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作者籍贯研究述评——《三国演义》文献学研究之一

由于传世材料的匮乏与抵牾舛错，罗贯中的籍贯至今聚讼纷纭，尚无定论。明清以来，主要有五种说法“太原”说；“东原”说；“钱塘”说；“慈溪”说；“庐陵”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争鸣逐渐集中到前两种意见。作为基础研究，探讨籍贯问题的价值与意义不仅在于决此悬案，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推动和深化《三国演义》的整体研究。站在世纪之交，对该课题的学术进程作一番认真的清理总结，显然是十分必要的。     

罗贯中著述研究举要——《三国演义》文献学研究之一

罗贯中的著述关乎罗氏生平、思想、艺术成就和中国小说史及小说创作艺术的若干重要问题,一向颇受研究者关注.整理总结自明清以来的有关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研究该课题,于<三国演义>、小说史及小说创作艺术等的研究也不无裨益.     

《三国演义》成书年代和作者生活时代研究述略：－《三国演义》文献学研究之一

<三国演义>成书年代和作者生活时代一直尚无定论.关于作者生活时代的说法主要有"元末明初”、"宋代乃至以前”、"元代中后期”、"明中叶”等数说.成书年代的探讨则基本上以这种说法为框架.本文以史为经,以"说”为纬,对此作了详今略古、突出重点的梳理,以期鉴往知来,对今后<三国演义>的整体研究有所裨益.     

数字化与《三国演义》版本研究论

数字化给《三国演义》版本研究造成不少新问题,当务之急是厘清观念、思路和方法。要立足于《三国演义》版本的特殊性,不能以“对错”、“有无”作为衡量版本的标尺。“讲史”、“说三分”都不是罗贯中的创造,属于罗贯中首创的是“演义”体,这才是判别罗贯中原本的标志。命名合理的《三国志演义》是原书名,扌各不通的《三国志传》是后人的妄改。     

《荀子》文献学研究述略

虽然荀学对儒学及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但学者对其研究一直不够。就《荀子》一书来看,自唐代杨倞作注后,宋、元至明代中期,学者的训释及勘刻极少。直到清乾嘉时期,在考据学的推动下,《荀子》一书才在版本、文字训诂与考释等方面有所突破,郝懿行、王先谦等人的研究获得了较大的成就。20世纪初期,关于《荀子》的研究进入全面发展期,刘师培、梁启雄等人对其进行了较为精要的校勘与评述。建国后,研究的规模盛况空前,虽然取得的成果比较全面系统,但仍存在许多弊病与不足,并未实现对前人的全面超越。     

明刻《三国演义》的插图流变

明代插图版本《三国演义》现存20余种。在福建建阳地区,叶逢春本作为其肇始者,其上图下文的版画形式对后来各版本具有重要影响;熊氏宗族先后刊刻了不同风格的《三国演义》插图,体现了不同时期的版画趣味;诚德堂本承本坊旧板,插图拙劣;忠正堂本插图数量和质量均比以往有所提高,成为《三国演义》插图转向圆润明朗的重要过渡;刘次泉式图像的刻技超越前人,风靡坊间。同时,单幅大图的金陵版画以其雅致、精工对万历后期建阳版画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出现了借鉴周日校本的李卓吾本和英雄谱本。     

面向新世纪的《三国演义》研究

本文探讨新世纪《三国演义》研究之五个方面：１必须以不同版本研究的深化为基础;２在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上应有所创新;３应更加注重研究史的研究;４推进其数字化工程;５加强国内外研究的交流     

《文艺论集》的成书与版本衍变

《文艺论集》是郭沫若一部重要的学术论文集,也是其著作中版本衍变最为繁复的一部著作集.《文艺论集》的编选成书,是郭沫若将自己文章、作品辑录成集的一个有些“另类”的个例,那差不多是一个“无心插柳”的过程.而此时,在“悬想”独自建立一个“文艺论”理论体系的郭沫若,正经历着思想和人生道路的剧烈变化.这些情况对《文艺论集》的版本衍变自然发生了影响,它们既有文本上的,亦有文本之外的.这是《文艺论集》版本研究需要关注和考察的内容.同时,这对于疏理考察郭沫若著译作品中大量存在的非常棘手的“盗版本”问题,也会提供某种启示.     

《傅子》与《三国演义》

《傅子》中收录了大量有关三国纷争及人事沈浮的故事，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时将其中的大量篇幅首尾完具地引入，所引达五十三条约六千三百余字，为罗贯中的创作的《三国演义》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三国演义》中的许多故事都取材于《傅子》     

罗贯中笔下的道教先驱者——《三国演义》与道教文化研究之一

本文引用了正史、别集、笔记及道书等大量材料,与《三国演义》所描写的道人于吉及其《太平青领书》,张角及其奉行的太平道,张陵、张鲁及其奉行的五斗米道,以及道人左慈以法术戏弄曹操等,进行了详细比较,充分证明了罗贯中对上述早期道教的先驱者们明显寄予高度同情甚至赞赏的倾向,并进一步分析论证了罗贯中作为理学家何以如此赞赏道教的原因：因为理学《太极图》学说实源于道教的《先天图》;宋元心学与道教又同时受禅宗“心即是佛”的影响;道教与儒学又都以济困扶危救苍生为宗旨;东汉末年与金元、元末社会背景及宗教特征极为相似;而正史和《演义》中道教人物又都与曹操作对,这恰又符合罗氏拥刘反曹的倾向。     

20世纪以来“圣训”在我国的汉译本综述

由于我国穆斯林的经堂教育过去不重视圣训的学习,所以,圣训在我国的研究和翻译起步比较晚,随着中国穆斯林学者广泛接触圣训,才有了圣训的翻译。本文试图把20世纪以来民间和官方出版的汉译本“圣训”的特点、翻译的意义作全面介绍,同时也指出这些汉译本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可供参考的建议,希望引起各界穆斯林及伊斯兰教研究者的共鸣。     

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的“无定本”现象

“无定本”是指由于删改行为所导致的文学文本改写形式 ,这一文本策略具有实验性、反讽性和实用性的多重效果。保持文学作品永恒无定本是 2 0世纪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难以抗拒的文化需要 ,它既丰富了文学史的文化内涵 ,又模糊了文学史面目 ,从而对文学史叙述产生多方面影响。     

近年《三国演义》研究综述

中国《三国演义》研究状况活跃 ,关于版本与作者、叙事艺术和人物形象、地域文化与《三国演义》以及电子化数字化研究等新方法问题 ,得到了充分的阐发。学术界热烈的研究探讨气氛 ,多角度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队伍老中青的结合 ,学术会议的定期召开 ,及时交流 ,使得这一研究领域更加富有生机和活力。     

关于《三国志演义》嘉靖刊本的几点思考

《三国志演义》版本的演变经过了六个阶段 ,现存于世的有两个嘉靖刊本 ,它们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歧异 ,但是基本骨架却是大致相同的。     

三国故事的传播方式及与《三国演义》之关系

三国故事的长期流传,是各类传播方式共同参与的结果,经历代文人撰述与长期的民间记忆,相关故事呈现出多样的姿彩和状貌,也因此出现差异和演化。此多元并存的特征,也影响到《三国演义》的成书。《三国演义》的完成是三国故事漫长流播史的一个环节和支脉,它并不是三国故事传播的最后定本。     

20世纪艾米莉·狄金森研究三大特征

从研究方法和内容上看，20世纪的艾米莉·狄金森研究具有三大特征，即传记式研究、文化历史语境研究和文本研究。文章论述了艾米莉·狄金森的生活与诗歌的关系、与文化历史传统的关系，以及诗歌文本的语言特点。     

《家》的版本变迁——兼论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版本问题

巴金的长篇小说《家》,从1933年5月开明书店印行单行本起,至1986年《巴金全集》第一卷出版,经历了繁复的修改,其版本的多次演变,影响着我们对其思想性、艺术性的分析判断,甚至是对作家文学史地位的中肯评价。当下一部部现代文学作品修订本的出版,理应引起研究者的高度重视,版本校勘已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不容回避的一个基本问题。     

从《三国演义》回目的翻译看文学作品中文化意义的转换

在文学作品的翻译过程中,文化意义的转换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表面概念意义的一致而深层文化的差异构成语码转换中的最大障碍。如何对待这种差异,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处理文化意义的转换,是个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通过对《三国演义》不同译本的几个译例的评价,可以印证这种文化意义的转换对文学作品翻译的重要意义。     

论《三国演义》的宗教意识

《三国演义》中的宗教意识不是单一宗教现象的孤立显现,而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兼有佛、道等思想的综合体;其出现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渊源,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思想观念、复杂的心理因素和大众的审美理想使然,以及长期的民族传统文化积淀的结果。     

日本人与《三国志演义》——以江户时代为中心

从17世纪初开始经由长崎而传至日本的小说《三国志演义》,由于在1692年出版了京都湖南文山的翻译本(日译本)《通俗三国志》而非常迅速地广为传播,成为日本人所爱读之书。到江户时代后期,《三国志演义》也为日本的传统艺能提供了题材,"带图本"之外又成为"净瑠璃"、"洒落本"等等各种艺能的节目之一,一般庶民对之深感亲切。在这过程中,《三国志演义》中上场的人物为合于日本人的爱好口味而被改变,逐渐失掉了原来的形态。从各种艺能里对《三国志演义》所采用的种种变化的过程里,可以明白江户时代的日本庶民所要求的文化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