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中气候环境资源面临的“公地悲剧”——基于国际法视角的对策分析

在全球治理深入开展的背景下，全球公域问题正逐渐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全球气候环境资源作为全球公域的一部分，也正面临着严重的“公地悲剧”。全球气候环境资源开发方面的相关法律制度缺失和国际社会主体责任与实践的不规范，导致气候变暖、碳排放量超标等一系列严重危及人类自身生存安全的环境问题频发。全球公域问题作为全球治理的一部分，也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参与其中。在当前以国际法为规则秩序的国际框架下，可以从国际法制度规范层面、责任划分层面、主体实践层面进一步丰富完善国际法体系，为各国有效参与全球气候环境治理，提供多边协作平台和行为规范准则，同时也要正视国际法在解决全球气候环境资源所面临的“公地悲剧”问题中的成效有限性。     

试论全球治理下国际法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随着全球化的飞速发展,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严重威胁着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发展。全球治理理论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综合管理世界的模式。国际法作为调整国际关系和维护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法律规范和制度,其参与全球治理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这是实现全球治理“善治”和“法治”的必然要求,全球治理离不开国际法的法律规范作用。同时,全球治理对国际法的主体结构、调整范围、国家本位观和国家主权原则等方面提出了挑战。因此,国际法只有积极调整并适应到全球治理的发展趋势中去,才能实现国际法和全球治理的良性互动发展。     

国际体系平衡与国际法的发展

国际体系包含国际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社会要素,国际法作为国际体系的规则载体,既是体系社会要素相互作用的产物,也是建构体系价值的制度性平台.良好的国际法律秩序(以力量相对平衡的国际体系为前提)应是建基于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权力与道德规范的合拍,而不是单纯法律规则对权力政治的“委身”.受当今国际社会“无政府”现状与实力政治的制约,国际体系的构成与国际法的运行还普遍存在“重秩序、少正义”的价值缺失,但当今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关系渐趋均衡化、网络化、人本化的发展也为国际体系的道德与法理重建提供了要求和可能.     

后实证主义视角下的全球治理机制碎片化及其管控

机制碎片化已经成为当前全球治理发展的一个核心特征和重要趋势。但在围绕整体性治理与复杂性治理的长期争论中，实证主义研究路径未能就机制碎片化对全球治理的影响向度作出判定，从而无法阐明面对整体性治理机制的低效或停滞，符合全球治理“去中心化”基本取向的机制碎片化发展为何没有实现多元协调和有效治理，反而加剧了全球治理失灵。文章引入后实证主义研究视角，阐释了人类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共同催生的当代全球风险社会下，理性行为体在碎片化的机制复合体中走向“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导致机制碎片化在全球治理中产生负面作用的必然性。全球风险在国际体系系统层次引发的“根本的不确定性”取代个体有限理性，成为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建立合作秩序的主要障碍。为消减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管控机制碎片化，全球治理机制构建的价值应当被理解为向行为体提供应对“根本的不确定性”的社会空间。以务实性治理实践缓和机制间竞争，以互补性机制协调抑制“规则套利”，以共同发展为导向塑造确定性合作共识，促使各治理主体在机制复合体中聚焦共同治理目标、形成共同责任感、凝聚治理方案共识、提升共同行动能力。     

从社会组织形态看互联网平台治理

平台化是互联网发展的重大趋势,对企业商业模式、社会关系与政府对互联网的治理模式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传统法律模式在对互联网平台规制中存在明显不适,从监管义务到侵权责任都无法进行合理分配。设计互联网平台治理规范并不能依赖现有法律规则,而应该在继承现有法律规范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充分观察互联网平台对社会组织形态变革产生的重大影响,根据互联网形式下出现的新型社会关系针对性地创造出互联网平台治理的有效规则,使得从使用者、平台、第三方和政府在内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责任共担,建构平台治理的良性生态     

生成式人工智能法律治理现代化研究

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的迅猛发展,全方位渗透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并对传统法律制度形成重大挑战,造成了现行法律制度与法治现代化需求之间的紧张关系。以法治现代化为导向推动AIGC的法律治理,制度转型、制度变革刻不容缓。法价值、法秩序、法动力层面的理论定向,为AIGC法律治理现代化提供法理涵养和功能定位依据,需要从人工智能治理与人类价值目标相一致、满足法治现代化的需要和国家现行法治制度对人工智能治理的需求等方面予以探讨。法治现代化价值需求、风险规制需求、新的规则秩序需求勾勒、型塑出AIGC法律治理基本框架,需要实现法治共识向制度的转化、构建有对应性的理论规则,有效拓展科技治理的内涵,以制度转化、制度增容、制度供给、制度耦合来构建生成式人工智能法律治理的现代化体系。     

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的法律回应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规模化应用对社会治理造成了现实风险,其作为生产工具已具备了类人化的推理能力与行为能力,在知识产权领域、刑事领域、数据应用领域等引发的新生问题已超出了现行法律的规制范围,私人技术资本正在成为数字空间的真实权力拥有者。但现行人工智能的治理范式过分聚焦于算法规制,而忽视了相关责任主体的整体义务建构,导致法学理论无法适应新生技术的发展,对解决实际问题的现实方法论意义不强。面对生产力水平跃升引致的问题,法律规制特别是相关规则研究应靠前一步,以结构化的体系思维与完整的框架建构完善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范式,确保以规则优势引领产业发展优势与制度优势。     

企业社会责任规制反身法路径的适用与反思

反身法理论的出现解决了实质法体系下企业治理"规范限制"和"规范立法"的问题,并促进了企业社会责任规制由CSR1到CSR2的转变.在反身法路径下,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和"遵守或解释"规则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两大实现机制.然而,由于反身法路径未改变企业社会责任作为自愿性、外部性责任的属性,该路径在内在制度和外在表现上均存在不足,可通过"外部责任内部化"予以补足.为寻求反身法路径的本土化适用,加强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立法的体系化建设,提升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承担水平,本文通过梳理反身法理论的形成及其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连接,论证了反身法路径应用于企业社会责任规制领域的现实需求,分析了世界范围内企业社会责任规制反身法路径所带来的企业社会责任规制范式转变及实施效果,并在此基础上立足本土剖析我国企业社会责任规制的发展与瓶颈,重构企业社会责任的划分类型,以求在此基础上构建以反身法规制为核心,辅以可持续公司法、强制性企业社会责任等实质性监管方式的"反身法+"企业社会责任规制中国模式.     

论食品安全监管的国际合作机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食品安全问题已经跨越国界,成为世界各国所面对的共同问题,必须加强食品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依靠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建立起完善的国际食品安全法律规制,才能保障全人类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WTO框架下的SPS协议、TBT协议都对国际食品安全问题进行了相关规定,构成了现行的国际食品安全责任的国际法规制体系.在解决具体的国际食品安全问题时,各国应以食品贸易伙伴国家的双边协议、多边区域性合作协议及国际合作机制体系,来维护和保障国际社会的食品安全.     

论技术风险的国际治理

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在现代社会造成了日益繁多而复杂的风险问题。对此,在国内社会虽然已经初步形成一定的治理机制,但仍然存在诸多的不足,尤其是在国际层面至今没有形成技术风险的全球治理机制。通过对现代风险社会中纳米技术发展风险及其治理不足的分析界定,得以明确纳米技术等技术风险全球治理机制建构的客观基础。进而运用国际法上的基础原则和规范,分析论证风险全球治理机制应有的利益协调基础与结构特性,并根据国际法委员会对技术风险活动领域国际责任的编纂和发展,初步构建了技术风险全球治理机制的具体要素和内涵,以形成公正而有效的技术风险全球治理机制。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弱势群体的角度解读“作者之死”理论

从那些在历史和传统中一直被排除在主体和作者之外的群体--女性、黑人、被殖民者等等弱势群体的角度来看,"作者之死"理论不适合他们.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主体,否定作者,而应该把被排斥的部分包括进来.不过正是因为"作者之死"理论,传统作者主体的权威地位受到质疑,弱势群体才得以在历史中发现自己的位置.而这种新型的作者主体追求并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也尊重他人的存在.     

论译者的风格意识

在翻译的过程中,作家的风格是可译的, 为了得到最佳的译文效果,译者必须具有强烈的风格意识.文章分析了在翻译实践中,特别是在文学作品的翻译实践中,译者的翻译观点、目的以及采用的翻译手段对其译文效果所产生的影响,并且指出虽然受到原文的限制,译者也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选择符合自己口味的文本,并以原文风格为基础,追求与之相适应的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