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民的社会分层结构和特征--一个基于全国1185分调查问卷的分析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农民的社会阶层分化进一步深入,不同职业农民之间的收入存在较大差异。在陆学艺、张厚义对农民社会阶层划分标准的基础上,以职业为基础,以不同职业农民的收入为主要依据,结合农民对不同职业的美誉度,农民的社会阶层可以进一步归结为上层、中上层、中下层和下层四个大类。从总体看,目前我国农村的社会阶层结构是一个“类金字塔”型结构,而且,农村的社会阶层分化正在进行当中。     

乡村性事件：一个有关文化与权力的讨论

在乡村社会场景之中,性事件往往不仅仅是性事件,更是文化事件、权力事件。在乡村性事件中,一方面,乡村社会中的文化与权力在性事件中得到了集中的展现,性事件往往就是一个乡村社会场域中文化和权力的关系结构和运作逻辑的外显形式。另一方面,处于某种社会文化与权力关系中的性也以事件的形式,不断地调动着社会中的权力和文化资源,制造出新的性道德文化和性权力秩序来为自己服务。     

农村居民社会资本现状、结构及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相关网络平台,从网络规模、网络密度、关系构成、职业异质性方面测量了农村居民的社会资本现状。研究发现农民阶层、工人阶层和小雇主阶层在农户个体社会资本中占据重要位置,网络顶端和网络位差较大的网络结构更有利于农户个体社会资本的积累;当前农村居民社会资本存量在性别上没有显著差异,地区之间有较大差异;在关系构成上“差序格局”结构有所改变,朋友这一非亲属关系的作用逐渐凸显;住房类型、户口和收入是影响农户个体社会资本的三大因素。     

中国乡村社会结构与人际关联的历史嬗变

人际关联是社会结构的基础,社会结构决定着人际关联模式。传统乡村社会的封闭性和内聚性决定了血缘和地缘是人们最为主要的社会关联。近代以降,现代商品经济活动打破了村落的封闭性,国家政权建设破坏了乡村共同体的内聚性,村庄内部不断分化,宗族和村政日益丧失强有力的聚合作用。人民公社时期政社合一体制使农民之间以及农民与组织之间关系具有行政化色彩。改革开放后,乡村受行政权约束减弱,农户之间以“庇护关系和原子化”为基础。未来农村职业分化日趋明显,出现不同的利益阶层,乡村人际关联呈现先赋性与契约性的特征。乡村社会结构的制度建设的路径是加强公权力约束机制和民生保障制度建设。     

社会分层视角下城市核心家庭体育消费特征研究

运用问卷调查法,从社会分层视角下对安徽省部分城市核心家庭的体育消费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不同阶层核心家庭在体育消费特征上存在明显差异性。在消费意识上,随着社会阶层的提高,家庭体育消费意识不断上升;在消费场所和档次上,上层家庭以高档消费场所为主,下层家庭以免费公共场所为主;在消费结构上,上层、中上层和中层家庭参与型消费比例较高,中下层和下层家庭以实物型消费为主;在项目选择上也表现出不同之处,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转型期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现状及特征分析

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是走向现代化国家的必经之路,而合理的农村社会阶层分化有助于这一转变。以乡村行业人数统计为基础,参照国外职业分层标准,依据享有经济权力、社会资本的差异把转型期农民分为8个不同的社会阶层。由于农村社会处于分化的初级阶段,各阶层仍未真正脱离农村,阶层边界不固定,行业分化和区域分化不平衡,阶层贫富差距日益加剧。对转型期农民阶层分化的特征进行分析和归纳,有利于执政党对农村社会阶层结构的科学认知和有效整合。     

征地拆迁对农村阶层分化的影响——基于湖北省荆门市城郊农村的调查

在城郊农村阶层分化背景下,征地拆迁本质上是对土地增值收益在农村各阶层间的再分配过程,它涉及到阶层间的博弈关系,必然对农村各阶层的状况、阶层流动和阶层关系产生影响,重构农村阶层结构。征地拆迁对农村各阶层的影响因各阶层的权力、土地和社会关系差异而不同,在征地拆迁过程中有的阶层实现了向上流动,而有的阶层则在经济、声望和职业地位等方面都下降了。征地拆迁中的阶层博弈既促成了精英阶层内部的利益联盟,也产生或加剧了其他阶层与农村体制精英的对立关系,农村阶层关系愈发紧张。     

国企变革中普通工人与管理者的阶层分化论析——以中南地区某大型国企为中心的考察

通过对中南地区某大型国企的调查发现:与管理人员相较,普通工人在收入分配、权力占有、受教育程度和居住环境等方面皆处于弱势,资源占有的失衡使普通工人不平等境遇凸显,双方对自身地位、企业出路等问题的感知存在较大分歧。然而,在分化的过程中,双方对国企改革、社会转型暴露出的社会不平等状况存在相似评价,特别是普通工人受市场退出机制的约束,对管理者高度依赖;中低层管理人员与普通工人在国企变革中亦共同经历着不利阶层位置上不同程度的分配不平等,扮演着"缓冲层"的角色,规避了普通工人与管理人员对立局面的形成。以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来考量,双方的阶层分化还处于过程之中,尚未最后定型。     

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产生机制、特征与功能——基于四川林镇的田野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阶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中西部农村地区逐渐形成中等收入群体占主体的村庄社会结构,并且,在人财物外流的情况下,“在村中等收入群体”成为村庄社会和村级治理的中坚力量。“在村中等收入群体”能够在人财物流出的情况下留在村庄,也与农村社会的经济机会和资源空间有关,在城镇化进程中,乡村社会仍有一定滋养中等收入群体的经济机会和资源空间。本文从乡村内部的经济机会和资源空间角度,论述“在村中等收入群体”产生的基础,并从他们的经济社会特征、参政动机上来分析,他们与村庄社会的关联和在村庄社会中的角色功能。     

人口分化:理解转型期农民分化的一个视角

在市场化进程中,我国农民家庭普遍形成了“半工半耕冶的经济结构。 由此,这也使得农村中发育形成了一个以“半工半耕冶农户为主体的、规模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农村中间阶层。 这一规模庞大的中间阶层将趋向何种阶级状态,应如何理解其分化路径及阶级属性? 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我国农村的基本制度约束下,农村中间阶层农户的家庭收入变动,更与家庭劳动力的数量变化及配置方式相关,即人口分化构成为这一阶层分化的基本机制。 这也是黄宗智先生所指称的当前我国社会中以农民为主体的“悖论社会形态冶的基本生成机制。 农民家庭的人口分化模式,意味着我国农民的分化路径既非沿着欧美发达社会中产化的职业分层模式演变,也非沿着马克思主义传统下农民的无产化模式演进。由此,所形成的去无产化的农村社会,也构成转型期中国政治秩序稳定的基础。     

国企变革中普通工人与管理者的阶层分化论析——以中南地区某大型国企为中心的考察

通过对中南地区某大型国企的调查发现：与管理人员相较，普通工人在收入分配、权力占有、受教育程度和居住环境等方面皆处于弱势，资源占有的失衡使普通工人不平等境遇凸显，双方对自身地位、企业出路等问题的感知存在较大分歧。然而，在分化的过程中，双方对国企改革、社会转型暴露出的社会不平等状况存在相似评价，特别是普通工人受市场退出机制的约束，对管理者高度依赖；中低层管理人员与普通工人在国企变革中亦共同经历着不利阶层位置上不同程度的分配不平等，扮演着“缓冲层”的角色，规避了普通工人与管理人员对立局面的形成。以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来考量，双方的阶层分化还处于过程之中，尚未最后定型。     

村庄公共性生长与国家权力介入

在利益分化、意义竞争、规则多元的现代性社会,公共性对于整合多元阶层、增强社会动员力、达成社会共识具有重要意义。公共性的形成及特点不仅与村庄内部社会结构、权力结构有关,也与国家权力介入程度、介入方式相关。当前公共性消解与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退场有很大关系。自人民公社解体宣告集体化时代结束,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的介入程度与介入方式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从强大渗透乃至延伸至乡村社会每一个角落的"全能主义",到逐渐从乡村社会退场乃至销声匿迹的"悬浮型政权"。这一迅速转变使得乡村社会无所适从:行政强制关联式公共性因人民公社体制解体而随之解体,家族关联式公共性因集体化时代国家权力的入侵早已分崩离析,而村庄内生的整合力量与组织力量短时间无法自发形成。这恰恰是理解当前村庄公共性消解的重要背景。     

科举制度的废止与乡村士绅的消逝

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整合传统社会生活并维系社会内部平衡的功能,它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均起到了枢纽与调节的作用.科举制度的废止,使得中国的乡村士绅阶层逐步消逝,并对乡村社会秩序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它导致了乡村文化的断裂、乡村权力结构发生变动、乡村在经济上对城市的依附性增强,这一系列影响使中国农村与城市差距不断拉大.     

冬学与山西根据地乡村新权力阶层的生成

在以往宏大的革命叙事背景的视角下,根据地新权力阶层长期在研究者的视阈中失语。作为根据地乡村新的有权阶层,冬学为他们提供了革命思想启蒙、觉醒、成长的环境。乡村新权力阶层的形成,推动了根据地政治生态的重构,使中共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控制,改变了长期以来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的组织真空,为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必要的干部储备。     

从接点治理到直接治理:乡村治理的逻辑转换

税费改革之前,国家主要以乡村非正式权威力量和基层政权组织为中介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接点治理",但因其难以适应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变迁需要,乡村治理模式必须及时转型。农业税取消后,为维护农民权益,强化国家在乡村社会的基础性权力,国家改变治理策略,国家权力与农户直接对接的直接治理模式逐渐兴起,乡村治理实现了由接点治理到直接治理的逻辑转换。这一转换深刻影响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改变了基层政权的行为方式。由此,欲推动乡村治理转型、实现乡村振兴,需重塑乡村治理结构,将接点治理与国家政权建设结合起来,实现两者和谐共存。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的复合型治权结构及行动逻辑:历史底色与现代启示

乡村治权结构的优化与转型,深刻影响着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治权结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形态。既有研究对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权结构的认识,强调从精英/能人的能动性出发,或是侧重于精英权力存在的社会组织土壤。然而这样认识路径,既弱化了传统共同体内涵的整体性权力面向,也遮蔽了边疆乡村社会复杂而又特殊的治权结构事实。通过中国西南区域农村深度调查材料发现,传统时期的治权结构表现为整体性权力与个体性权力的复合支配,具有三层逻辑意涵:一是作为权力化身的整体对个体的支配,二是拥有权力的个体对处于服从地位的个体的支配,三是整体性权力支配往往优先于个体性权力支配。民主改革以后,复合型治权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但是历史的底色尚未完全褪去。在当今社会,探析复合型的治权结构及其嬗变进路,促进治权结构的现代化,最终转向整合式的治理图景,无疑对于提升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能力、加快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家建构视角下乡村权力结构的民主化转型

从现代国家建构理论视角对20世纪80年代村民自治以来的中国乡村权力结构进行学理性分析。分析表明,"权力结构变革"问题的实质系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相互冲突博弈的结果,是权力结构的民主化转型,其深层根源在于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要求。现代国家建构的根本目的是整合国家与社会、市场的关系,在建构过程中乡村权力结构的民主化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选举体制的普遍推行,权力合法性来源渠道发生变化;二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的村民自治范围的扩大。国家实行"权力下放",把更多的职能逐渐交还给基层社会,同时为避免乡村"失序",又"民主下乡",创新乡村社会治理,重建乡村秩序。     

权力制衡的互动考核：N机械厂的管理问题与策略分析

N机械厂的管理者在处理与中层干部的关系时，由于高层领导权力发挥作用不当，从而阻塞了不同管理阶层间的信息沟通渠道，表现出的问题主要有：组织利益蜕化为领导权威；阻塞了管理者与员工的沟通渠道；权力制约失衡导致组织内部矛盾隐性化；不合理的管理者假设导致定式协调无效。权力制衡的互动考核模式对于调动所有员工的积极性和促进企业的高效发展是十分必要的，可行的策略包括：建立员工考核中高管理层的评价制度以完善信心沟通渠道；完善权力制衡制度以形成高效的企业决策模式。     

农民分化视角下小农经济转型与乡村秩序再造

农民是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主体,城镇化进程中农民的流动和分化不断增强。在农民分化结构中,离农户逐渐脱离农业和农村社会完成城镇化进程,而占农户中绝大多数比例的半工半耕农户和纯农户仍然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有依赖性,小农经济依然是乡村社会秩序建构的经济基础。农民分化促进了小农经济转型发展,中坚农民与老人农业有机结合的乡村社会和农业经营结构,既促进了传统小农经济的去内卷化,同时也再造了城镇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基本生产生活秩序。新时期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融合发展要重视农民分化的社会经济基础,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增强对进城农民的吸纳能力,同时发挥中坚农民等多元主体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坚持以农民为主体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融合发展路径创新。     

治理精英视角下的中国农村权力结构研究

国家权力在乡村的日益深入与30多年来村落社区自治权的迅速成长构成了农村权力结构的新动态。目前,针对农村权力结构的研究大都以农村治理精英为落脚点,可以概括为农村精英的划分、农村治理精英变迁以及精英动员这三个方面。以政策变化为分析视角,探讨农村权力结构的相关问题,提出构建上下互动、协商式的治理方式,从而形成以政府为引导、农民广泛参与、政民相互协商、多方密切配合的多元化现代农村治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