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香港的受难》画展

我是1942年2月从日军占领下的香港到达桂林的。同行的有夏衍、金仲华、蔡楚生、司徒慧敏等十六人。他们都先后去了重庆,我留在桂林,进了欧阳予倩为馆长的广西省艺术馆当研究员。当时从香港撤退到桂林的文化人很多,记得新波和特伟比我先到桂林。而叶浅予,戴爱莲在后,但叶浅予不久就去了重庆。所以在我们发起搞画展时,他没有参加。经过紧张筹备之后,《香港的受难》画展,于1942年12月在桂林举行。参加者有盛此君、新波、杨秋人、温涛、郁风、特伟等六人。《广西日报》还为此画展发表了孟超、华嘉、韩北屏写的评价文章和开幕消息。接着又于1943年在重庆举行,并增     

萧红致华岗的六封信

<正> 一九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致华岗西园先生: 你多久没有来信了,你到别的地方去了吗?或者你身体不大好!甚念。我来到香港还是第一次写信给你,在这几个月中,你都写了些什么了?你一向住到乡下就没有回来?到底是隔得太远了,不然我会到大田湾去看你一次的。我们虽然住在香港,香港是比重庆舒服得多,房子,吃的都不坏,但是天天想回重庆,住在外边,尤其是我,好象是离不开自己的故土的。香港的朋友不多,生活又贵。所好的是文章倒底写出来了,只为了写文章还打算再住一个期间。端木和我各写了一长     

人生不朽是文章——怀想张庚兼论张庚之底色

去秋(2003年),戏剧家张庚先生①病逝,终年92岁。我先是他的学生,后为他的下属。住医院期间,我没有去问病;撒手人寰时,我没有去告别;连戏剧界召开的追思会,我也是缺席的。“人去愁千迭,心伤恨万端”。我不是不想去,而是怕去。怕去了自己也倒下,再也爬不起来。我打电话告诉先生家人,说:我会以自己的方式纪念他。这个方式就是要写一篇记述他的文字。其实,老师活着的时候,我就想写,内容也是早想好了的———一个涉及人的底色的话题。有人言:张庚是延安牌的老革命,是“跟着毛泽东在陕北窑洞‘落草’,是‘秧歌王朝’的文人”②;和北大教授、社科院…     

憶刘澍德

澍德同志离开我们整整十年了。但在我,他的音容笑貌宛然如在目前,似乎他还没有告别人间,而是到远处什么地方度创作假,写他的《归家》的续篇去了。我多么希望再能看到他那清瘦的身影,听到他那豪放的言谈和熟习的东北口音,读到他的新的作品     

空一缕余香在此—奚啸伯往事

为写"奚啸伯往事"(奚啸伯,1910～1977,男,满族,北京市人,京剧老生演员)一文做资料准备的时候,我意外地发现:这个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名伶,在公开场合居然没有说过一句反党的话.我托在石家庄工作的朋友去查阅相关材料,得到的回答是--1957年河北省所有的报纸没有一篇关于奚啸伯鸣放期间的言论的报道,也没有批判他的文章.我又去问他的弟子、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得到的回答也是同样的--奚啸伯在1957年夏季没有反党言论.这岂不怪了?     

空一缕余香在此——奚啸伯往事

为写“奚啸伯往事”（奚啸伯，1910—1977，男，满族，北京市人，京剧老生演员）一文做资料准备的时候。我意外地发现：这个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名伶。在公开场合居然没有说过一句反党的话。我托在石家庄工作的朋友去查阅相关材料．得到的回答是——1957年河北省所有的报纸没有一篇关于奚啸伯鸣放期间的言论的报道，也没有批判他的文章。我又去问他的弟子、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得到的回答也是同样的——奚啸伯在1957年夏季没有反党言论。这岂不怪了？     

读冯契同志《<智慧说三篇>导论》

去年(1994年)冯契同志80岁生日时,我曾给他写过一封信。在信中除了祝贺他的生日外,我特别提到他早年的那篇论文《智慧》(刊于《哲学评论》第10卷第5期,1947年6月),因为我认为他的那篇文章是一篇重要的哲学论文,并且希望能读到他有关这一哲学论题的新作。后来收到他的新作《智慧的探索》,由于各种杂事,而没有能早日读这本书。今年3月9日突然接到华东师大哲学系的电报,告知冯契同志于3月1日病逝。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因为去年12月初,我到上海,还和冯契同志通了电话,但没有抽时间去看他。现在想来,非常后悔,当     

《华岗传》序言

<正> 我跟华岗可以说是同时代的人,但在年龄上他比我大十来岁。我和他接触较多是解放战争中在香港那一段时期。当时我在香港担任党办的《群众周刊》的编辑工作。华岗是《群众周刊》的创办人之一,我们要他写稿,记得他用林石父笔名发表了不少文章。同时他又参加中共香港工委的工作。香港工委是直接受党中央领导的,他除担任工委的工作之外,还进行研究工作,写了好几本书。那时在香港出版书并不容易,特别是革命的书。香港有个“海燕书店”是我的一个朋友开的,他要我给他出些主意,我给他订了个出书计划。“海燕书店”本是专出文艺书籍的,我建议也可以出些广大青年需要的社会科学书籍,这样我就介绍“海燕”的经理去认识华岗。我告诉他,华岗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著作很多。后来华岗的好几本书都是在“海燕”出版的。解放后我只在北京见到华岗一次,是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的时候。我们相见甚欢。但自那以后就再也没     

叶挺将军在桂林二三事

皖南事变后,1943～1944年间,叶挺将军曾一度被软禁在桂林。当时李济深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叶将军名义上被称为“高参”,实际上是行动受监视的政治犯。我原来是广西大学教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解聘。1940年底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时流亡到香港。1941年太平洋战争发生后,香港沦陷,我又逃回桂林。国民党企图截断我的生活来源,当时虽有几间大学要邀请我去任教,但都被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阻止。我只能在桂林以卖文为生,用笔名在各报刊发表文章,勉强维持生活。当时我住在桂林郊区花桥附近六合路的几间破落平房里。一天,忽有一个身体魁梧、军人模样的人来访。他手里拿着手杖,自称是叶挺。我和叶挺将军过去虽然从未会过面,但他的鼎鼎大名,我是景仰已久的。见面之后,我们就毫无拘束地谈起来,真所谓一见如故。他要求我带他去看望柳亚子先生和邵荃麟同志,我立刻就陪     

“迈进毋畏路途艰”——回忆我父亲欧阳予倩在广西

“迈进毋畏路途艰”,这是我父亲在桂林时为改革桂剧所题的诗句。的确,父亲在整个八年抗战期间,除了1938年秋到1939年秋在香港开展话剧活动外,其余时间都在广西渡过。他在广西一直在为开展桂剧改革和话剧运动,与当时的黑暗统治斗争,与艰苦的环境斗争,不畏艰难,勇敢向前。这一诗句可以说是他这一段生活和工作的写照。日寇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而抗日战争又导致了中华民族的新生。上海沦陷,孤岛沉入黑暗和恐怖之中,深夜里静安寺路出现过被害者的人头;我父亲当时在上海从事戏剧、电影工作,他也收到了血淋淋的恐吓信。日寇汉奸威胁父亲说,如果不给他们写剧本,就要使我们全家流血。1938年舂,父亲和杨帆同志商量后,接受他的劝告离开上海去香港,同年夏天他到了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