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浩然创作的演变

“文革文学”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设计 ,形成了自己的话语系统。在主流文学由为极左政治服务发展成为“阴谋文艺”的过程中 ,浩然的《金光大道》是一个重要的过渡 ;由《艳阳天》到《金光大道》,再到《百花川》、《西沙儿女》,浩然完成了他在当代文学史中一个独特角色的塑造 ,典型地反映了文学创作由“文革前”到“文革”演变的全过程     

“文革”主流文学论纲

“文革”结束至今已有20多年,但是对于这段时间文学的研究尚还没有全面而深入地展开.由“文革”文学入手,通过大量小说、诗歌、样板戏等作品探讨这些文本形式的观念意味以及当时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进而通过文学思潮的研究,展示“文革”文学产生的文化语境,并在最终层面上揭示出“文革”文学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意义及其运作的历史维度和内在的文化逻辑,这是我们研究“文革”文学的主要思路.本文的论述限定在“文革”主流文学范围内,主要指的是这一时期的公开出版物,既包括阴谋文艺,又包括图解政策的文学创作,以及被多次修改的样板戏等.     

“文革”中国形象的文学祛魅

新时期文学对于“文革”中国形象主要持论一种批判性立场,其具体的解构行为表征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就政治维度而言,新时期文学批判了“文革”极左的政治话语与阶级斗争模式;就经济方面来说,它消解了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文化角度来说,它解构了狭隘的工具论文学观及其文化体制。新时期文学用以解构“文革”中国形象的主要价值依据是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     

高度理性化的独语--"文革"文学语言论

“文革”文学语言是由上个世纪 40年代解放区文学语言发展来的。在极左的政治环境下 ,在教条的文艺观念的制约下 ,“文革”文学语言运用两种叙述语式分别叙写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 ,叙述语言严守规范而缺乏活力 ,文学语言为官方的政治语言所取代 ,语言浅白却单调而且内涵不够丰富 ,呈现出一定的病态。     

五十年代以来中国文艺思潮论纲

本文将五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艺思潮放置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系统中进行了考察，认为五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坛经历了三次大的演变和更迭。第一次是流贯于四十至六十年代的工农兵文艺思潮；第二次是泛滥于“文革”时期的文艺逆流；第三次是勃起于历史转折时期为现实的文艺思潮。     

"文革"时期民间文学的文化阐释

“文革”时期受政治功利文化制约,权利文本文学缺失了文学的艺术精神和审美功能,蜕化为单纯的政治文化摹本、绝对权威话语的传声器。“文革”时期的民间文学经历了对主流文化从附应、怀疑到背离的三个流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间文学站在民性立场审视社会生活,不受权利政治的束缚还原生活影像,满足社会成员的审美需求,从而对“文革”社会文化形态作了准确的阐释。     

浩劫中的沉浮：“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广西文学

"文革"十年,广西文艺组织、作家、艺术家遭受了严重破坏和伤害.在这样的年代里仍有不少老一辈作者,如秦似、莎红、王一桃等,坚持文艺创作的基本原则,写出真实的现实和内心的真切情感."文革"后期的工农兵创作,虽然仍有一些"文革"痕迹较重的作品,但也有来自生活,坚持文艺规律创作的作品.它们是广西的"文革"后文学.     

重构“革命经典”：从复杂到“纯粹”——以歌剧《白毛女》和舞剧《白毛女》为例

延安文艺界所开创的文艺创作方向作为建国后的文艺主潮一直延续到“文革”时期。在这一长达近四十年的文艺实践过程中,左翼文艺界为了在文学艺术中创造一个“绝对无我”之境,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文化战略目标,追求一种“绝对的纯粹”。从20世纪40年代的歌剧《白毛女》到60年代的舞剧《白毛女》,就很好地反映了革命激进文学派别的这种乌托邦冲动,即以“净化”的方式修改一些“具有一定思想基础”,但又有可能模糊政治伦理观念的“复杂性”作品,展开对自我、阶级本质等想象,以建立一个全新的文艺形态。     

“样板戏”的舞台艺术风格及其美学逻辑

本文试图撇开政治权力消长和意识形态转型所带来的偏见,以学术的方式考察“文革”时期“样板戏”在舞台艺术风格方面的特征以及“样板戏”主导者的真实意图。本文认为,“样板戏”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艺术编程。“样板戏”根据“文革”意识形态逻辑,在戏剧结构、音乐形式、唱腔设计、舞台美术以及戏剧语言等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变革,形成了一种奇特的艺术风格,同时又是在政治权力指令下的自上而下的文艺生产制造出来的一种畸形的艺术。在庞大的意识形态神话破产之后,那些从意识形态躯壳上脱落下来的若干艺术残片,却仍散发出几丝迷人的美学光芒。     

戏说与解构：世纪之交“文革”题材小说一瞥

世纪之交集中出现了一批有份量的“文革”题材小说,以王小波、阎连科、王蒙等作家的作品为代表,不约而同地显示了一个共有的叙事模式,即“文革＋性”。这种看似对“革命＋恋爱”文学公式的延续却构成了对“文革”的革命话语的极大嘲弄和彻底解构,在喜剧归谬中让那段历史的任何政治修辞无以正名,同时也暴露出迎合当下趣味,使历史时尚化、游戏化的弊端。     

新时期三十年文学的回顾与前瞻

三十年来文学创作保持了长期持续稳定的繁荣,这是“五四”以来所没有的。这当然与改革开放、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进步和党的文艺政策分不开。三十年文学的共同特征是文学思想导向中社会主义、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不断强化;文学多向艺术探索中现实主义显示越来越强劲的活力;文学题材越来越广阔,真正实现了历史、现实、天上、地下无所不写;大部头作品涌现和宏大叙事的制作,势头越来越强劲。三十年文学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文艺越来越多地从属于市场需求,从属于金钱的收买。并由此导致文学偏离正确的政治方向,乃至损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针对未来的发展方向,应当处理好三个关系审慎地处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辩证认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妥善推进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新时期小说的艺术探索一瞥

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突破以往的固有模式,在艺术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对之进行客观的总结,于今后小说创作的发展,应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概括地说,新时期小说在艺术探索上的收获主要在于: 一、“人学”内涵的廓大文学是人学。但是以往的小说在对“人学”的理解上是有缺欠的。绝大部分作品注重情节、故事,偏重铺写生活过程的外在层次,相对忽略了对人自身的深入探索,因而常常使作品中的人物缺乏独立的美学价值。“文革”中,“帮文艺”作品中的人物,更只是诠释特定政治概念的符号,毫无作为正常人的丰富     

毛泽东与延安文学的整合

说起延安文学,人们以为就是1942年毛泽东《讲话》发表以后,以延安为中心的各解放区的文学。其实延安文学还包括1942年以前的文学。1942年以后的延安文学实乃毛泽东在战争时代根据革命政治的需要进行整合的结果。毛泽东对延安文学的整合,是战争时代革命对文学提出的必然要求。这种文学整合必须是围绕文艺的价值这个中心,以“应当怎样”为原则来进行的。毛泽东从文艺的价值主体、文艺的价值观念、文艺的意义三个方面进行了整合。延安文艺确是中国文艺运动和文艺创作史上继“五四”之后的又一次深刻的文学革命,但其缺点和偏差,以及由此带来的负面性也有待认真清理。     

文化冷战与文学热：三线建设中的文艺备战研究

三线建设中的文艺活动与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经济、社会存在着多重互动关系。在国际冷战背景下,战争意义上的“冷”与文艺实践上的“热”围绕着三线建设的全方位备战活动形成了有别于文革文艺的三线建设文艺热潮。在文学热中,三线建设文艺参与了三线单位社会中的社会治理,抒发了集体生活中三线人的政治情感,凝聚了三线精神,体现了重要的共产主义人文价值。三线建设文艺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备战,到八九十年代在改革开放后的多元语境下通过主旋律叙事参与文化竞争并抵制文化霸权,再到新时代成为弘扬中国精神、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军工文艺为起点的三线建设文艺见证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强军和文化强国之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在民族复兴道路上赓续革命文艺战斗性和先锋性的重要历史经验。     

论“建国30年文学”的一体化特征

从话语资源、支配性力量和评价法则三个方面论述了建国30年文学的政治文化语境,认为高度一体化是其本质特征。“文革”时期的文化与文学,是建国17年中国的政治文化语境的继续发展。     

党的文艺路线调整与伤痕文学的生成

从新的知识立场重审伤痕文学已成为新时期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空间,但人们多探究伤痕文学与文革文学在叙事形态上的相近性,而伤痕文学摆脱文革文学模式并成为新时期文学序幕的社会原因并未获得充分研究.从文学的社会生产角度看,伤痕文学是党的文艺路线调整的结果,它逐步实现了文学政治意识形态叙事向个人叙事的转型,逐步完成了跟文革文学叙事风格的历史断裂,从而拥有了自我的当代文学史的特质及意义.     

党的文艺路线调整与伤痕文学的生成

从新的知识立场重审伤痕文学已成为新时期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空间,但人们多探究伤痕文学与文革文学在叙事形态上的相近性,而伤痕文学摆脱文革文学模式并成为新时期文学序幕的社会原因并未获得充分研究。从文学的社会生产角度看,伤痕文学是党的文艺路线调整的结果,它逐步实现了文学政治意识形态叙事向个人叙事的转型,逐步完成了跟文革文学叙事风格的历史断裂,从而拥有了自我的当代文学史的特质及意义。     

“大艺术”必须要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随想

中国当代文学在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期间虽被从属于政治,但也诞生了不少蕴有“大精神”的作品。历史新时期的作品更多地蕴有了“大精神”,铸就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十年辉煌。后新时期文学相当严重地失却了这种“大精神”,主要表现在：理想主义式微,英雄主义不再;作品缺乏原创性和思想深度;作家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异化为脑力劳动者和智本家。当下只有张炜、张承志等致力于史诗创作、真正地将创作与整个民族命运自觉地相关联的少数“孤胆英雄”支撑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天空。     

论场域理论下的“伤痕文学”书写制约因素

“伤痕文学”书写受制于各种场域及场域之间关系的制约.权力场或政治场通过政治话语的规约对文学场起支配作用;文学体制场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下,借助文学政策、文学批评、文学出版、文学评奖等制度层面以内在“规训”的方式引导和规范着“伤痕文学”;“伤痕文学”作者的使命感和对意识形态规约无意识的认同,使他们自觉认同于主流政治话语对文革书写的规约.     

论现代儿童小说中政治至上思想与儿童的“伪成长”

政治至上思想是中国现代儿童小说的无奈选择,是左翼革命文学与时代的产物,其虽然能使作品更具鼓动力、战斗力,但却因此而削弱了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文学性、艺术性.政治至上思想的来源就是与“五四”启蒙主义相对的“民粹主义”,其在革命文学中的体现就是文艺大众化,期望用文学的力量让大众走向自省、自觉争自立.用文艺创作配合革命进程的政治至上思想使儿童小说中儿童的觉悟变得非常突兀,其成长也不那么切合实际,“伪成长”成为其主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