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部档案》看清季僧会的遴选

作为清代官方管理交涉佛教事务的县级僧官——僧会,其遴选以及职权如何,文献记载失之疏漏,不可详得。幸《南部档案》存有同治光绪年问南部县僧会雪帆遴选的档案数卷,得以窥见僧会遴选过程中地方士绅与官方的权力博弈、官方政策与地方执行在基层社会的"实态"体现;档案也涉及僧会职责问题,县级僧官除了负责官方下达的一些佛事活动,还担负稽查、管理寺庙的职能等。     

制度基础与财政改革——明代一条鞭法改革前湖北地区的赋役货币化演变

明初的"洪武型财政"以实物本色与亲身行役为主要内容,编户与国家之间存在着极强的人身依附关系。湖北地区的赋役结构在明初呈现出一定的地域特色,中东部地区以田赋与湖课为主要的收入,西部地区的财政收入以田赋为主。到了弘治年间,湖北的地方州县开始对运往京库的部分田赋折银。至嘉靖年间,地方州县赋役折银的范围与比例都进一步扩大。在部分州县,役的银差与力差在明中叶已实现全部折银;田赋的征收以"一条边"(1)的形式展开;夏税秋粮折银的比重也相应增加,存留本地的部分已多过起运京师的部分。由此可见,湖北地方州县的赋役货币化演变自弘治年间已开始,这种来源于民间社会自下而上的改革实践,使万历年间朝廷自上而下推行的赋役改革在一个半世纪的准备下得以进行。湖北地区自弘治年间开始的赋役折银与赋役合并,是经济领域的白银货币化对赋役制度的冲击,同时也是万历年间财政改革的前期铺垫。从更深远的社会意义上来说,赋役领域的货币化趋势,推动了明代国家的转型,使国家与编户齐民之间从高度的人身依附关系,转变为货币关系,编户的人身依附减轻。可以说,万历年间的财政改革,是赋役制度自下而上变革的延续与突破,而不是改革的开始。     

明代徽州民间赋役合同的形成与流行

徽州赋役合同文书反映了民间社会应对赋役的具体策略。在合作应役以及家户规模扩大的条件下,记录多方协商、承担赋役任务的合同文书逐渐产生并流行。合同中的原则性条款还转化为宗族规约。而明初应役集体独立订立合同、自我约束的条件尚不具备,主要由手握大权的粮、里长负责基层赋役运作。随着官府不时需索愈加频繁,里甲职能增加和公产管理之需求等多方面因素,推动了里甲集体签订合同之趋势。     

宋代"乡原体例"与地方官府运作

宋代文献中,"乡原体例"一类的词汇时有出现,其含义大致是一定区域内被多数人所认可的地方惯例.从其实际内涵来看,包含"民间"与"官方"两个面相.从"民间"的角度来看,"乡原体例"属民间的土俗、乡例,所反映的是民间社会自我组织的能力与形式;从"官方"的角度来看,被纳入法令条文的"乡原体例"就成为地方官府运作法则的一部分,体现了赵宋政权与民间社会的相互调适.大体而言,官府常在田租收纳、赋役征发、平决词讼、修建公共工程、灾荒赈济等情况下认可某些"乡原体例",只不过表现的形式有所不同.官府采纳民间既有的惯例、规约,既出于行政便利的考虑,也在于惯例本身的效力与权威.而究其根源,各种土俗、乡例长期运作的内在动能并非来自官府,其权威的来源有着更为深厚的自然与历史背景.     

北宋中日僧侣的文化交流

北宋时期中日两国没有官方的正式外交关系,政府之间没有使节往来,两国的联系除了宋商以外是佛教僧侣。日僧来宋,一般是经过日本朝廷敕许的,因而在宋皇帝眼中,他们是半官半民身份的信使。所以,当地方官奏报有日僧来,皇帝即下旨召唤入京,亲自召见,想通过入宋僧了解日本国的情况,沟通两国关系。     

明清时期徽州境内的保甲制度推行与保甲组织编制

明清时期,徽州地方官和宗族、乡绅积极推行保甲制,并将保甲与当地的乡约、里甲、团练、宗族等组织相结合。在保甲编制过程中,既遵守朝廷设定的十进制原则,又执行官方倡导的"通融编列"等灵活性原则,组织编造了保甲门牌、十家门牌、保甲册、循环册、棚民册、另户册等各类门牌册籍,这些门牌册籍的登载范围和内容虽稍有差别,但皆反映了徽州地方官府对民间社会控制的严密程度。     

明初方外诗坛生态论考--以明太祖与诗文僧的关系为中心

明初方外诗坛的生态,与洪武朝的佛教政策的变迁休戚相关。洪武前期,明太祖对佛教主要采取尊崇、怀柔的策略,很多有影响的诗文僧都出入掖庭,广泛参与国家事务,甚至与明太祖赓诗唱和;而洪武中后期则逐渐转为整顿、抑制为主,一些诗文僧或惨遭流放,或罹“文字狱”,或坐“胡党案”,丛林一时噤若寒蝉。此种丛林生态,深刻地影响着明初诗文僧的创作,他们一方面以“善世”、“遍应”等庄严佛曲歌赞新朝,另一方面则曲晦地表现出畏祸的心态。     

明初赋役制度新探——关士户帖、均工夫和黄册

对明初赋役,一般论者都从洪武14年的黄册谈起,对洪武14年以前的情况则颇少问津。本文认为洪武三年的户帖不是征收赋役的依据,而且均工夫、黄册以及它们和户帖间的关系也值得商榷。 户帖是户口簿,是国家控制人户、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户帖也是征派赋役的根据吗?     

从王梵志诗看初盛唐时期民间的地狱观

敦煌写本通俗白话诗王梵志诗较为真实、全面地反映了初盛唐时期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狱观。其主要内容有:阎罗王取代了太山府君,成为地狱的主宰;"冥判"是地狱的中心环节;"奈河"已在冥界出现。这种观念世俗化为"七七斋"在民间流行。王梵志诗还反映了初盛唐时期佛教地狱观念与儒家孝道文化在民间的初步融合,表明佛教地狱思想已开始中土化、世俗化。     

明清徽州赋役户籍和基层职役的“朋名”

"朋名"即共同朋合使用一个名称,是村族社区利益攸关者在赋役户籍登记及基层职役呈报中的共有名号,并非当时实际人户。明清时期,里(图)甲的总户和子户户籍的朋名现象在徽州十分常见,图正、乡约、保长、保正、族正等基层职役亦存在朋名佥报。"编造户籍""佥报职役"本是明清国家自上而下的强制规范和要求,然而,由于户役因循、里户式微、里役和职役繁苛、人口大量外徙等因素,这种强制规范经历了由国家"实征"趋向民间"朋应"的发展历程,基层社会从而普遍存在朋名立户和朋充应役现象。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国家与社会博弈的结果,也是明清基层治理从制度到契约的集中体现。     

政策群视域下政策效率的理论诠释及启示

政策群是国家、政府在一定时期之内实施的内容不同但产出理念同源、导向相近的一组政策的集合体,政策效率是政策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例,二者之间有理论上的契合点。政策群的安排有助于降低政策投入成本,防范政策冲突,实现政策耦合,减少失败政策路径依赖带来的连锁效应,提高政策效率。从政策群的角度提高政策效率必须要强化系统政策观,注意政策与制度衔接,保持政策纵向网络顺畅连接,强化政策横向结点的完整。     

产业集群发展与“五个重庆”建设及财税扶持政策研究

重庆启动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和"健康重庆"建设,将对重庆经济发展乃至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而产业集群化战略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具有重要影响,它与"五个重庆"建设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文章从产业集群理论入手,探讨了产业集群发展和"五个重庆"建设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并根据重庆市现有的财税政策,提出发展产业集群和建设"五个重庆"的财税体系的建议。     

“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奖励扶助政策重构

奖励扶助政策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生育政策由“提倡一孩”到“全面两孩”是一个重大调整,客观上要求对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或重构,这既是完善计划生育政策体系完整性的必然要求,也是贯彻落实《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奖励规定、保障群众按政策生育的客观需要。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的调整或重构,应当坚持合理衔接、公平公正、统一政策、按需帮扶的原则,注意体系的完整性、内容的全面性和资源的社会性,构建政府为主、部门协调、社会参与的帮扶体系;抓住重点问题,解决群众关切,完善相关配套政策,达到鼓励和帮助群众按政策生育的目的。     

中国移民政策与亚洲银行移民政策的比较研究

从移民的基本政策、移民安置规划、公众参与、移民的组织机构及责任四个方面 ,对中国移民政策与亚洲银行移民政策进行了对比分析 ,找出之区别 ,以便更好地与国际接轨     

政策执行主体在政策规避中的影响分析

政策规避是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常见现象,导致公共政策规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深层原因在于公共政策执行主体。本文从政策执行主体的角度出发,分析其在公共政策规避中的影响作用,探寻解决公共政策规避现象的对策。     

试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与配合

探讨了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与银行的关系、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和配合的理论基础。分析了当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是正确的选择,但要防止过度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倾向。     

宏观审慎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波动

我国宏观审慎管理与货币政策的双支柱体系能否有效实现价格、金融、经济的多重稳定有待检验。实证研究发现：（1）宏观审慎政策可以有效应对信用风险冲击，减缓波动，使经济、金融保持稳定；（2）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搭配在应对不同外部冲击时的效果不同，面临技术性冲击时放松宏观审慎政策能更好地调节经济；（3）宏观审慎政策对经济波动、金融波动的影响存在U形效应。因此，考虑宏观审慎政策、货币政策的协调搭配，更为灵活地调控宏观审慎政策幅度将有助于减少我国经济、金融波动，顺利度过经济结构转型期。     

公共政策与私人政策之辨析

公共政策与私人政策有许多相似相通和相互交叉之处 ,很容易被人们混淆 ,既不利于公共管理 ,也不利于私人管理。有必要通过比较分析 ,澄清基本概念 ,把二者识别区分开来 ,才有利于公共政策于公共管理活动和私人政策于私人管理活动的正常有序地开展     

社会政策目标选择对就业政策的影响

通过建立三维模型,分析了社会政策目标选择对就业政策的影响;以中国建国以来执行的就业政策对模型进行验证,提出影响就业的因素不仅有凸显的因素,而且还有非凸显的因素;从理论上讲,政府应该运用所有的政策资源对影响就业的各种因素进行控制或消解,而在实践中,决策者因追求的社会政策目标不同,制定就业政策时运用的政策资源将会产生较大差异,就业政策控制或消解的就业影响因素也会有很大的不同.     

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的思考

鉴于未成年人的特殊性,针对未成年人的刑事政策体现了提前干预的特点。但在我国的实践中,未成年人出现不良行为时学校、家庭和社会则是处于缺失状态,而未成年人的行为触犯法律或构成犯罪时,对其处罚又比较严厉。针对此现象,在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初期应加大教育、挽救的力度,而在未成年人有违法或犯罪行为时则应适用轻缓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