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公约》新增犯罪行为所涉罪名探析

面对国际航空运输面临的新风险与新威胁的变化，《北京公约》对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及其机场议定书规定的航空犯罪行为类别进行了系统更新。为了推进《北京公约》在中国获批后与国内立法的有效衔接，有必要对新增犯罪行为所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罪名进行探讨。对此，就国际公约规定的犯罪行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衔接中存在的方式、适用理论和差异性等问题，以及《北京公约》对新型犯罪行为、威胁行为、参与犯罪的规范等进行分析。同时，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探讨每类行为可能涉及的罪名以及罪名认定的要点、难点。     

新《刑法》对盗窃罪的修改及其在适用上的有关问题

盗窃罪虽然是一个古老的罪名,其犯罪手法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盗窃犯罪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新《刑法》及时对“盗窃犯罪”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将对此作一浅谈。一、新《刑法》对盗窃罪的修改盗窃罪是一个传统罪名。我国1979年《刑法》第151条就对此罪作了专门规定：“盗窃、诈骗、抢夺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这是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顺应了当时同盗窃犯罪作斗争的需要。在打击盗窃犯罪,保护国家、集体、个人的合法财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证劵、期货内幕交易犯罪若干问题研究——以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为视角

对于《刑法》第180条及《刑法修正案》第4条(1999年1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规定的证券、期货内幕交易犯罪行为,"两高"司法解释将其罪名确定为"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这一司法罪名,在刑法罪数理论上称之为概括罪名。在司法适用中,只能按一罪认定,不实行数罪并罚。而修订后的《刑法》第180条规定了证券内幕交易和期货内幕交易两种犯罪,则应分别确立罪名,按数罪论处。对此提出质疑,并就证券、期货中"内幕信息"的认定,犯罪主体范围的界定,内幕交易行为的样态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论《唐律》共犯制度对现行刑法的借鉴价值

唐朝是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高峰时期,其相关法律制度也日臻完善,刑法理论中的共同犯罪制度就是其中之一.《唐律》不仅在总则性的《名例》篇中规定了共同犯罪人的法定分类、共犯人的认定以及对共犯人的处罚,而且还在分则性的其余各篇中,针对特定罪名做了关于共同犯罪的认定、处理原则和方式等的规定.为此,深入研究《唐律》对于完善我国现行刑法有关共同犯罪的相关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确定罪名和适用刑罚问题的探讨

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已经开始生效了。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行,确定罪名和适用刑罚问题,是特别需要研究的问题之一。《刑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反革命和其他刑事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工     

试论洗钱犯罪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和犯罪发展的态势,增设了许多新的罪名。本文对洗钱罪这一新罪名作了初步探讨。介绍了洗钱活动的由来、国际上有关洗钱犯罪的立法状况及我国有关洗钱犯罪的刑事立法,从犯罪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详细阐述了洗钱罪的四个构成要件,着重谈了关于洗钱罪的犯罪对象问题、洗钱罪与其他罪名的区别及如何认定“情节严重”的问题,分析了洗钱罪与窝赃罪、非法将外汇存放境外、转移境外罪的区别,并对如何认定情节严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试论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

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是《刑法修正案(四)》所增加的新罪名。它的增设,为有效遏制和打击非法雇用童工的违法犯罪行为、保障不满16周岁者的合法权利和完善劳动管理法律法规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作为新罪,它的立法原因、基本特征和司法认定等问题,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     

论选择性规范中的罪数

我国刑法分则中存在不少选择性规范,包括罪名的选择和罪名的并列两种情况。对于选择性罪名的罪数,要根据犯罪对象、行为、时间、地点等是否相同以及是否同一案件等因素,判断是一罪还是数罪。对于形似罪名的选择实则罪名并列的选择性规范,因数种行为方式性质完全不同,只是由于犯罪对象相同,为了条文的简约而规定在一个条文中的情况,还应当认定为数罪而不是一罪。     

对罪名分类的几点看法

对罪名分类的几点看法潘利平目前，刑法理论界对罪名主要有四种不同的分类。一是根据罪名所包含的内容广度，把罪名分为类罪名和个罪名；二是根据罪名是否为刑法总则的其他规定所修正，把罪名分为基本罪名和修正罪名；三是以罪名是否可以选择为标准，把罪名分为单一罪名和...     

论出版歧视、侮辱少数民族作品罪

出版歧视、侮辱少数民族作品罪是现行刑法新增加的罪名。本文就增设本罪的必要性、本罪的概念和构成特征、认定本罪应注意的问题等进行了论述。     

侵占罪若干问题探讨

侵占罪是我国1997年刑法修订后新增加的罪名,对于侵占罪的犯罪对象是否限于合法保管、遗失物是否属于侵占罪的犯罪对象以及对拒不退还、拒不交出的理解,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都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争议,实践中认定标准各不相同。从3个方面进行探讨,提出自己的观点,并对其涉及的疑难问题作出界定,以求把握侵占罪的本质和特征。     

金融诈骗罪的独立依据

在我国市场经济现阶段，金融诈骗罪作为一类高智商犯罪，其社会危害性日益严重。我国的金融诈骗罪，是指在金融活动中违反金融法律法规，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金融机构或他人财物、信用，严重破坏社会主义金融管理秩序，致使国家、社会或公民的利益遭受重大危害的行为，它脱胎于但不同于传统的普通诈骗罪。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通过了《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该决定对集资诈骗罪等有关金融诈骗罪给予了规定。1997年修订后的新刑法肯定了《决定》的一些情况，增设了很多新的罪名，并在分则第三章中专设一节规定了金融诈骗罪。金融诈骗罪一节所包含的罪名分别是：贷款诈骗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集资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有价证券诈骗罪和保险诈骗罪共8个具体罪名。     

论罪名的拟制

罪名是刑法中根据犯罪行为的性质和特征所规定的犯罪的名称。罪名是一个名词性偏正结构,具有独立性和凝固性,“××罪”是表述罪名的主要形式。拟制罪名,必须遵循理据性原则、法学理念更新原则、单义性明晰性原则和简洁原则。我国《刑法》在拟制罪名方面存在不足之处是:有些罪名字数较多,可识别性程度不够,概括性不强。     

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探讨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１９８１年７月１０日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后增设的罪名。增设新的罪名无论在司法理论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有许多问题值得讨论。这种探讨是有利于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发展和执法水平的提高的。     

建国初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毒犯条例(草案)》评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毒犯条例(草案)》是建国初期禁毒运动中最成熟,最具代表性的一部禁毒法案.同时,也是惟一一个较为全面地规定了具体量刑标准及处罚措施,并且是全国适用的禁毒法案.该《草案》是在建国初期特殊的历史背景禁毒运动中出台的,对涉毒犯罪的犯罪主体、犯罪罪名、处理原则、刑罚种类及适用等都进行了明确规定.对建国初期的禁毒法制具有重大意义.该《草案》虽未公开实施,但可从中反映当时包括立法技术、处罚措施、量刑标准在内的法律文化,又可对当今的禁毒提供若干借鉴.     

浅谈侮辱国旗国徽罪

国旗、国徽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刑法把侮辱国旗、国徽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而予以惩治。鉴于我国刑法没有侮辱国旗、国徽罪的规定，为了维护国旗、国徽的尊严，增强公民的国家观念和爱国意识，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１９９０年６月２８日通过了《关于惩治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罪的决定》，把侮辱国旗、国徽规定为独立的罪名。本文以上述决定为依据，就侮辱国旗、国徽罪的概念和特征，认定侮辱国旗、国徽罪应划清的相关界限以及侮辱国旗、国徽行为的法律责任进行了探讨。     

普通医生收受医疗回扣的刑事定罪思考

在《刑法修正案(六)》颁布生效后,普通医生在临床工作中收受医疗回扣是否具备了刑事定罪的法律依据,理论界依然存在着争议,部分学者和医务人员认为此类行为既不属于受贿罪也不属于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调整范围,不构成刑事犯罪。要正确认识此问题,只有从受贿罪立法的历史变迁、商业受贿罪的立法背景以及与其他相关刑法罪名进行比较的角度来分析,才能够正确理解和掌握《刑法修正案(六)》生效后的刑法后果。     

论我国刑法中的信用卡犯罪

信用卡犯罪,不是一个独立罪名,而是理论上对以信用卡为犯罪对象或工具的一类犯罪的统称。《刑法》及《刑法修正案五》规定了5个涉及信用卡的犯罪,每个罪名还包含若干个行为类型。由于立法条款本身的复杂性与犯罪手段的形式多样性,给信用卡犯罪的认定带来较大的困难。文章通过对各种具体信用卡犯罪行为特征的分析,旨在使人们对这类"涉卡"犯罪有一个整体的把握,从而实现对不同信用卡犯罪的准确定性与正确量刑。     

滥用职权罪探疑

滥用职权罪是新刑法增设的新罪名,由于刑法对该罪的规定过于简约,所以滥用职权罪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均存在分歧,运用犯罪构成的理论着重论述了滥用职权罪的法律特征,并将该罪与玩忽职守罪、受贿罪、私分国有资产罪的主要区别,作了比较和分析,为正确适用《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之确立与完善

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是自2021年3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新罪名。该罪的确立,不仅能提升罪名的公众认识度和司法适用便捷度,也解决了司法实践中对于原罪名是否需要数罪并罚以及在罪名选择上的困惑和难题,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但对于经过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的性质,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尸体和器官的定性,行为人主观上对行为对象“明知”的认定等争议难点问题仍需要进一步探讨和明确。应通过类型化规定进一步明确经过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的性质,明确野生动物尸体和器官是野生动物制品,并优化行为人主观上对行为对象“明知”的推定过程,以进一步推动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资源刑法保护的科学性和完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