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推一选”工作促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对中共蓬安县委抓村级党支部班子建设的调查

近两年多来，中共四川省蓬安县委针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干群关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借鉴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建立了民主推荐选举农村党支部班子的新机制——“两推一选”，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党支部班子建设，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论西方国家选举政治的属性、功能与规则

在西方国家,选举政治是其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主要表现形式.研究选举政治是揭开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形式与实质的关系之面纱,深刻认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本质的关键.以普选为核心的选举政治从形式上看,它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代议政治”、“契约政治”和“多数政治”的范畴.然而,从实质上看,它对于被统治阶级(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来说,又是“专制政治”和“少数政治”.选举政治具有政治精英的合法遴选功能、公民对政府及其官员的政治授权功能与政治监督功能、政治精英和执政集团的平等竞争与和平更迭功能、公民政治参与和认同的政治社会化功能.选举政治遵守普遍选举规则、平等选举规则、直接选举规则、自由选举规则、秘密选举规则.     

我国选举制度改革与完善视阈下之博弈论分析

选举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标志。我国现行的选举制度，虽屡次改革，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无法实现经济学中博弈论所追求的“利益均衡”，直接影响着我国民主政治的进程。只有不断改革与完善选举制度，才能增强选举制度的活力，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民主政治的发展。     

日本国会选举研究：历史、理论与启示

日本是近代第一个建立宪政民主的非西方国家,其国会选举始于19世纪90年代,先后经历过三个发展阶段,即从战前官僚权威体制下的“规制民主”、战后初期占领体制下的“强制民主”到逐步走向“法制民主”,并被当今各国政治学者公认为“亚洲最成熟的民主体制”。对日本由“移植民主”向“本土民主”转化过程中,国会选举对其民主政治发展重要性的分析评价,能够为我们认识东亚地区民主化进程的前景提供有益线索。今后,“加强公民教育”、“合理管理选举”、“清除选举腐败”是日本选举政治发展中必须注意的三个问题。     

宪政视野下的我国“公推直选”建设反思

＂公推直选＂是基层党内民主建设实践的新探索,它创新了候选人的产生方式,创新了选举方式,创新了选举环境,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亮点。但是,这一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还是存在着许多问题和不足,如何反思这一制度,如何对其进行完善,不仅是党内民主建设的问题,也是我国宪政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竞争性选举与民主——熊彼特的民主理论新析

熊彼特否定了以“人民的统治”为基础的古典民主理论,提出了竞争性选举的民主理论．以竞争性选举的民主替换了“人民的统治”的民主,实际上标志着西方民主理论的重大转折,即从规范性的民主理论转换为实证性的民主理论。熊彼特将民主定义为竞争性选举的政治方法、制度安排,并且分析了竞争性选举的民主制度及其运行条件和弊端。熊彼特将竞争性选举作为中性的政治方法、政治程序,并且认为社会主义与竞争性选举的民主是可以结合的。熊彼特的竞争性选举的民主理论对现当代西方民主理论发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以选举来界定民主是现当代民主理论的主流方法。熊彼特的竞争性选举的民主理论既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局限性,社会主义民主不能照搬资本主义民主的竞争性选举的制度。而要建构一种超越资本主义民主的竞争性选举的更加公平公正的选举制度。     

党对民主政治的理论探索及启示

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对建设民主政治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从“民主是增进革命队伍团结的重要手段、民主是巩固党的领导的重要法宝、民主是解放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重要条件、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人民民主是根本政治制度”五个方面概括了民主的重要价值,并在实践中提炼了“民主和集中相统一、遵循普遍规律和结合中国实际相统一、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相统一、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相统一、竞争选举式民主和协商式民主相统一”的民主政治建设重要原则.同时,还提出了建设民主政治是为了增强社会主义社会的活力、保障人民群众权利、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三大基本目标.由此,启示着我们要增强赢得民主政治建设的自信心;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既要“顶层设计”更要“顶层推进”;要深度挖掘马列经典,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正确而坚实的理论指导;要把民主政治建设与当前最紧迫的工作任务结合起来;要坚决避免“文化大革命”式的群众运动.     

从“法制国家”到“法治国家”转变的思考

本文探讨了“法制”与“法治”的关系,认为从“法制国家”到“法治国家”的转变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是建设民主政治的基本保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论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如何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今后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选举是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领域。当前,我国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必须通过改革和完善党内选举、人大选举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选举制度,以党内民主促进人民民主,推进政治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     

从大鹏镇选举制度创新看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

深圳市龙岗区大鹏镇以较为民主的“三轮两票制”方式产生镇长的选举制度的创新，是实现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上提出的“发展基层民主政治”、“扩大基层民主”精神，努力探索全面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有益尝试，对我国政治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给“民主”减负,为“共和”正名

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世界的政治观念系统至少发生了两次重大跃迁:第一次是资本主义兴起初期,在天赋人权的动人感召下,以张扬个体权利和保卫市场效率为内核的“自由”理念由弱到强,成长为普适的主义;第二次是在福利国家成型阶段,以捍卫公民参与和完善选举投票为旗帜的“民主”诉求由小到大,演变为霸权的话语。尤其是“民主”,更是牢牢占据价值层面的峰顶,可以赞誉与膜拜,不能质疑与批评。     

四川选举民主与浙江协商民主之比较

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是现代民主政治建设的两种重要形式,二者在我国的实践和运用,形成有四川选举民主模式与浙江协商民主模式。前者以自由、公开、竞争的选举为主要特征,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发展,但由于缺乏协商民主作为有效补充,其发展前景堪忧;后者为民众搭建了一个与政府平等、自由、自愿进行沟通、交流、协商的公共对话平台,拓展了基层民主,但由于缺乏选举民主的作前提保障,其也陷入了发展困境。协商民主是选举民主的必要补充,而选举民主是协商民主的前提保证,二者共生发展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应有的题中之意。     

协商民主的价值定位及其发展的可行性——基于中国非竞争性政治形态的分析

协商民主在生成属性、价值目标和政治实践等方面内在契合中国非竞争性政治形态.基于中国民主发展的需要,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对协商民主进行价值定位:一是体现为一种非竞争性的民主形式,二是弥补选举民主之“赤字”,三是具有与选举民主同等重要的地位,四是超越选举民主之内在价值.从政治体制改革、经济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文化资源以及民主实践等途径和条件来看,中国协商民主发展具有现实可行性.     

“选举下乡”与建国初期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第一次基层普选运动是建国初期民主政治建设的一次重要实践.在选举下乡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动员和组织民众积极参与选举,培养其民主权利意识,树立其当家作主的思想.同时彰显了政权的人民性,增强了民众对党和政府的认同与拥护,为以后农村基层民主的成长奠定了基础.     

浅析台湾“务实外交”中的“民主牌”

近年来，台湾当局不断加强利用“民主牌”来推动“务实外交”的力度，手法也更加复杂多样。台湾打“民主牌”有看多重考虑，一是取悦美国，二是要稳住执政阵脚，三是要在国际及岛内贬损大陆的形象。西方民主的弊端加上台湾“民主”的劣根性，使得台当局的“民主牌”实行起来困难重重，大陆的民主政治建设成就也沉重打击了“民主牌”的气馅。     

农民在当代中国选举政治中实现创造的启示

农民在当代中国选举政治实践中已经做出了村委会"海选"和村党支部"两票制"直选等一系列创造,其对中国选举政治的改革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农民群众自发创造与国家引导、规范的良性互动是农村选举政治实现制度创新的重要条件和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推动力;各级党政领导者能否转变观念、顺应民意是农民政治创造活动能否成功、政治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因素;而营造宽松的政治气氛和社会环境则是激发农民的政治创造潜力、促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条件。     

政治精英与中国的村民自治:经验与意义

精英视角的确抓住了农村民主化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并且为洞悉农村民主甚至到整个中国民主化的未来提供了重要的视角。经过多年的农村自治的实践,人们逐渐认识到,各级政治精英①对农村自治的民主质量起着关键作用。本文关于中国乡村民主的政治精英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正逐步走向“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这种精英领导的民主模式的特点是操作主体的“体制内”、渐进式发展的、实用主义的、“民主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薄弱的市民社会和政党竞争之缺乏。中国的案例有很重大的意义,它代表着通过村民选举和自治来实现政治改革的伟大尝试。村民选举、村民自治的发展经验不只解释乡村民主的发展,同时也能帮助了解中国更高层次的民主化。本文从四个方面对其理论与实践意义作了总结:村民选举与新农村政治、农民阶级与民主政治、政治精英与民主发展模式、农村民主与国家民主化。     

近身肉搏竞争惨烈更胜以拄－评台湾年底“立委”及县市长选举策略

台湾年底“立委”和“县市长”选举,是国民党下野、民进党上台后的首次“国会”及地方行政长官换届选举,选举结果将决定“立法院”的政治生态及岛内各主要政党的政治版图,对台湾政局走向及两岸关系都将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被台湾舆论戏称为“动物竞技场”的台湾政坛“动物本性”再次发酵,各政党都摆出最强阵容,倾尽全力辅选,各种造势活动、募捐宴会层出不穷,政客与政治明星们更是象走马灯似地奔走于各个选场,党政人物间的互相攻击谩骂,族群对峙情绪再次被点燃,贿选春风吹又生,财团、地方山头、黑恶势力也在期间呼风唤雨。     

当代欧美"政治素人"的兴起根源与影响限度

“政治素人”的兴起是当今欧美政坛令人瞩目的政治现象，也是理解欧美国家治理困境的重要切入点。大多“政治素人”在问鼎权力巅峰前，既非主流政党领袖，也非议会核心要员，普遍缺乏从政经历和治国经验。欧美国家的治理危机是“政治素人”兴起的经济社会根源；选举中的情感动员和底层叙事是“政治素人”兴起的政党政治成因。“政治素人”的兴起为欧美政坛带来新鲜空气。但是，选举与治理是两码事，上台执政的“政治素人”既无法突破西方民主的制度窠臼，又缺乏治国理政的经验能力，而且容易引发欧美政党政治的混乱无序。承载求新变革梦想的“政治素人”,难以推动欧美国家摆脱治理困境。     

新加坡选举文化优化探析——以2011年国会大选为例

新加坡选举文化的嬗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其政治体制的改革方向和民主进程.近年来,在执政党的主导下,新加坡的威权体制中的民主因素开始增多.2011年国会大选被普遍认为是新加坡的“政治分水岭”,反对党首次夺取了集选区的胜利.也正是由于人民行动党主导的选举文化的优化,这次大选也被学者称为“新加坡民主的成人礼”.此次大选被注入了更多民主、理性、多元、和谐等正面元素,推动了新加坡选举文化的进一步成熟.人民行动党对选举规则的调整,增强了选举文化的公平性;新加坡各政党之间的斡旋与竞争渐趋理性,使选举进程中政党关系向规范化迈进;选民的政治理性水平日趋提升,促使选举文化主体的成熟.这次大选对新加坡选举文化甚至政治文化的优化,使人们有理由相信,新加坡独特的民主模式也正在自我调适之中.这次大选是新加坡在政治民主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