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类等级的文学史功能论

文类等级现象文学史功能具有两面性.其正面意义有:文类等级有助于历史性地围绕个别文类展开集中深入的研究;文类等级从源头上来说是影响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学理论传统的决定性因素;文类等级可以为文学创作、文学接受和批评提供有益向导或某种典范;文类等级还是文学理论观点、文学批评标准的必要强化、合理延伸,有加深认识、促进传播、画龙点睛之功.其负面意义有:文类等级产生的"强权政治"掩盖了文学史中某些次要文类的生存常态,严重影响到它们的发展和传播,甚至造成文学史上无法弥补的缺憾;文类等级影响了文学研究的重心,厚此薄彼的研究现状使得一些次要文类陷入了对自身严重不利的恶性循环;文类等级产生的意识渗透形成了主导文类对次要文类独立性的威胁和殖民;同时,文类等级的历史封闭性构成了文学进一步发展以及文类新生的巨大障碍.     

"跨文类写作"现象批判

"跨文类写作"现象内涵理解上的分歧,主要包括三种观点:文类"陪衬"观、文备众体观、复数归类观。本文通过文类与后现代主义两者之间逻辑的和历史的互动关系的演绎,提出跨文类写作是后现代主义的文本策略,是后现代主义所选取的文学理论主张之一,是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品质在文学创作上的理想反映。     

文类界限与文学创作之关系

文类界限的辩证特征与文学理论的诸多维度息息相关.就文类界限与文学创作而言,二者的关系体现为:一是选择恰当文类是文学创作之前的必要准备,二是文类之间审美上的借鉴贯通是追求文学创作最高艺术性的必要保证.     

柏拉图文类理论研究

柏拉图以其灵魂学说中的迷狂说为标准,认为“神智清醒的诗”不如“迷狂的诗”;依据理念说判定“真故事”高于“假故事”.他从模仿作为文学表现手法出发,认为模仿和叙述对立,作为模仿或叙述这两种单纯体裁,分别体现为戏剧和抒情诗两大文类,而模仿兼叙述的混合体裁则体现为包括史诗在内的叙事诗文类,由此发明了著名的西方文类“三分法”;另一方面,他又基于理念的“影子的影子”说,提出一切文学艺术皆是虚假的模仿,远离理念.柏拉图以理想国的政治学说为基础,提出悲剧位于众多文类等级之巅;以正义说作为文类偏长思想的深层的理论基石.柏拉图虽注意到悲剧和喜剧在美感特征上的一致性以及不同文类在审美接受中的主体差异性特征,但仍倾向于坚持文类之间的清晰界限.总之,奉哲学为最高级文章的柏拉图,坚持立足自身的理念说、灵魂学说、政治学说等理论解说和推演包括文类思想在内的整个诗学思想.     

“上天灌注到我心里各样诗歌”——前柏拉图时期文类理论探析

前柏拉图时期文类问题探讨的历史语境呈现出鲜明的杂糅浑整性,自觉独立性不足.文类理论的发生发展与丰富繁盛的文学创作、与日常社会生活联系紧密.具体理论观点和资源表现为:类型划分上提出了“有益的艺术”、“快感的艺术”、“兼具有益和快感的艺术”,自由艺术与辅助性艺术以及“主体说”、“客体说”、“主-客体说”;并从中寓有“诗高于画”、“乐高于诗”以及人相美丑、模仿对象好坏、是否形成审美幻觉等决定作品优劣高低的文类等级观念.在文类发生起源观上主张神赋说,并由此进一步引申出“文非一体,鲜能备善”的关乎文学创作中文类兼善与偏长问题的看法.     

文学传统与文类学辩证法

文学类型的划分、文类概念的确立以及分类标准的制订必须以文学传统为依托。根据历来批评家积极论证、作家共同践行和读者普遍认同,所谓“文学类型”或“文类”应理解为文学体例的类别,既包括语言形式的体例,又包括题材内容的体例。文学批评推动了文类概念的确立;文学创作是文类发展的开路先锋和不竭动力;文学接受的介入影响着文学类型的再生产。这三者与文学传统之间复杂多变的辩证关系展开了文类发展史上多彩的画面。     

文类与互文性

继19、20世纪之交克罗齐为首的反文类思潮之后,自20世纪60年代以降,文类再一次遭遇到了身份危机,"互文性"以替代者的姿态横空出世。文类与互文性尽管同是处理文本之间关系的范畴,但是在文本关系细节、文学创作、文学接受、文学作品、文学传统观、范畴本体特征诸方面表露出明显的异同质素,说明两者互有短长,各有侧重,异中有同,各具特色,显现出较强的互补性,并不能简单地视为替代关系。     

诗意栖居与对诗词歌赋的文类观照

赋是主要存在于中国文学中的特殊文体,它也少量地存在于汉字文化圈中的日本、韩国和越南诸国的文学之中。就文体习得的有效性而言,赋乃是掌握诗词歌赋等韵文之文类问题的关键。然而,独在中国文学创作场中一枝独秀的赋却是西方文学中的缺类,也是大多数东方各国文学中的缺类。在人类思维发展的层面上审视赋这一中国文学的独特的文体,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根本特征。在比较的视域中对诗词歌赋进行通盘考察,不仅有益于阐释中国文学的文类特征,并且有益于发挥中国的固有文学理论对世界文学以及世界文学理论的能动作用。     

创作和评价之"真"——论京派批评的潜在价值取向

文学创作和评价的"真"的追求构成了京派文学批评的重要内涵.它贯穿、渗透于京派批评家对文学创作的主体、本体及文学批评等各个环节的论述之中,并形成了京派文艺批评理论中一种潜在的价值取向.这既与京派文人受中西方文艺理论中"真"的艺术精神影响有关,也与他们的创作经验和艺术追求密不可分.共同认知前提下批评实践向度上的个体理解差异,同样体现了文学之"真"精神的内在本质.     

解构主义漩涡中的文类——德里达文类思想探析

德里达解构主义的要义即"延异"或能指间差异的自由游戏。基于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理论立场,它与生俱来是与文类范畴、文类等级、文类规则等传统相背离的。解构主义文本观取消了文学分类亦即文类范畴本身存在的必要性。同时,在证明文本与文类归属关系的多样性、取消文学独创性和文学本体的存在,从而在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过程中,解构主义又认可了文类的存在。这种复杂矛盾的文类观揭示出解构主义的自我消解性。德里达解构主义在西方文类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以解构主义之眼来审视西方文类理论史,实质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与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历史。仅因逻各斯中心主义就试图彻底废弃文类范畴、文类等级、文类界限的做法无疑值得商榷。此类问题的存在,无不与解构主义过度张扬的非理性特征密切相连。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