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基层网格化治理的运行逻辑与优化路径

网格化治理以信息网格技术为栽体,推行一种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模式,在制度机制上实现了行政权力的下沉和整合,对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有着重要作用.通过厘清网格化治理的发展脉络,结合基层网格化治理的典型案例,阐述基层网格化治理的内涵与特征,分析网格化治理的运行机制及各主体的行为逻辑,总结归纳网格化治理模式和治理机制.通过挖掘当前基层网格化治理过程中存在的困境,解决网格化治理过程中过度治理和治理真空并存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基层网格化治理的优化路径.     

事务结构、条块互动与基层治理——农村网格化管理审视

农村事务具有不规则性、整体性和季节性,要求治理具有灵活性、系统性和配置性。当前农村治理的问题是基层治理能力和动力不足,导致矛盾上移至县域部门。县域部门有处置"大事"的能力,对众多农村"小事"难以治理。科层部门无论是强化自身建设,还是推动协同治理都有困难,便依附县级政府借用其治理资源。政府为规避风险整合资金成立网格中心,统筹多部门职责交由网格员完成。网格化管理的不足是科层化治理和流程化运转与农村事务治理逻辑相悖,带来事务治理形式化和基层治理内卷化。当基层组织治权与治责大致匹配,与科层部门形成合作共治结构,"枫桥经验"才会成为一般农村的现实。     

论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环境治理模式创新

中国传统的农村环境治理模式是一种政府直控型治理模式,在环境治理过程中过于依赖政府作为,具有一定的弊端。由于中国农村社会的特殊性,农村环境治理急需建立政府、市场、村民多方参与、良性互动的多元主体共治模式。这就需要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社会资本通过规范、关系网络和信任机制的共同作用实现社会整合,促进社会参与和社会合作,从而弥补传统治理模式的真空,提升农村环境治理绩效。为此,我们应当重视和发挥社会资本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功能,创新农村环境治理模式。     

常态与非常态网格化治理的共同模式与守正创新

网格化治理已成为社会治理新模式,依据治理情境的不同,网格化治理有常态与非常态治理之分。常态网格化治理注重格内日常事务的治理,而非常态网格化治理则是应对公共危机做出的超常规治理选择,两者有着共同的治理模式。公共危机的突发性、不确定性、社会性等基本特征决定了治理的预警性、清晰性和整体性内在需求。常态网格化治理在面对公共危机不利因素的高度积聚时存在着治理与情境的失衡,即存在着适用性障碍,暴露出治理上短板或不足,需要升级、转换为非常态网格化治理,这要在依循共同的治理模式基础上,通过制度创新、补短堵漏和全周期打点来构建非常态网格化治理体系,进而提升网格化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论全球环境治理及其历史局限性--国际政治的视角

近二三十年来,全球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在全球环境领域,随着国际环境法的长足发展,形成了一些基本的有关全球环境治理的行为规范原则。这些原则对于治理全球环境,协调各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促进全球合作,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虽然全球环境治理符合国际环境领域的内在要求,然而要真正使全球环境治理发挥其所蕴涵的巨大能量,仍任重而道远。     

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价值意蕴、偏差审视及优化路径研究

数字乡村建设与生态环境治理交叠派生出的充沛政策势能为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有效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围绕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运行机制、价值意蕴、偏差审视、优化路径等四重逻辑维度展开立体解析。在深描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运行机制的基础上,系统刻画了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多维功能,并从“理念迟滞：传统治理思维的滞后性约束”“结构失衡：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性缺失”“技术鸿沟：城乡二元分割背景下的数字基础孱弱”“制度异化：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保障力度式微”等四个方面深度审视了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实践困境,进而提出文化驱动,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数字化治理的理念升级;结构重塑,激活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内生动力;技术适配,推动数字赋能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深度契合;制度优化,重塑农村人居环境数字治理的多重保障等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效能提升路径,以期促进数字技术更好地融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赋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方案。     

论农村环境治理的工具创新:以环境效益债券为例

中国农村环境治理经历了政府单一治理到引入市场工具实现多元主体治理的变迁,但当前仍以政府管控下的"命令—控制"模式为主。政府管控下的农村环境治理存在治理资金不足,市场、社会主体与社区自治主体参与不足,治理主体权责配置不清和监督考核机制缺位等问题。在此背景下,环境效益债券被认为能够作为我国农村环境治理的工具创新,其将社会资本引入农村环境治理,政府为农村环境治理的可验证结果付费,政府、市场、社会主体等协同参与推进农村环境治理。分析发现,环境效益债券应用于我国农村环境治理的技术逻辑、实践逻辑及法律逻辑均能内恰,当下需加快厘清环境效益债券应用的挑战并对应进行制度供给。     

现代化视域下西部地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研究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和推进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西部地区农村人居环境是制约全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成效的瓶颈。本文以西部地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为例,阐释现代化背景下西部地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意蕴、发展进程及主要问题。提出新阶段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需要在优化布局、多元共治、内外协同、建管并举和宣传教育上下功夫。     

公共治理新模式与环境治理方式的创新

本文主要从公共管理方式变革和治理的角度讨论环境治理方式。公共事务治理新模式的诞生为政府实现其职能提供了新的机会和选择,为政府开拓治理新途径和创新治理手段提供了现实基础,这也是环境治理方式不断创新以及新工具出现的根本原因。尤其需要研究环境治理新旧模式的转换过程。     

农村社会组织环保潜能研究

农村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困扰农村社会的一项重大难题,传统的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已经难以满足农村环境治理的需要,单一的治理主体和以利益为导向的治理机制已成为目前农村环境治理困境的主要表现.环境问题的地域性特征和农村社会组织具有的先天优势决定了农村社会组织能够承担起农村环境治理的责任.因而,探求农村社会组织与政府的良性互动治理模式是农村环境治理的发展方向.     

国家环境治理任务的证成与变迁

国家环境治理模式的选择是环境问题演变与国家任务变迁交织的产物,国家环境治理任务的实现与优化是国家与社会理性互动,践行环境治理模式创新的必然要求。国家是环境治理的主要义务主体,这既是国家价值的存在体现,又是国家行使权力的责任规范。环境治理作为国家义务是近代国家任务发展扩张的必然,无论是从我国的现实环境问题来看,还是从环境治理的国际法、宪法的法理依据来看,抑或从国家环境治理任务的现实需要来看,对环境治理作为国家任务这一基本问题进行分析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     

我国环境治理的主体、职能及其关系

依据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构建要求,本文对当前我国环境治理的特征进行系统梳理,基于对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与公众作为环境治理主体及职能的分析,划分出治理主体间关系、各治理主体内部关系以及各主体间内部关系的相互关系为环境治理主体关系类型,提出“和谐、制衡、稳定、公平、效率”为识别环境治理主体关系良好运行的标准。我国在政府主导基础上的多元共治已经形成环境治理主体关系调节的制度化、治理和市场手段的多样化、治理主体参与度的持续深化三大优势,然而在环境治理制度健全度、环境治理体制协调度和环境治理机制完善度方面面临挑战。为了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我国应持续完善环境治理制度,深化生态环境监督管理体制改革,明晰环境治理主体责任,促进环境治理手段融合。     

司法机关参与环境治理的实践阐释及匡正路径

对两高工作报告等的分析表明,司法机关通过个案生态修复、司法或检察建议、配合党政机关的治理行动、行政执法与司法衔接等方式参与环境治理.这契合了环保行政机关治理能力不足的制度需求;并产出了高性价比的司法效益.经此,司法权在环境治理领域得以扩张,司法机关在体制内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得以提升,环境司法及治理功能的正当性得到证明.但弊病在于,司法权行使方向偏离导致功能异化;着力点错位导致环境行政权虚化和效能低下.据此匡正路径在于:模式上基于功能主义对方向进行纠偏,司法机关从参与治理转向保障督促行政机关履职;路径上基于边际均衡各有侧重,检察机关以行政公益诉讼为主,法院致力于修复性和预防性判决,行政处罚应扩张修复功能.     

生态伦理视角下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研究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是乡村振兴、美丽乡村目标实现的重要一环。在生态伦理视角下,人类的道德诉求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关系密切,生态伦理中蕴含的共生共荣共长理念为农村环境治理构建愿景。随着当代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得到大幅提升,但仍存在环境治理伦理理念薄弱、经济发展轻生态环保、生态化治理多样复杂、治理实践资源配置失衡等治理困境。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把生态伦理思想贯彻其中,从治理理念、治理目标、治理方式、治理实践四个方面,优化农村环境,激发治理活力,打造“环境治理共同体”,构建农村环境治理新格局。     

数字归责：基层网格化治理运行机制与优化路径研究

进入新时代,基层网格化治理已经成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数字政府建设的不断深入,促使“数字归责”成为基层网格化治理的显著特征。数字归责,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用数据刻画政府流程,内在逻辑表现为“以事定责”。数字归责,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城乡治理的一个阶段性发展,更是技术的迭代更新下治理绩效提升的结果。实践中,这种职责优化的路径,扩大了政府职责的具体边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基层政府责任在“问责统领”的体制下日渐累积加重。因此,应客观评估数字归责的改革效应,避免“数字形式主义”,警惕落入过度现代主义的“数字化”陷阱。     

我国农村环境恶化的制度成因探析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农村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农村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本文针对当前我国农村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现状,从二元体制入手剖析农村环境日益严重和治理困难的历史渊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立城乡一体化环境治理机制,遏制农村环境恶化的相应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