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立足整个人类文明建设，放眼全世界共同发展，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推进世界和平共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当前，世界各地人民齐心协力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行动，进一步彰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划时代理论提出的重大意义和现实迫切性。因此，在应对包括重大传染病在内的各种生存和发展问题的严峻挑战下，世界各国必须秉承互利共赢、开放创新、文明互鉴、公平正义、环境友好的理念，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共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宗族组织与乡村共同体再造

进入风险社会时代,基层社会治理遭遇严重挑战。“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侧重于风险酿成危机后的善后治理,是“排山倒海”地危机应对,还是力量下沉、着力于细微之处的风险预警、社区应对和民众动员,这是需要引起重视的重大现实问题。倡导基层治理创新之于农村村落,迫切呼唤应时代之需的乡村生活共同体的重塑与再造。文章基于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间对豫东南地区S县的田野考察,发现基于宗族构成熟人社会的乡村社区通过集体防疫抗疫、积极复工复产,宗族共同体集体行动和国家的疫情防控基层治理需要形成了内在一致性:一是宗族组织的积极动员与有效倡导,形成了基层社区早期防疫秩序的建构与表征；二是宗族组织建构了外出务工者可资利用的关系网络,强化了陌生人社会的社会资本的形成；三是宗族传统习俗的适时权变,带来基层社会内部治理效能的改善。宗族组织通过一种共同体生活维系的形式,服务于把乡村地域社会建设成为风险社会时代有恢复能力的共同体型社区,实现了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乡村共同体的重塑与再造。这种对国家基层治理能力有效补充的形式与内容,值得持续地研究与探讨。      

全球抗疫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溯源及现实思考

立足于解放全人类的历史新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理念产生于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底色、丰厚的传统文化基因及复杂的国际背景中。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考验面前,中国努力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同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共同抗击疫情。未来全球面临着政治重塑、经济下滑等风险和挑战,世界人民需要认清形势思考对策,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促进全球合作深度融合。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和现实确证——基于马克思对赫斯共同体思想的扬弃

赫斯在马克思之前从行动哲学、伦理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视角建构起一种抽象的伦理共同体。马克思借助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扬弃人本主义,勾勒出"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美好蓝图,实现共同体思想基础的实践转向;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立足于"现实的人"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自由人的联合体"扬弃抽象的伦理共同体,推动共同体思想的价值转向。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饱含着对人类美好未来的期许和构想,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深厚的理论关照;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则是这一智慧和价值的当代实践,成为共同体思想的现实确证。     

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

随着当今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加重,以往被寄予克服全球化风险、维护社会稳定发展期望的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治理失灵的窘境。在当前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中,治理主体层面的治理权分配存在合理性争议,治理机制层面的平台代表性、合法性、决策力存在缺陷,治理议题层面的应用层议题日益复杂,使得全球互联网治理难以实现提升全人类福祉的治理初衷。中国提出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认为,互联网空间中的各类行为体理应成为发展、安全、责任、利益共同体。该理念回应了互联网治理领域的现实困境,并指明互联网环境下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蕴含了丰富的理论内涵与实践价值。在该理念关照下,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实践应从以下方面进行：在治理主体方面不断提升国家政府参与治理的权重,在治理机制方面进一步拓展对话协商的平台与方式,在治理议题方面修正特定议题的治理理念并拓展议题范围,从而促进全球互联网空间的可持续发展。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哲学基础与践行路径

在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化并存的今天,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问题频频出现。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世界发展格局与潮流,顺应时代发展需要,积极倡导与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其践行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依循辩证法办事,牢记实践第一,坚守人民立场,从而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渐行渐明、落地生根,真正实现唯物史观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价值取向。     

外层空间命运共同体构建略论

长期以来, 外空安全治理结构失衡, 美国为维护其全球霸权阻挠外空军控的国际努力。国际社会关于外空军控谈判正处于攻坚阶段, 同时也面临着美国的战略遏制与\     

风险控制理念下我国个人信息匿名化处理的法律规制

数据匿名化为数据的流通和共享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助力，技术的易变性同时也对数据匿名化处理的法律规制带来诸多障碍。在当前的技术背景下，我国个人信息⁽(1))匿名化面临身份识别标准不确定、身份再识别可逆转等风险，个人信息匿名化处理过程中所产生的技术风险给个人隐私利益带来极大挑战。目前以结果导向为目标的规制手段在个人信息匿名化规制方面缺乏灵活性，难以缓释技术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平衡好个人隐私利益、企业经济利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是个人信息匿名化处理的终极目标。风险控制导向理念的优位在理念层面上摆脱了数据保护的现实诉求与理想价值判断之间的束缚，替代结果导向理念，为信息处理者内源性的数据合规与自律监管、信息主体外向性的权利保护与数据使用提供了较为有效的弥合思维进路，为个人信息匿名化处理的法律规制提供新的可能。以风险控制理念为核心的个人信息匿名化法律规制架构以实现数据的有效性与实用性之间的动态平衡为目标，围绕降低个人信息匿名化处理过程中的风险进行法律机制设计，通过课以信息处理者相应的信息处理风险评估义务实现对个人信息匿名化规制的良善治理。在无规范性文件作理据支撑的前提下，个...     

新冠肺炎疫情对法律服务行业的影响研究

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肆虐,对世界经济和社会影响巨大。在此背景下,法律服务行业中的典型代表律师事务所面临客户流失、传统服务模式受限、固定成本压力加大、司法链条受到冲击等挑战,但同时短时期内出现了部分案件需求增长、案源拓展模式创新、政策环境和缓等机遇;法律服务行业中新兴业态法律科技公司同样面临变革的机遇。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新的变化,从业者们应及时提升认知,创新行业获客模式,推动业务转型,深入挖掘社会治理法律业务。     

探渊与防治：疫情突发背景下社交媒体“信息流行病”分析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新冠病毒广泛传播,随之出现的社交媒体信息流行病在很大程度上混淆了社会舆论,干扰了社会各界抗疫工作的正常开展。社交媒体的信息过载、传播主体与传播渠道的变化都对虚假信息的滋生和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通过对疫情期间的信息泛滥乱象清本溯源,有助于社交媒体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并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舆情方面的正确引导。而要根治信息流行病,需要在溯源分析的基础上,不断提升信息公开透明度,规范社交媒体传播秩序,全面提升公民科学素养。     

关于建立反腐败法律机制的构想

分析现行反腐败机制的弊端和建立反腐败法律机制的必要性 ,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是从预防、监督、惩治和保障四方面建立反腐败法律机制 ,进而保障公共权力的正确运行。     

新冠肺炎疫情与技术进步双重影响下的全球化趋势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物资、人员和资本流动,严重冲击当前的全球化进程。这一冲击的底层逻辑在于,人类社会运行以人员聚集状态下的生产为基本模式,形成的全球网络在疫情危机中易于遭受损失,并不安全。人类社会需要在更安全的状态下恢复全球化要素流动,并推动全球化继续发展。技术进步是应对这一需求的直接方式。其原因在于:技术进步使人类个体面对生物安全挑战时更加安全;技术进步使人类组织具备在隔离环境下维持运行的能力,提供对生物安全风险更强的监测和预测能力,提升供应链安全,并且技术进步理论上驱动组织形态发生部分变革,这都有助于人类组织更好应对生物安全风险。疫情和技术进步的双重影响促进全球化新趋势的产生。这种全球化新趋势包括更明显的地方化、区域化特点,以及中国在引领"再全球化"进程中作用的上升。新的全球化趋势将在地理空间层面和全球体系结构层面体现多中心化的特点。中国的比较优势有助于推动新的全球化趋势,实现更加均衡与安全的全球化。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价值探析

为了应对新时代不同价值观的挑战,我们必须正确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所在。正是基于民族的政治价值,中华民族概念得以提出并在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57年之后至改革开放前,我们坚持独立自主但忽视了民族价值也需要新的政治文化和民族精神来充实才能应对社会变化的、潜在的冲突的客观事实。改革开放阶段,在经济高速发展进程中,我们又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统一民族的共识价值对国家建设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导我们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精神和价值观方面重新审视,具有重大意义。新时代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上更重视开放性价值、更重视爱国主义的实践价值、更重视同胞之间的关联价值、更重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规范价值。     

论共同体观念的语词生成与理论建构

本文运用发生学的方法,揭示共同体观念的语词生成和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建构。第一部分,作者指出,共同体这个语词在西方语言中源于共善和公共,具有丰富的内涵。第二部分,作者指出,共同体是古希腊罗马哲学和政治学的重要概念,在哲学形上学和伦理学的语境下,共同体与共善的关系密不可分;而在政治学的语境下,共同体是公共的名词化和实体化,共善则是建构人类社会的纲领和目标。把善提升为至善是一条哲学伦理学的理论建构通道,而把善提升为共善,则是哲学政治学的通道,与哲学伦理学的理论建构通道并行不悖。第三部分,作者指出,奥古斯丁批判地吸取了柏拉图和西塞罗的相关思想,然后以公义为纲,建构了他的理想共同体———上帝之城。奥古斯丁对共善的探究,直接导致对理想共同体的理论建构。他的理想共同体以信仰为核心,以伦理为共同体成员的守则,以秩序与和谐为共同体的特色,以普爱为共同体生存与发展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