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偏好如何影响家庭生育数量?——来自中国城市家庭的实证研究

家庭生育数量会受到性别偏好的影响,但影响方向和作用机制还未达成共识。文章利用全国城市青年调查数据,对性别偏好和家庭生育数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性别偏好并不等同于男孩偏好,其内容呈现出多元化特点;无性别偏好在城市已婚已育青年中所占比重最高。不同性别偏好对家庭生育数量的作用方向和强度有所差异:性别数量双偏好会显著提升家庭生育数量;与无性别偏好相比较,单性别偏好也会提升家庭生育数量,但女孩偏好对家庭生育数量的提升作用更强也更显著。     

国外的性别偏好研究以及对我们的启示

性别偏好（Ｓｅｘ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是指家庭中长辈对子女性别上的偏好。笔者认为，性别偏好应当分成两种：一种是纯粹个人喜好某种性别的儿童，像吃饭口味，是个人选择，无可厚非；而在父权主义家庭制度中，极端的儿子偏好成为一种群体心理团结（Ｆｉｘａｔｉｏｎ），反映出妇女在家庭中低下的地位，是性别歧视的体现，是落后的社会现象。儿子偏好是我国传统生育文化的最重要特征，至今我国人口总体的出生性别比仍然呈显著的失调。为了寻找对策，制止不健康的生育倾向，在不断深入进行有关的调查研究的同时，还应当开阔眼界，了解和…     

对贫困地区农村性别偏好的经济学分析

性别偏好是人们在生育活动中对子女性别的一种选择性的期望,是家庭中长辈对子女性别上的偏好。近年来,由于我国出生婴儿性别比的多年持续攀升,性别偏好逐渐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热门话题。迄今为止,很多学者从社会、文化、习俗的角度,对性别偏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笔者拟从经济运行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四个环节,对造成贫困地区农村性别偏好的原因进行经济学上的理论分析,以求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最终解决有所助益。     

论独生子女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性别偏好

家庭是孩子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单位,人力资本理论存在性别盲点,忽略了人力资本投资的社会性别因素。本文从社会性别视角研究独生子女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分析了影响独生子女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人口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性别文化因素。研究发现,独生子女家庭中女孩人力资本投资得到了积极的改善,但社会性别仍然影响着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性别偏好,独生子女家庭通过人力资本投资“表现社会性别”。     

性别偏好的代际影响:基于意愿和行为两种路径的观察北大核心CSSCI

文章利用2016年全国调查数据,通过观察意愿—意愿以及行为—意愿两种路径,实证分析了中国城市初婚女性性别偏好的代际影响。研究发现:父母对城市初婚女性性别偏好的代际影响存在同向关系,且与女性意愿孩子数量无关;公婆的代际影响只作用于一孩;兄弟姊妹性别结构对城市初婚女性的性别偏好具有显著的同向影响,另外,儿女双全原生家庭成长起来的女性相比较独生女更可能具有男孩偏好。研究结果揭示了在以一孩无偏好、二孩双偏好为主流意愿的城市女性中,仍存在着男孩偏好的空间,原生家庭父母性别偏好及行为具有显著影响。研究还发现现有子女性别结构以及根据出生性别比指标30多年来的变化态势分类以及现居住地省份对女性性别偏好的重要影响。     

中国育龄夫妇的生育"性别偏好"

在对国内外"性别偏好"研究综述的基础上,利用1997年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2001年计划生育/生殖健康调查和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通过计算育龄妇女最后一个孩子的性别比、按已有孩子性别的胎次递进比以及分析具有不同孩子性别结构的家庭状况和妇女所生孩子的活产及存活情况等,考察了中国育龄夫妇生育"性别偏好"和性别选择行为的基本状况与特征,强调生育"性别偏好"及其相应的生育性别选择行为是作用于人口出生性别比失常背后的关键性内在动因.     

性别偏好与中国妇女生育行为

利用 1 997年中国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数据 ,就性别偏好对妇女生育行为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表明 ,性别偏好对中国妇女在家庭组建、避孕使用、流产选择、生育间隔等方面具有重大影响 ,并用各种回归模型进行了检验。此外还对性别偏好对生育率的定量影响进行了估计。     

妇女生命历程对其男孩偏好的影响

男孩偏好是导致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升高的根本原因.妇女是男孩偏好传统的受害者,她们的生命历程中经历了许多基于性别的差别待遇事件.这些事件会对妇女自身的性别观念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文章以生命历程理论为理论框架,通过对调查数据和资料的分析,研究妇女生命历程中的事件对其男孩偏好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妇女生命历程各个不同阶段中,她们所经历的一系列基于性别的差别性待遇的影响会不断累积,让她们逐渐感知到两性在家庭、社会中所处的不平等地位,从而增加妇女发生男孩偏好的可能性.甚至这些经历和事件发生的时间、次序,都会对妇女的男孩偏好产生影响.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弱化妇女男孩偏好的政策建议.     

性别偏好与性别选择性生育技术利用意愿——中国与德国、英国和美国的比较

国内以往对人们性别偏好的研究多集中于对"男孩偏好"的研究,而对性别偏好的其他类型关注很少,特别是对人们性别偏好的强度几乎没有涉及。运用国内298名大学生的问卷调查资料,结合美国、英国和德国的相关实证研究,对性别偏好的类型和强度进行中外比较研究后发现,与西方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相比,中国大学生总体上性别均衡偏好的比例更大,而无偏好的比例较小;中国大学生希望使用性别选择技术以达到生育理想性别孩子的比例相对更高。     

性别价值观视野下的农村出生性别失衡原因的综合分析

出生婴儿性别失衡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人口社会问题,农村出生性别失衡更是如此。农村出生婴儿性别失衡的直接原因是性别选择性生育;根本原因是偏好男性的性别价值观。农民的性别价值观有其现实的合法基础:生产方式、养老方式、婚居方式、父系制度。调适农村出生婴儿性别失衡的现行政策措施存在三方面的问题:治标不治本;社会问题解决行政强制化;政策目标与生育者个体和家庭利益诉求相矛盾。因此遏制农村出生性别比失衡应坚持三原则:科学的态度;标本兼治;农民个人利益和家庭利益应纳入到政策的考量范围。     

对中国生育"男孩偏好"社会动因的再思考

本文通过对部分中国育龄夫妇生育性别选择行为的文化诠释和制度分析,说明了生育“男孩偏好”的文化根源和制度基础。指出:在中国社会,男孩具有女孩所不具备的价值、特别是家庭和社会价值;同时“男孩偏好”是一种源于家庭制度和个体社会行为模式、制度化的社会价值取向。因此,人口出生性别比失常从根本上说反映了制度与文化的冲突,要扭转它需要制度创新和文化建设。     

农村二孩家庭男孩偏好对长姐体质健康的影响研究

基于资源分配理论,选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数据,考察了农村二孩家庭中男孩偏好对长姐体质健康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男孩偏好对长姐体质健康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相比有妹妹,有弟弟的长姐身高Z评分将降低0.254个单位,表现出发育迟缓和消瘦的概率比正常组将分别提高5%和2%,但与肥胖不存在显著关联。性别平等感知在男孩偏好与长姐体质健康关系中发挥调节效应,父母感知到的社会性别平等越弱,男孩偏好对长姐体质健康的不利影响越强。男孩偏好对长姐体质健康的影响存在异质性,长姐处于学龄期、二孩处于学龄前和父亲出生队列较早时,男孩偏好对长姐体质健康将产生更不利的影响。未来应结合我国农村地区重男轻女的社会环境,在保证儿童福利有效供给的基础上,发展以家庭为核心的福利政策,全面构建普惠型儿童福利支持体系。     

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中国城市女性的生育偏好与生育计划

文章利用2016年全国6省12市生育调查数据,分析中国城市家庭已婚已育一孩妇女的生育偏好与生育计划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有24.4％的人计划生育二孩并且有明确的时间安排,有5.1％的人计划生育二孩但没有时间安排.生育偏好受个体家庭生活和成长环境的影响,跟公婆居住、有兄弟姐妹的女性更可能有二孩偏好,但这些因素并不对生育计划产生影响;现实两大限制因素——经济成本和照料压力影响生育二孩的计划,但并不对生育偏好产生影响;男孩偏好是一种现实促进因素,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女性更可能有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计划;生育计划和生育偏好之间的偏离也主要受到现实因素(年龄、家庭收入、照料可获得性、性别偏好)的影响.     

生育性别偏好行为的双向选择——来自陕西省神木县的调查发现

本研究根据神木县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政策调整,结合群众的生育观念调查和访谈,以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动趋势分析生育性别偏好的发展和变化。研究发现,在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政策调整进程中,存在生育性别偏好的双向选择：一方面,男孩功能随着经济与社会发展出现减弱,促进了不再追求生育儿子的生育性别偏好正向选择;另一方面,在男孩偏好文化顽固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政策调整刺激了男孩偏好,加剧了偏好儿子的生育性别偏好逆向选择。研究有利于明确经济、社会以及政策对于生育性别偏好的影响,从而为进一步制定有效的性别失衡治理政策提供依据。     

婚姻形式与男孩偏好:对中国农村三个县的考察

应用在招赘婚姻高度流行区、中度流行区和低度流行区的调查数据 ,本文研究了严格生育控制下婚姻形式以及个人、家庭和社会因素对男孩偏好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研究发现 ,嫁娶婚姻的生育行为有明显的男孩偏好倾向 ,而招赘婚姻的生育行为则不存在性别偏好 ;男孩偏好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 ,招赘婚姻的流行显著降低了当地的男孩偏好水平。研究结果为政府在农村降低男孩偏好水平、稳定低生育率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     

性别偏好与农村妇女生育行为的实证分析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的目的由于传统文化在农民的意识中根深蒂固，而且性别偏好在农村显然比在城市显著，故研究者的眼光多放在农村。性别偏好是中国农民生育需求的核心所在，最难触动。以往这方面的研究虽然从原因、表现、后果、解决措施等几个方面来分析，但大体是侧重在其原因以及研究性别偏好和生育性别选择所产生的影响上。本文利用对湖北部分县市的调查资料，对妇女生育行为、男孩偏好进行深入分析以期加深对性别偏好和生育行为本身的研究，加深对观念，生育行为的动机、逻辑方面影响出生性别选择的认识。     

流动经历对农民男孩偏好的影响

以往关于迁移流动对出生孩子性别比或性别偏好的研究至少有两个不足:一是很少将流迁人口与原居住地非流迁人口的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进行比较;二是只考察了迁移流动对性别偏好方向的影响而没有考虑性别偏好的强度。本文设计了测量男孩偏好强度的男孩偏好强度指数,通过实地调查收集资料,并运用多元回归分析对调查资料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主要迁移选择性变量后,流动经历能明显降低农村人口男孩偏好强度。研究结果支持适应假说。     

浅谈农村生育观与养儿防老

生育观是人们对生育问题的根本看法和态度,是一种支配人们生育行为的观念,它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人类生儿育女到底是为了什么?其次是人们在生育子女性别组合上的观念,即生男生女的问题。国外人口学家把它叫做性别偏好(Sexpreference)。最后则是人们在生育子女数量上的观念,即生多生少的问题。我国是一个以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农村人口生育观的转变,对农村人口的控制有着重大的作用。     

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特征与原因分析——对湖北省麻城、广水、安陆三市的调查

湖北省麻城、广水、安陆三市总出生性别比升高呈现出的特征:一孩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或略微高些,但二孩及以上出生性别比超高,而二孩出生性别比超高是总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主要原因;政策内二孩生育存在严重男孩性别选择行为;贫困农民家庭是选择性男孩生育的主要群体;性别选择最容易在农村流出育龄人群中实现。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农民家庭多重生育需求、男孩偏好、生育性别选择,这些环环相扣的因果关系变量,以及胎儿性别鉴定与人工终止妊娠易获得性和现行生育政策的“挤压”效应等,是造成调查地出生性别比异常的综合因素。     

中国人口性别偏好的变迁研究（2010-2021）

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2021）,描述分析了中国人口性别偏好随年龄、时期和世代的变化趋势。结果显示,人们的儿子偏好与年龄呈U型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民众的儿女无所谓偏好有所下降,儿子偏好基本持平,女儿偏好显著提升。结合我国近十年来生育政策的调整,女儿偏好的时期变化趋势集中体现了政策释放效应。生育政策调整对弱化民众的性别偏好,促进出生性别比向正常回归具有积极意义。不同代际的性别偏好呈现从“60后”“70后”的儿女双全偏好向“70后”末期“80后”的儿女无所谓偏好的过渡,进而发展到“95后”的儿女都不要。不过,性别偏好的代际效应并非线性变化,具有一定的波动与反复。我国民众的性别偏好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生育政策调整以及市场经济转型等重要历史事件有较大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