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亚洲的"中华亚洲秩序"及其地缘政治根源

古代中国凭借自身在东亚、东南亚、中亚等亚洲部分地区的强大实力与明显优势,通过军事,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非军事手段,逐渐与异域政权形成宗主—藩属关系,从而在亚洲形成以中国为主导的区域国际秩序,可称之为"中华亚洲秩序"。中华亚洲秩序与欧亚大陆其他文明秉持"无限扩张主义",尽力构建疆域尽可能广阔的区域国际秩序,甚至全球国际秩序不同,是秉持"有限扩张主义",在亚洲地区建立的"有限"的区域国际秩序。对于古代亚洲国际秩序的理解,不应简单地从在西欧历史经验基础上建立的现代国际秩序及相关理论视角出发,而应回到古代中国与亚洲地区传统的区域国际秩序的历史实际,构建具有中国乃至亚洲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以揭示古代亚洲区域国际秩序的历史特征。     

金正恩执政后朝鲜对外贸易及其政策变化

进入21世纪,朝鲜对外贸易增长率远远高出其宏观经济的增长率,对外贸易对朝鲜经济的恢复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以发展对外贸易来带动国内经济发展始终是朝鲜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金正恩执政后,朝鲜对外贸易呈现出规模持续扩大但增幅回落、贸易赤字趋于减少、纤维制品的进出口增长幅度大等特点。金正恩执政后,朝鲜大力整顿贸易秩序,进一步强调对外贸易的"多元化与多样化",继续扩大对外贸易企业的自主权等。今后一段时期内,朝鲜对外贸易总额将缓慢增长,进出口产品结构难以出现大的变化,中朝贸易在朝鲜对外贸易中仍将起到决定性作用。     

明代东亚国际秩序的演变

明初,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朝鲜和日本三国相互关系为基础的东亚国际秩序基本建立。14世纪后期至16世纪,三国间交往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地区和平稳定是这一时期的主流趋势。自16世纪始,倭寇渐次对中国和朝鲜沿海地区的猖狂侵扰,及万历二十年,日本发动的、针对中国的领土扩张的侵朝战争,使东亚国际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回顾这段历史,给人以深刻启示:中国是东亚国际秩序稳定的核心力量;儒家文化是维护东亚国际秩序稳定的思想基础;国际政治与经济具有密切相关性。这些对现实处理地区间国家关系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更多还原     

16至18世纪西欧东扩论

"地理大发现"后,从16世纪开始世界市场逐渐形成,全球经济一体化日益加深,欧亚大西洋—印度洋新航路的开通,扩大了东西方的物资和金融交流,从而促进欧亚经济的发展。     

朝鲜对外经济政策变化特征探析

朝鲜的对外经济政策虽然还没有摆脱计划经济框架,但是在不同时期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其表现在20世纪70-80年代进行了对外贸易政策调整；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朝鲜不仅进行了对外贸易机构改革和贸易秩序整顿,而且还设立了第一个经济特区；进入21世纪后,突出表现在经济特区的扩大和升级,朝韩经贸合作开始启动,以及中朝经贸合作进一步升级和朝韩经贸合作面临危机.     

普京时期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思想

俄罗斯地处欧亚大陆的中心，作为一个横跨欧亚的国家，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俄罗斯独特的民族思想，即俄罗斯既不属于欧洲，也不属于亚洲，而是一个“欧亚洲”。在俄罗斯历史发展过程中，欧亚双重思想一直起着或多或少的影响。普京执政以后，重新审视了俄罗斯作为欧亚大陆中心的地缘政治地位，以新欧亚主义为指导思想，确定了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国家战略，在国际社会中逐渐恢复了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力。     

“壬午军变”前后的中日两国对朝策略

朝鲜独立问题,在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世纪70年代后,日本通过"日朝修好条规"逼迫朝鲜开港,并试图强行将朝鲜"独立之邦"的虚像实化,清政府遂开始着手调整和加强与朝鲜之间旧有的"宗藩"关系。以"壬午军变"的解决为转折点,清政府与朝鲜之间的关系得以逐渐加强,而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力则开始下降。考察开港及"壬午军变"前后的中日两国对朝策略,进而探析日本武力解决与谈判处理两种策略的抉择及"甲申政变"后选择与清政府"妥协"的细微之处与深层原因,可以了解19世纪70至80年代中日朝三国的互动关系及其对东北亚国际格局的影响。     

近代以来中国世界秩序观念的变迁

中国传统的世界秩序观念以和谐为主旨.近代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使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颇为流行,人们逐渐疏离了和谐观念.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建构了"帝国主义"话语,从而使国人在世界秩序观念上表现出更为强烈的革命色彩.改革开放之后,以反帝斗争为主要特征的国际秩序观念已经不再适合发展需要,逐渐让位于以和为主的国际秩序理念.中国人对和谐世界理念从背离到重新肯定,与百年沧桑变迁的历史情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近代通商口岸城市的外部市场研究——以近代福州为例

关于中国近代通商口岸城市的研究,学界一般强调开埠通商后外部国际市场对城市发展的推动作用,进而着重关注口岸城市与腹地经济的有效互动.然而,从长时期的角度来看,近代口岸城市的发展是与其参与海洋亚洲的建构息息相关的.以福州为例,长久以来,借着亚洲内部的贸易关系,琉球与台湾成为福州城市与港口发展最深刻的历史记忆.然而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开埠通商,与更大的国际市场建立联系,福州的发展反而形成了一种偏离.在丧失传统亚洲外部市场之后,福州及其腹地都被迫转向"内在",表现出极大的内向性发展.     

论竞争政策与贸易政策

尽管竞争政策与贸易政策紧密相关,但传统上还把它们视为不同的领域。当世界贸易大量增长,跨国投资快速增加,多国性企业逐渐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之后,贸易法和竞争法传统上互不跨越之界限早已不复存在。从20世纪90年代起,竞争领域的国际调整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国际社会日益认识到,私人反竞争行为与公权力施加的贸易壁垒一起成为阻碍贸易自由化的两大障碍。对于涉及国际贸易的限制竞争行为,竞争政策与贸易政策的反应不尽相同。因此,探讨竞争政策与贸易政策的不同规制路径以及二者间的平衡与协调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明代中朝使臣的走私贸易对朝鲜的影响

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中国明代时期,朝鲜与明朝之间的使臣走私贸易曾经十分活跃,但由于政治和军事上的藩属关系,两国使臣的走私贸易也具有了不平等性质。作为个人行为,明朝使臣的走私贸易虽然具有"掠夺"性质,给朝鲜政府和人民带来经济负担和痛苦,但这种个人行为却与有着政府背景的朝鲜使臣的走私贸易共同解决了朝鲜政府和人民在军事、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各种需求,客观上起到了互通有无,相互交流,满足社会需求的积极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朝鲜社会的的开放。     

近代中朝关系的现代性转换——论李鸿章的“不沾不脱”原则

传统观点认为,19世纪60—90年代,清政府执行了一条凌乱不堪、顾此失彼的对朝政策,跨越了宗藩体制的樊篱,过多地干预了朝鲜的内部事务,带有了"条约体制"或"殖民体制"的成分。事实上,到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对朝政策是清晰的,具体体现为李鸿章提出的"不沾不脱"原则。该原则是对清政府此前解析中朝宗藩关系模糊、含混的修补,是在新形势下对中朝交往准则的诠释,是向世界宣布中朝宗藩关系的宣言书,是李鸿章外交智慧、外交手段的体现,是对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的崭新诠释,是近代中朝关系的现代性转换。它突破了传统朝贡体制的樊篱,成为东亚地区特定时空之下的国际准则。只有如此理解,才能顺理成章地解读1882—1895年间,李鸿章、清政府在朝鲜所有举措的历史合理性。     

19世纪以来日本东亚秩序观的主要历史演变

在19世纪至今的近两个世纪中,日本的东亚秩序观伴随着世情及日本国情的变化经历了多次的变化,主要有三次变化,即亚洲主义-大东亚共荣圈-东亚共同体.亚洲主义-大东亚共荣圈-东亚共同体虽然时间跨度很大,但是却一脉相承,都有一种"亚洲联合"的思想在里面,大东亚共荣圈只是对亚洲主义的一种扭曲.了解日本东亚秩序观的变化及其实质,利于东亚各国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过程中采取积极行动.     

延边对朝鲜贸易的现状及发展战略

延边对朝鲜贸易在延边的对外贸易中占较大比重,主要贸易形式是边境易货贸易,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延边对朝鲜贸易曾出现大幅下降,90年代末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延边对朝鲜贸易开始进入恢复阶段。在新的形势下,延边对朝鲜贸易发展战略应该有新的调整。     

包容性发展研究

2007年8月,在亚洲开发银行召开的"以包容性增长促进社会和谐战略研讨会"上,"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被正式提出。之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先后四次在国际、国内场合下,支持与强调了这一理念。2011年4月,博鳌亚洲论坛在中国海南举行。此次年会把"包容性发展:共同议程与全新挑战"作为     

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

所谓昭武九姓,指的是中亚的粟特人。在古代,粟特人以善于经商和富于进取心而著称,利之所在,无远弗届。他们在长时期内操纵着丝绸之路上的国际转贩贸易,足迹遍及欧亚内陆。他们在数百年的经商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定的组织,成为古代欧亚内陆及其周边国家的国际商人。今天,从文献记载和丝绸之路上的某些文化遗址来看,他们不仅在发展东西转贩贸易上起着关键的作用,而且在传播文化、促进多国之间的政治往来等方面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就传播文化而言,人们都知道,中国的造纸术是通过粟特人的政     

从闽北到莫斯科的陆上茶叶之路--19世纪中叶前中俄茶叶贸易研究

18世纪至19世纪末期的陆上茶叶之路,从福建北部的武夷山区延伸到莫斯科,全程超过4.5万里.陆上茶叶之路以恰克图为中心,中俄商人"彼以皮来,我以茶往".19世纪中叶以前,这条贯通欧亚的陆上茶叶之路的贸易一直由山西商人主导.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以武力推动对华商务扩张,外商在华享尽各种特权,华商在与外商竞争中纷纷败北,执塞外贸易之牛耳的山西商人也不得不退出对俄茶叶贸易,茶叶之路为以沙皇政府为后盾的俄商垄断.     

忘掉第二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美中日三边主义的作用（下）

模式之战 10年后的今天,国际社会正在看到,尽管原因完全不同,追求地区性架构上的影响力在亚洲已经重新抬头。这一次的推动力是由东亚国家对美国市场以及其所代表的经济模式极度失望和不信任所锻制的。对一种新的亚洲模式的搜寻,也许已在其苏醒之后出现了。虽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经济模式可能对亚洲各政府颇具有效性,可在10年之后,     

中俄油气合作新发展的特征、动因及影响探析

2013年以来,中俄油气合作从单一原油贸易模式发展到多样化合作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特征。我国经济"新常态"模式下的国际合作战略和利益诉求、俄罗斯油气出口战略调整以及地缘政治经济异动情势等因素推动着中俄油气合作发展。中俄加强油气合作对我国能源安全和能源消费结构调整、对俄国内经济发展和欧美制裁以及欧亚地缘政治经济走势等产生重要影响,合作前景将继续受制于一些重要的国际因素。     

论19世纪欧亚格局变化的工业革命因素

工业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是19 世纪欧亚格局变化的轴心,促成了西方对东方支配地位,也是东方反抗、挑战西方的重要动力。英国霸权的盛衰,其他西方列强国际角色的变化,日本国际地位大逆转,亚洲革命风暴的旋起,无不在工业革命的车轮上行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