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派文化诗学的特征及其学科意义

中国派文化诗学是由童庆炳、刘庆璋等学者倡导的文本——文化批评理论。这是一种立足于文学文本的跨学科跨文化综合性研究方法,沉淀了语言论转向的成果,将审美批评与文化批评有机结合,打通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这也是一种经验的批判的文艺学新论,从解析作品的语言出发,揭示作品蕴涵的思想文化意义,张扬新理性精神。中国派文化诗学由于具有审美性、文化性、现实性三大品格而给予当下文艺学学科重建以诸多启示,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文艺学的进一步发展。     

“躯体写作”在女性诗学中的呈现

"躯体写作"是近年来女性主义文学中颇遭非议的一种创作现象,但它在女性诗学中有着独特的鲜明的呈现方式和审美价值.它是女性本质力量的显现和解构男权主义文化的有力突破口,也是女性诗人探索、介入世界的重要途径,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应正确认识它的存在意义和审美价值.     

文化诗学批判与批评生长

用现实、批判的眼光来看待文化诗学和整个批评环境,可以初步理清它在方法论意义、传播、预设方面的迷误,发现当前批评及文化诗学的异化、浅生状态、异质资源与创作隔膜等诸种弊端,最终形成文化诗学与批评生长的互动关系.     

“今文学”视阈下龚自珍“尊情”诗学观念的建构

龚自珍通过"破"面和"立"面较为全面地建构起了他的"今文学"理论体系,在整体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批判立场。龚自珍的"尊情"的诗学观念与诗学实践实际上传承了其"今文学"的价值旨趣,将诗学的主体维度(人格、情感、创造等)放在批判的场域来展现,体现出诗学自身厚重的学术底蕴和较强的批判意识。然而,龚自珍以"尊情"为核心的批判诗学在保持对既有诗学观念批判与革新的同时,又在一种幻灭感中走向了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发现和张扬,并试图以一种异端的方式表征个体生命的"在场",从而使其诗学充满某种僭越行为与二律背反及现代意义。     

文化与诗学的互构——“文化诗学”与“文化研究”之辨

“文化诗学”与“文化研究”是两种殊名异义、学理维度有别的文艺文化思潮。“文化研究”是对日常生活文化、大众文化,包括各种流行文化、消费文化的研究,它可以是日常生活的美学研究,也可以是泛文化研究;而“文化诗学”是基于“诗学”审美品格的学科前提基础上而言的,是一种文学文本与文化之间互涵互构的研究,并且其文化应该是一种积极的具有诗意审美维度的文化。“文化诗学”包含两个研究向度：一是文学的文化研究,即应该研究文本中的文化,重视文学文本与文化之间的互涵互构关系,激活传统;二是文化的文学性研究,即应该研究文化中的文本,研究当下日常生活中各种鲜活的具有文学性的艺术形态,关注现实。     

文化诗学理论批评

中国学者提出文化诗学将近二十年,文化诗学的建设取得一定的成果,但也有许多待完善的地方。文化诗学的理论建构,缺少＂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结合的中间环节：社会心理与审美理想。文化诗学的理论分歧,主要是新学科与方法论之争。如果文化诗学具备了历史的积淀、现实的召唤和权威的论定等方面因素,成为一门学科是早晚的事情,但也不能忽视成为一门学科的弊端。     

性别:一种可能的审美维度--全球化视域里的中国性别诗学研究导论(1985-2005大陆)(上)

"中国性别诗学"研究执意于在审美领域不把女性做社会少数族群"特殊化"处理,而是强调女性是人类的另一半,男女双性作为人"类",人权首先是人身之主体地位和权利,从而与既有的诗学形态出现了某种历史链条中的断裂,从中滋生另一种可能的审美维度性别,为人类的性别文化建设探索出一种不断"添加能量"的思想和行为.它将侧重 A.本土中国性别诗学, B.西方性别诗学的本土化实践两方面的内容;既尊重性别诗学的基础性工作--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又要依赖性别诗学的集中表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不忽略"和而不同"这一不为性别而性别的审美价值"越界",正视性别诗学的历史的、现实的和将来的意义.性别诗学是一种从性别文化历史和现状思考出发,推而广之与全球文化伦理正义相关联的前景看好的文论."中国性别诗学"则是应对"全球化"文化生态现实,又打上鲜明的本土文化色彩的个案之一,它表明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同样也对世界负责.     

有根的诗学 ——叶维廉诗学与道家美学

叶维廉先生是公认的中国现代诗学大家,其诗学的根深植于诗歌创作和中华文化,同时又极富理论智慧和世界眼光。叶维廉诗学的特点在于其把诗学建设自觉纳入一种道家文化的话语体系进行诠释,或者也可以说是从一种道家文化的眼光来诠释诗学问题。有根的诗学使叶维廉先生的诗学进一步超越了对于文学规律的寻求,而进入到真正意义上的诗歌美学和诗的哲学的境界。     

谈当前"文化诗学"与西方新历史主义的不同旨趣

当前,“文化诗学”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影响越来越大,但是,许多人将它与西方20世纪80年代流行起来的西方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混同。实际上,我国当前的“文化诗学”立足于我国的文学现实,既注重文学内部研究,也重视文学外部研究,追求文学诗意的王国;而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旨趣却指向文化政治权力。     

文学与文化互动铸就诗学辉煌——西方诗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回眸

坚持文学与文化的辩证互动、双向建构关系,是作为一种文学新论的“文化诗学”的理论亮点之一.总结西方诗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发现,辉煌的诗学成果正是建构于文学与文化的互动之中,而大量新的文化理论催生出大量新的文学理论也是文学与文化互动产生的丰硕成果.相反,文学与文化互动的偏失则带来诗学发展的曲折.这些历史的经验,从一个侧面为坚持文学与文化辩证互动的文化诗学的科学性,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文化诗学的诗意内涵

＂文化诗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批评方法,近年来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作为一种诗学审美的方法论,其诗意内涵在学人间产生了广泛争鸣。当下学术界主要有两种取向：一者以童庆炳教授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主张文化诗学不要脱离文学本身而去追捧日常生活中非诗意和反诗意的事物,而要将关注的视点投向文学文本;一者以陶东风为代表的年青一代学者,主张文化诗学研究应该可以将研究的视点从文学文本延伸到诸如广告等大众日常喜闻乐见的事物之中。两者间的争议就在于对诗意审美对象的分歧上。其实＂文化诗学＂在主张审美性的前提下,我们完全可以将诗意的内涵泛化,将一切雅俗共赏的具有审美内涵的事物纳入我们的研究范围,在实践操作中不断取舍。     

历史诗学：一束绽放于历史领域的文学批评之花——兼论“历史诗学”与“文化诗学”之不同

海登·怀特对历史文本进行文学式解读，其历史研究是一种基于历史文本的文学批评实践。海登·怀特关于故事解释的模式是诸如原型批评、社会学和意识形态、新批评等多种文学批评理论的移植；话语转移理论则是一种新的文学批评理论。因而，尽管都被称为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海登·怀特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是对历史进行文学、文化批评的历史诗学，而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则是对文学进行文化研究的文化诗学。     

文化诗学与华文文学批评--关于"华人文化诗学"的构想

"华人文化诗学"意味着华文文学批评重心的转移,即从重视中国文化/文学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影响研究到突出华人与华文文学主体性的转移,从中国视域为主导的批评范式转向以华人为中心的"共同诗学"与"地方知识"双重视域的整合."华人文化诗学"主张从纯审美研究视域转向文化政治阐释.     

风景诗学的三重理论建构和话语向度

风景是主体对自然的情感认知的载体，其既是观看也是表达。我们唯有将其纳入到视觉机制和情感符号系统中才能发掘出其价值意义。而“风景诗学”作为20世纪最具有典范性的理论话语，是我们介入文化思想性考察的有效途径，这一诗学话语的理论生成和主体认知、视觉机制、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相关联，并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主体对自然的审美判断。而本文的考镜源流，将辨析出这套理论话语产生的过程，这将有助于我们去理解风景诗学在当下生产的话语向度和基本范型。     

“语境诗学”的理论定位与学理基础

语境诗学将“语境”作为文学理论的本体范畴、元话语和先验结构,重新反思文论体系的基础概念和理论观念。其自身作为一种诗学话语具有批判哲学、后批判哲学和“后理论”的理论品性：语境诗学是一种“反思型”文学理论,既重视主观概念和理论对经验事实的整合和同化,又对文学的经验事实动态性地开放;语境诗学是一种“默会性”的理论话语,它关注文学的言说和未言说、“焦点觉知”和“附属觉知”之间的意义互动关系。文学语境带有“原初自明性”的默会性,也即“内居”于世界之中,而非超然世界之外地思考世界;在“后理论”思潮之中,文学理论开始拒斥“大理论”或“宏大叙事”,强调以小理论化或者“语境化”的理论进路面对文学现象。语境诗学关注文学事实或文学作品的“具体性”,以及文学自身的“唯一性”和“独特性”价值。     

格林布拉特与中国当代文化诗学

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理论催生了中国当代"文化诗学"的研究,在经历了最初的翻译和介绍后,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已逐渐步入了本土化阶段.目前的理论研究大致呈现出了两类不同的情况:一类是以童庆炳为代表的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学者倡导的本土化的中国文化诗学理论;一类是以刘庆璋为代表的福建漳州师范学院的文艺学学者对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理论的承继性研究.这两种文化诗学理论都与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理论有着直接和间接的联系,其理论研究给中国的文艺批评领域带来新的方法和思考,开启了新的探索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诗学的文化视野

文化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诗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在马克思主义诗学的发展中,文化视野和意识形态分析互相交错,使马克思主义诗学成为一种文化战略诗学。在肯定文艺研究的独特性基础上,坚持文艺研究的文化视野对于沟通我们的传统诗学与马克思主义诗学以及西方当代诗学潮流,使诗学理论切合文学当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大禹叙事的诗学结构、诗学生态及诗学实践

对中国经典叙事的诗学研究是构建中国叙事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整合不同文类，立足本土文化语境，大禹叙事涵盖两个诗学结构，即善恶对照的伦理身份结构及有限变异的形态结构，以此达到修辞指向的可靠性，完成大禹伦理身份符号化的目的。大禹叙事由外在的诗学想象、内在的理念表达及隐性的空间拓展构筑起以农耕文明为底蕴的诗学生态，呈现重民本、求大同的中华审美风范。面对复杂的中国现代化转型及诗学生态的改变，大禹叙事借由遗产、表演、景观三种叙事形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日常生活审美转向与时代精神引领多重路径影响下进行诗学实践，激活了大禹叙事在当代社会的叙事活力。大禹叙事是中国本土叙事话语的典范，对其展开诗学研究能够为中国式诗学理论的发展及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构建提供重要借鉴。     

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理论形态及诗学指向

新历史主义的模糊理论定位和松散学派特征是文学批评界的棘手问题。在历史诗学与文化诗学的对立阐释中，它更是面临着命名危机和方法论困惑。新历史主义在泛文化批评中提倡的是历史与文化在文本层次的对话，在对后现代历史终结论的批判中引导的是历史诗学与文化诗学的对话和协调，而在文化诗学理念中实现的是历史性回归和主体性重建的学术理想。     

性别:一种可能的审美维度--全球化视域里的中国性别诗学研究导论(1985-2005大陆)(下)

“中国性别诗学”研究执意于在审美领域不把女性做社会少数族群“特殊化”处理,而是强调女性是人类的另一半,男女双性作为人“类”,人权首先是人身之主体地位和权利,从而与既有的诗学形态出现了某种历史链条中的断裂,从中滋生另一种可能的审美维度:性别,为人类的性别文化建设探索出一种不断“添加能量”的思想和行为。它将侧重A.本土中国性别诗学,B.西方性别诗学的本土化实践两方面的内容;既尊重性别诗学的基础性工作———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又要依赖性别诗学的集中表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不忽略“和而不同”这一不为性别而性别的审美价值“越界”,正视性别诗学的历史的、现实的和将来的意义。性别诗学是一种从性别文化历史和现状思考出发,推而广之与全球文化伦理正义相关联的前景看好的文论。“中国性别诗学”则是应对“全球化”文化生态现实,又打上鲜明的本土文化色彩的个案之一,它表明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同样也对世界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