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西汉中期经济政策及其历史作用

西汉武帝是一位杰出的爱国君主。他既是封建社会一位政治改革家,又是经济家。从公元前140年到公百前87年,在位54年间,他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都有较深远的影响。西汉中期之所以达“盛世之治”,这与汉武帝的雄才大略、识时济世的经济政策是分不开的。 一、大规模的财政改革, 以充实基础 汉武帝刘彻即位时,是在高祖刘邦拨乱反正,“文景之治”的基础上而发挥他的文治武功。在政治上“强杆弱枝”之举     

董仲舒任贤考绩思想浅析

董仲舒西汉初中期之间人,约生于汉文帝元年,卒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79年到公元前104年。汉景帝时,以《春秋》为博士;汉武帝初年,因对策第一,曾擢为江都相,后来又做过太中大夫和胶西相。他是中国封建社会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继承和发展了孔孟的儒家学说,使之     

试论宋元明清时期的广西书院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体制,从宋初到清末,存在了近千年之久。书院在组织管理形式和教育制度、教学方法等方面,跟官立的太学、郡县学迥然不同,有它许多鲜明的特点,对我国封建社会教育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科学基点──二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

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科学基点──二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孙景坛汉武帝时期，中国古代思想、政治发生了巨大变革，这些变革承上启下，对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具有决定意义。后来，人们认定和反思汉武帝时期的这些变革时，...     

东汉“太学”概论

我国封建时代,长期有国立大学即“太学”的设制,就其兴衰大势而言,太学发端于西汉,盛极东汉,西晋,北魏以后趋于衰落。唐宋以下虽有太学和类似太学的国子监之设,因科举兴起、官学废置无常,象东汉时代那样庞大的高等学校不再复见。故北宋苏轼曾指出:“学莫盛于东汉,士数万人,虚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下之。”本文拟就东汉太学有关问题作一论述。     

论先秦儒家政治哲学思想

孔、孟、苟代表的先秦儒家,力倡修身为政、民为邦本、选贤使能、富民强国、礼主刑辅等方面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哲学思想。自汉武帝以后,这一儒家政治思想便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政体的主体意识和人们社会生活的主导思想,深刻影响中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其所蕴含的丰富合理内涵和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至今仍有超越时空的价值。     

简评汉武帝黩武之弊——兼及司马迁的良史之笔

汉武帝在位期间,对匈奴发动长达四十四年的战争,这场马拉松式的战争,用兵之频繁,耗费之巨大,为中国历代帝王所罕见.汉武帝的黩武政策造成严重弊害,国库匮乏,民不聊生,致使西汉政权岌岌可危,几乎重蹈秦亡的覆辙,尽管汉武帝在晚年下诏罪己,停止对匈奴的征伐,但从此鼎盛的西汉帝国江河日下,一蹶不振.做为与汉武帝同时代的司马迁,在记述这段历史时,能实录史事,不曲笔奉迎,将汉武帝的黩武及后果载入史册,体现了一个伟大的史学家非凡胆识和高贵品格.     

论巫蛊之祸

巫蛊之祸,是汉武帝时期牵动政局的一件大事,素为治汉史者所关注。巫蛊事件,事端突起,头绪纷繁,令人扑朔迷离,致使论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拟采众说,探索根源,以期辨明事件之真相,就教于行家。蛊义为惑,凡以邪魔妖术惑乱人心,贼害无辜者都称为蛊。汉武帝时期的巫蛊之狱,是     

西夏文《新修太学歌》考释

《新修太学歌》原藏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是黑城遗址出土文献中的一种。1986年,日本学者西田龙雄予以抄录并用日文翻译,作为论文《西夏语“月月乐诗”之研究》的一部分,发表在《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25卷上。这首诗赞美的是西夏仁宗乾祐二十三年(公元1192年)重建太学(国子监)的事情,其中叙述了西夏太学的形制和功用。鉴于有关西夏太学的资料史书失载,近年来的文物考古也没有这方面的发现,所以它仍不失为了解西夏太学的一份绝无仅有的好材料。     

论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兴衰的原因

在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是直线的,而是几度大起大落,在繁荣和兴盛的高峰中突然衰败下来,又从衰败中逐渐发展和繁荣起来,在达到新的高峰时又衰败下来。封建商品经济的这种曲折的发展道路,正是中国封建结构发展进程中的某些不稳定性造成的,是动荡的小农经济通过封建结构在商品经济中的反映。一、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三次兴衰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经过了三次大的兴衰。第一次兴盛是从战国开始,到汉武帝时发展到高峰,经过汉武帝的打击之后开始衰退,到魏晋南北朝时达到低潮;第二次兴盛是从隋     

汉代五经博士与私学教育的双向互动

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立太学以教于国”的政治主张以后,官学成为汉代政治教育和经学传播的主导力量。而具有独立学术特色和传播方式的私学,并没有因为官学的蓬勃发展而被削弱,相反成为官学教育的有益补充,特别是保存了五经之外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的传承。官学和私学的相辅相成促进了汉代政治格局、思想文化的发展以及汉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     

东汉熹平石经平议

东汉政治衰败,使太学与经学的地位降迁,造成今文经空挂官学之名的形式化命运。桓、灵之际宦官掌权,朝政污浊,士人进路堵塞。党锢之祸更使士人集团丧尽元气,兔子杀戮、禁锢者群龙无首,于日暮穷途只能重又折回已经形式化的太学。这些分别是熹平石经刻立的远因和近因。     

西晋国子学建立原因初探

西晋国子学建立之初,并不是专门为士族子弟考虑的,而是司马氏为整顿东汉以来太学的浮华学风,避免太学滑出皇权控制的轨道而采取的一大措施,但随着士族势力的发展和士族制的建立,国子学才终于演变成士族阶级的特权学校。     

“轻重论”:古代政府干预商品经济的思想根源

"轻重论"主张政府对工商业进行控制,是适应封建集权体制而逐步形成的传统经济理论。"轻重论"的思想溯源上至春秋战国时期,至西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制度之后形成较完备的国家干预理论。轻重理论重视对商品经济规律的运用,为政府干预流通经济提出了相应的经济原理及具体的政策方向。继汉武帝之后,轻重理论在实际运用中继续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思想。     

北宋太学制度与太学生救国运动内在联系初探

北宋太学生救国运动可以说是中国后世学生运动的始作俑者。历来学者曾有评述,但欠缺深入研究。本文从太学制度、太学于官学中角色的变迁、太学师资与太学救国运动的关系入手,探讨北宋太学救国运动的深层原因。     

略论汉武帝集权之术——以尊儒和霸王道杂之为主

尊儒和霸王道杂之是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手段。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上台伊始的汉武帝便开始了一系列的尊儒活动,尊儒为中央集权的加强奠定了思想基础;大权在握后,汉武帝并未实行儒术独尊之策而是采取了霸王道杂之之术,霸王道杂之的实施打击了地方豪强与不法王侯,加强了中央集权。总之,尊儒也好,霸王道杂之也罢,其目的都在于中央集权的加强。     

汉武帝暴而不亡论

秦皇汉武并称于史。《资治通鉴·汉纪》说,在“穷奢极欲,繁刑重敛,白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方面,秦始皇与汉武帝可谓相“差无几矣”。但秦二世而亡,汉却延续数世,对此,宋代司马光认为,“孝武能遵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司马光所谓汉武帝“遵先王之道,知所统守”跟汉武帝一生着力于“更变     

汉代太学生的干政之举

汉代设立太学之目的,就是要培养国家所需要的治术人才和贤人君子,因此,自太学开设之日起,太学生与政治便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太学生在校时即关心时政,试图学有所用.他们或上书言事,抒发政见;或集会请愿,干涉不平之事.特别是东汉中期后,太学生以政治集团的形式,全身心地投入到反宦官的斗争中去,成为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的力量.汉代太学生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在我国古代学生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汉武帝集权之路:从“独尊儒术”到“霸王道杂之”

虽然学术界对汉武帝是否"独尊儒术"尚有争论,但却认同汉武帝尊儒之事实,武帝尊儒的动机,是为了夺取军政大权,加强中央集权,虽然由于窦太后的反击而失败,但为其后的统一思想奠定了基础。大权在握的汉武帝并未实施"独尊儒术"之策,而是采取"霸王道杂之"之术以加强中央集权。其实,尊儒也好、"霸王道杂之"也罢,其目的都在于加强中央集权。     

浅析儒学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的原因

儒学自孔子创立之时起,特别是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其上升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之后,直到进入近代之前,在广大少数民族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一方面为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和思想家所接受,另一方面则深入到了村寨,以至变成一些地区村寨的乡规民约。本文就对儒学之所以在广大少数民族地区得以广泛传播的原因作一初步的探索。 (一)中央封建统治者维护其在全国统治地位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