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金融服务获得性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

伴随普惠金融的发展及金融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广大居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升,家庭金融服务获得性对居民家庭收入分配影响日益凸显。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收入转移矩阵和有序probit模型,研究家庭金融服务获得性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家庭金融服务获得性提高对低收入家庭向上流动具有积极影响,对高收入家庭向下流动具有抑制作用。进一步分城乡样本、面板数据等进行稳健性检验,验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鉴于提高家庭金融服务获得性对于促进微观收入流动性、缓解社会收入阶层固化具有积极作用,政府应继续推进普惠金融发展,降低融资成本;优化金融资源区域配置;加强金融教育,保护弱势金融群体。     

社会网络数字化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 作用机制及效应

随着大数据、 区块链、 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发展, 人际交往逐渐从现实互动转移到网络交流 中, 社会网络呈现数字化的特点。 基于 2015、 2017 和 2019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对社会网络数字化影 响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决策的机制及效应进行分析发现, 数字化社会网络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具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 具体表现在促进风险金融市场参与可能性、 参与深度以及增加持有风险金融资产多样性三个 层面。 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 数字化社会网络通过促进信息传递、 提高风险偏好和减缓流动性约束来 促进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     

金融素养、风险态度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共同影响

基于2014年CFPS的数据,实证研究金融素养对家庭风险态度以及两者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共同影响。结果表明:金融素养的提升和风险偏好的增加不仅增加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可能性,也提高家庭参与商业保险的程度;金融素养的提升和风险偏好的增加对于家庭参与商业养老保险的促进效果更为明显;金融素养水平的提升能增加居民的风险偏好,即金融素养越高的居民,对风险的偏好程度越高;风险态度在金融素养影响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过程中充当着中介的角色。据此,建议金融机构要针对性地开展金融知识教育,并降低学习金融知识的各种成本,同时保险公司应积极履行风险告知的义务,形成健康的保险市场。     

农村居民金融素养对金融决策的影响路径与实证检验——基于山东省的调查

居民金融素养偏低会影响金融决策,降低其金融福祉。利用山东省调查数据,通过中介和调节效应检验农村居民客观和主观金融素养对其金融决策的影响路径,结果显示：客观金融素养对金融市场和保险市场参与、金融市场参与态度产生正的直接效应;主观金融素养对金融市场和保险市场参与产生负的直接效应,但对金融市场参与态度产生正的直接效应;主观金融素养在客观金融素养对金融市场和保险市场参与的影响中发挥不完全中介作用;客观金融素养对金融市场参与和金融市场参与态度的影响受主观金融素养的调节。     

金融素养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影响的实证研究

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7年数据,从初级金融素养、高级金融素养两个方面研究金融素养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通过因子分析法构建初级金融素养和高级金融素养指标,通过构建Probit及Tobit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金融素养高的家庭投资风险资产可能性也越大,且投资风险资产占比也越大.控制内生性后,初级金融素养对家庭风险市场参与、风险资产投资占比的影响均强于高级金融素养.户主年龄、收入水平、社保情况以及地区经济水平均会促进家庭的风险资产投资,而户主风险厌恶度则效果相反.提升我国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尤其是初级金融素养,有利于促进金融市场活跃健康发展,提高居民金融福祉,是推行普惠金融服务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基于风险态度的农户金融素养与正规信贷获得水平分析

农户金融素养的高低和对风险的态度会影响其信贷选择,进而影响其正规信贷获得水平.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微观调查数据,基于贷款风险态度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利用probit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剖析农户金融素养和风险态度对其正规信贷获得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金融素养、风险态度对农户正规信贷获得水平具有正的直接效应;(2)风险态度在金融素养对农户正规信贷获得水平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7.8％;(3)农户金融素养对正规信贷获得水平的影响受风险态度的调节.本文的研究对于提高农户素养,促进农村信贷市场发展有重要意义.本文提出建议,政府实行对于农户风险态度改善的针对性培训,可以不同程度地提高农户的金融素养水平与风险态度认知.     

金融从业经历、金融素养与家庭风险投资——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数据的分析

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考察家庭成员的金融从业经历、主观与客观金融素养对家庭风险投资参与概率和深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成员金融从业经历能够促进家庭参与风险投资,这主要是通过主观金融素养为中介来影响家庭风险投资行为.主观和客观金融素养都能够促进家庭的风险投资参与,但主观金融素养影响更大.在投资比重的分位数回归中,主观金融素养的影响保持稳定,但客观金融素养的影响只在投资比重较低的家庭中显著,这揭示了主客观金融素养在不同阶层家庭的风险投资中的异质效应.     

金融素养、金融行为与农民收入——基于陕西省的农户调查

基于陕西省908户农户调查数据,从金融知识与金融能力两个维度测度了农民的金融素养水平。采用层次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金融素养对农民金融行为的影响以及金融行为在金融素养影响农民收入路径关系中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农民金融素养总体水平相对较低,其金融素养指数均值为0. 35,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区域的农民金融素养水平具有较大差距;金融素养显著正向影响农民的信贷行为、理财行为及保险行为;信贷行为、理财行为与保险行为在金融素养影响农民收入的路径关系具有中介效应,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分别为38. 35%、18. 58%和26. 17%。据此,提出了开展农民金融素养教育、优化农民金融行为决策、保障农民合法金融权益等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     

互联网金融参与行为对农户消费水平的影响——基于支付环境和流动性约束的视角

基于CHFS 2017数据,实证分析互联网金融参与行为对农户消费水平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支付环境和流动性约束在互联网金融参与行为对农户消费水平影响中的中介效应,以及农户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总资产影响的异质性。研究发现：互联网金融参与行为对农户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互联网理财和网络借贷对农户消费水平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互联网金融的不同参与形为对农户消费水平的影响路径存在差异,其中,互联网支付通过优化支付环境来提高农户消费水平,互联网理财和网络借贷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来提高农户消费水平;互联网金融参与行为对户主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和家庭总资产较低的农户的消费水平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据此提出,应进一步提高互联网金融参与率、优化农村地区支付环境和缓解农村家庭流动性约束,以助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金融素养对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本文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实证分析金融素养对城镇家庭消费支出和消费结构的影响,并且通过多重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家庭金融素养可以显著提高城镇家庭消费总支出和家庭服务型消费支出。从区分金融素养的不同构成维度发现,金融知识更有利于促进城镇家庭消费总支出和服务型消费支出的增长。研究还发现,金融素养可以通过金融可得性和家庭商业保险参与促进城镇家庭消费总支出和家庭服务型消费支出的增长。本文研究结论丰富了金融素养和家庭消费理论,对于激发和释放城镇家庭消费潜力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异质性影响

针对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有效提高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和幸福感的问题,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第二期)2011—2018年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以省级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异质性影响及其中介效应。研究认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高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且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效果大于城镇居民,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经济发展和促进就业间接提高了城乡居民收入,地区发展差异、城镇化发展水平在其中发挥着异质性作用。因此,需要加快欠发达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利用效率; 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提供支持和服务,运用互联网平台带动创业、增加就业; 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居民金融知识、金融素养的培训,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提升效应; 进一步创新和健全金融监管体制机制,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制度保障。     

住房价格水平变化对中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研究

住房市场和家庭金融近年来成为学术界关注越来越多的领域。从理论层面分析,住房价格水平变化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机理主要包括财富效应、资产多样化配置效应、住房价格风险效应、住房流动性风险效应和住房贷款效应。在实证层面,从家庭是否参与金融市场和参与金融市场程度两个方面分析住房价格水平变化对中国家庭总体,以及对没有住房、拥有一套住房和拥有两套以上住房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住房价格水平的上涨对我国家庭总体和拥有一套住房家庭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具有正向影响,配置无风险金融资产具有负向影响;对没有住房的家庭配置无风险金融资产具有正向影响;对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家庭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具有正向影响。以上研究在住房价格水平不断变化的情形下,对优化我国家庭资产配置,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以及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金融知识对城乡居民创业活动的影响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从创业决策和创业绩效的角度,实证检验了金融知识对居民创业活动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表明：(1)金融知识水平的提高显著促进了居民参与创业,且这一促进效应对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更为明显;(2)金融知识并不能显著改善居民创业绩效,但可以通过改善正规渠道融资偏好和风险态度推动居民参与创业;(3)正规融资渠道偏好和风险态度在金融知识影响创业决策的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在影响创业绩效的过程中仅风险态度起中介作用。政府应高度重视普及金融知识,缩小城乡居民金融知识水平差距,这有助于增强居民风险意识,激发民众创业活力,推动我国金融市场和城乡劳动力市场平稳运行。     

社会互动影响家庭商业保险配置的传导机制及效应

商业保险兼具风险管控与财富管理双重功能,是家庭安稳和家庭幸福的重大选项。基于社会互动视角,根据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探讨社会互动影响家庭商业保险配置的传导机制及效应。研究发现：总体看,社会互动与家庭商业保险配置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变换度量指标以及变换回归样本之后,结论依然稳健。分样本看,社会互动仅对处于一线（准一线）城市、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较高（受教育时间不小于15年）以及位于东部沿海区域家庭的商业保险参与具有显著正效应。金融素养在社会互动促进家庭商业保险参与过程中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具体地,内生式社会互动显著提升了家庭的金融知识水平,情景式社会互动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二者分别提升了居民对于商业保险的信息知晓度与信任度,从而推动家庭参与商业保险,金融信息传递与金融产品信任是社会互动影响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重要传导机制。基于此,提出如下建议：创造良好的社会互动氛围,提高社会互动质量;提升商业保险产品与家庭保险配置决策的适配性;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增强政府对社会互动的推动引领作用;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强化对社群经济的智慧监管与约束。     

金融素养过度自信影响股票市场参与吗?——基于中国城镇家庭的微观数据

金融素养在家庭经济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对家庭金融行为影响日益突出.基于2012年中国城市居民消费金融调查数据,研究金融素养过度自信对家庭股票市场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素养过度自信对股票市场参与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股票资产的持有额度及在金融资产中的比例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同时,对持有股票的家庭而言,金融素养过度自信对金融资产结构中股票资产的比例的影响呈U型.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素养过度自信会通过增强风险偏好,进而提高家庭股票市场参与率.据此,文章建议:政府增加金融教育供给,提升居民金融素养,增强消费者的风险认知,使消费者理性参与股票市场.     

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行为的影响

信息技术发展和居民财富水平提高使互联网等新兴信息载体逐渐成为家庭获取金融信息的重要渠道。从非风险性金融和风险性金融市场参与的角度,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以家庭是否拥有智能手机或电脑作为工具变量进行面板数据回归,研究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能显著促进农村家庭参与金融资产配置,对非风险性金融资产的促进作用大于对风险性金融资产的促进作用。互联网使用能够通过金融知识或金融信息关注度来影响农村家庭参与金融资产配置的决定。互联网使用对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成员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对非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中等收入家庭。     

数字化教育、数字素养与农民数字生活

从数字化通用素养、数字化社交素养、数字化创意素养和数字化安全素养四个方面构建农民数字素养水平评估指标体系,架构农民“数字化教育—数字素养—数字生活”的理论框架,并依据四川、重庆654户农户调查数据,实证探究数字化教育对农民参与以数字购物、数字医疗、数字生活服务和数字出行为表征的数字生活的影响效应及群体异质性,计量论证数字素养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数字化教育对农民参与数字购物、数字医疗、数字生活服务、数字出行及数字生活参与度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且上述影响在不同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职业类型及收入的群体中存在明显异质性。研究进一步证实,数字化教育显著促进农民数字素养积累,且数字素养对数字化教育影响农民参与数字购物、数字医疗、数字生活服务和数字出行及数字生活参与度均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数字鸿沟背景下金融素养的世代差异研究 ———一个链式多重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2015年和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分析出生于不同世代居民的金融素养状况及其差异原因,并深入探讨在信息技术变革背景下数字鸿沟机制在金融素养领域的渗透与延展.实证研究发现:(1)青年世代、中年世代和老年世代居民之间的金融素养水平存在显著差异,老年世代居民的金融素养水平显著低于其他两个世代群体;(2)以网络参与水平和获得金融知识和信息的渠道作为中介变量,发现网络参与水平越高或越是以线上渠道作为获取金融知识和信息的渠道,其金融素养水平越高;(3)采用链式多重中介模型,发现网络参与水平越高的居民更倾向于通过线上渠道获得金融知识和信息,这一链式中介效应部分解释了金融素养水平的世代差异.研究结论为世代间数字鸿沟的不平等结构在金融领域再生产提供了经验证据,为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子女数量对农村妇女非农就业的影响——基于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分析

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模型,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维度实证研究具有不同子女数量的家庭对农村妇女非农收入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技能、照料帮助、地区效应等变量外,子女数量依然严重影响农村妇女的非农收入。组群差异结果表明：子女数量增加对农村妇女非农收入的提高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独生子女家庭的农村妇女收入是多个子女家庭的1.57倍;多子女家庭的农村妇女非农收入比独生子女家庭的低14.27～16.14个百分点,两个子女家庭比独生子女家庭低12.61～13.34个百分点;每增加一个子女,农村妇女非农收入下降8.7个百分点,两个子女家庭比独生子女家庭低7.3个百分点。     

数字素养促进农民参与乡村治理吗？——基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分析

基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数据,通过构建有序Logit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素养对农民乡村治理参与行为的作用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素养显著正向影响农民的乡村治理参与行为;除数字金融素养外,不同层面的数字素养都对农民参与乡村治理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外在政治效能感在数字素养对农民乡村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过程中发挥正向的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为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既要注重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弥合接入层的数字鸿沟,也要完善对农村居民的数字教育体系,最大限度地释放数字红利,提高村民的政治效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