在各个时代既相承又异趣的艺术风貌。     

湘娥即屈原 屈原即少陵

屈原作《湘夫人》抒发约黄昏而不见之哀怨，托二妃神话以寄犹冀一遇之意。杜甫步尘屈原，作《湘夫人祠》抒发湘妃祠破败荒凉之慨，借苍梧遗十艮以寓眷恋不忘之意。时代变迁，湘夫人祠庙貌沧桑冷寂，杜甫落魄楚地，谒祠凭吊屈原和湘夫人。其《湘夫人祠》犹近体中《湘夫人》。屈原与杜甫似乎命中注定要走在一起，两个冤魂，抒同一情怀，悲凉之身，沉同一条江。屈原《湘夫人》与杜甫《湘夫人祠》乃借他人酒杯以浇自己心中块磊，这是因为他们从湘妃苍梧遗恨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正是：湘娥即屈原，屈原即少陵。     

元代新安理学从“唯朱是宗”到“和会朱陆”的转向

元初的新安理学家以宗朱为特征。他们奉朱熹之说为圭臬,做了大量的理学义理普及与文献整理工作,陈栎、胡一桂、胡炳文是其中代表性人物。唯知株守朱学常常会产生流弊,使朱学流为训诂之学。以朱升、郑玉、赵为代表的新一代新安理学家开始寻求突破,从而使新安理学出现了“和会朱陆”的转向。朱升以“尊德性”统摄“道问学”,郑玉力倡朱陆之同,而赵则认为朱陆“早异晚同”。新一代新安理学家“和会朱陆”思想,其实就是想用陆氏“发明本心”的思路来纠正宗朱学者偏执于语言训诂的流弊。     

解读《长恨歌》——兼述日本现阶段《长恨歌》研究概况

《长恨歌》是以玄宗和杨贵妃为主人公描述爱的无限力量的作品。一个男人,如果真爱上一个女人,就会沉溺于中不可自拔,从而一味地向这个女人求爱;而一旦失去了这个女人,就会沉浸在无限的思念和悲叹之中,这就是《长恨歌》描述的爱的真实。这与《李夫人》一诗中用"苦"、"惑"等负面形容词来表达对爱美女的厌恶之情而达成"鉴嬖惑"的目的有着根本性的不同。白居易认为,《长恨歌传》是讽刺李杨沉溺情爱的文章、《长恨歌》是描写玄宗对贵妃之情爱的诗歌。由于有了《传》,"批判"的任务可由《传》一力承担下来,所以白居易就可以毫无顾虑地让"深刻的爱情"成为《歌》的焦点。     

《屈原赋注》的唯物主义思想——兼论戴震早年对朱熹理学的批判和对屈原唯物思想的弘扬

学术界一般认为,戴震受新安朱熹的影响,其早年便是程朱理学的信徒,表现为唯心主义者。戴氏早年之《屈原赋注》与朱熹《楚辞集注》及戴氏晚年著述比较表明,他对程朱思想的态度始终如一。可见,早年的戴震与其晚年一样,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存在论区分与二谛论--对海德格尔与大乘佛学的比较研究

"存在论区分"和"二谛"分别是海德格尔和大乘佛教哲学的基础性概念.本文作为一种对话式的比较,通过揭示存在论区分的佛学意义以及二谛论的存在论区分意蕴,力图使两种思想达到相互理解和沟通.一方面,海氏对存在者与存在自身的区分,就是"有"与"无"的区分,其基本精神与佛教二谛论的"空"、"有"之辨一致,也旨在克服对"有"的执著而达到对"无"的证会.另一方面,二谛论也是一种存在论区分."空"也是存在的本质和真理,也包括对形而上学的解构,"空"作为"无住",还与海氏的"无化"(自由)一致.二者的主要差别在于对"无"的理解不同.     

朱熹与王夫之的性情论之比较

朱熹主张“恻隐是情”、“四端皆情” ,强调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的互动。王夫之则严格区分“四端”、“七情” ,批评朱子“以性为情、以情知性” ,混淆了性与情、道心与人心的界限 ,认定已发的道德情感仍然是“性”而不是“情”。王夫之对于“情”的警惕防范 ,超过了朱子。两人均认同情才本于性。但朱子的思考重点是“心”“性”“情”一体三分 ;王夫之的思考重点则是以“性”(道德理性 )为轴心 ,从“性”“气”二本出发来说明“情”“才”的善与不善 ,力图通过“正情”“尽才”“功效”以“尽性”     

信、达、雅与中庸之道

严复提出“信达雅”翻译理论的目的是为其翻译找根据 ,寻基础 ,是为了让国人更容易接受他的译文。鲁迅坚持“忠实”、“通顺”的翻译标准 ,大呼“拿来主义” ,其目的在于把外来思想和表达方式“据为己有” ,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实质上 ,鲁迅的翻译理论承接了严复的翻译思想 ,他们二人的翻译观点始终由“和”这个中庸思想牵引着     

明前期传奇"以时文为南曲"的创作倾向

明前期传奇是元杂剧和明清传奇两个戏曲高峰之间不可忽视的过渡环节,其创作总体成就不高,思想倾向以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为主,艺术方面则追求典雅骈俪,这种创作倾向可概括为“以时文为南曲”。明前期传奇是朱元璋推行全面复古政策、恢复中原传统文化的产物,也是《琵琶记》及其影响下“剧以载道”观空前加强的产物,并且极大地影响了明清传奇的创作。     

德川时代日本儒者对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诠释——东亚比较思想史的视野

德川时代日本儒者对“吾道一以贯之”解释的主要观点是 :多数日本儒者将孔子的“道”界定为社会政治意义的“道”,是经世济民之道。对“一以贯之”的解释要点是 :“贯 ,统也”;以“仁”释“一”;从伊藤仁斋开始 ,德川时代儒者对上述命题的解释 ,部分地体现日本儒者采取“即存在论本质”的解经方法 ,呈现极其强烈的反宋学思想倾向 ,尤其以朱子学为主要攻击目标。韩儒对上述命题的解释 ,则因袭多于创新。从中日比较思想史视野来看 ,日本儒者对宋学的批判并未切中要害 ,因为他们并未进入宋儒之孔学诠释中的两个哲学问题 ,这就是“心与理之关系”以及“个体论或整体论之方法论问题”。     

中国文学批评的横向研究与朱自清的贡献

中国文学批评经由了从"诗文评"到批评史的发展,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是这一现代"纵向"研究的奠基者;而朱自清、傅庚生、方孝岳所作的是"横向"的研究,<朱自清中国文学批评研究讲义>为学科的建设提供了理论范式,贡献尤大.因历史际遇不同,"横向"三家在文学批评研究上的学术影响不及"纵向"三家,但他们中国化、世界化的学术观念,比较文学批评学的思想与实践,已在半个多世纪后得到回应,新世纪的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也将在纵、横双向演进中取得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