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熵权层次分析方法的乡村振兴评价——以L地区为例

运用乡村多功能发展理论,构建了包含40个二级指标的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层次分析法,对一级、二级指标进行客观确权,从县域、区域和乡域、镇域不同范围和维度对L地区乡村振兴的发展水平进行了定量测算和评价。结论反映了L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推进中的短板与不足,针对结论给出了相关建议。     

我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及收敛性研究

基于2010—2021年我国31个省份(港澳台地区除外)的面板数据,构建包含23个二级指标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对31个省份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借助Dagum基尼系数分解方法揭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并通过收敛性分析考察区域差异的变化趋势。研究发现：我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发展水平整体不高,且区域差异显著,呈现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的分布特征;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逐渐缩小,区域间差异是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差异的主要来源,区域内差异呈现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的分布特征;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呈现出显著的β收敛趋势。据此提出,应进一步实施差异化发展策略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发掘农村发展内在动力以提高乡村振兴水平、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以提高乡村治理水平等,从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党的引领、区域优势与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基于湖北省“党建引领·活力村庄”的调查研究

党的引领是贯穿乡村振兴的基本原则,是以有效治理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以"区域"作为乡村振兴的调查和研究单位,将"村庄"放在区域视角下审视,提出党的引领与区域优势相融合的乡村振兴路径。乡村振兴中的区域优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政府、农民、市场等主体优势,土地、人才、资金、资源等要素优势,因靠近城市、经济发达地区、交通枢纽等地区而获得的区位优势。应以党的引领确定乡村振兴的战略地位和主导方向,运用思想引领、组织引领、群众主体、要素融合、特色产业驱动等机制,依托区域优势资源条件,注重区域之间的差异性,选择最适合的乡村振兴路径。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动态影响研究——基于系统GMM及门槛效应的检验

当前,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十四五”规划进入全面实施,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正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为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作用及影响,文章首先从理论方面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乡村振兴水平的作用机制,以此为基础开展实证研究,随后运用熵权TOPSIS法测度2011—2018年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的乡村振兴水平,测度结果表示我国各省份乡村振兴总体水平提升较慢,就2018年各地区乡村振兴水平而言,中部地区稍高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显著高于西部地区,说明相较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水平偏低,且乡村振兴水平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在此基础上,采用系统GMM方法定量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地区乡村振兴水平之间的作用关系,量化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以及乡村振兴指标不同维度的影响。为验证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之间是否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文章运用门槛模型进一步展开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乡村振兴水平有正向促进作用,这一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数字普惠金融对乡风文明、产业兴旺、生活富裕和生态宜居这四个方面的显著正向影响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两者之间并非简单的...     

民族地区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优势及路径研究基于西昌学院的实践与探索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历史任务，也是民族地区强农、惠农、富农的重要途径。社会服务是高校的重要功能之一，作为民族地区高校，利用其地理区位优势、人才供给优势、科技资源优势和心理上的认同优势等助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显得尤为重要。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地方高校应发挥其优势，打造结构优化的学科体系、推动高质量服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等多措并举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服务。     

长三角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机制与路径设计

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基于长三角地区2012—2021年41市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和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固定效应与中介效应模型检验赋能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经济水平提升1%会引起乡村振兴水平提高0.1%;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机制。区域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作用效果由强到弱依次为浙江省、江苏省、安徽省。因此,为推动长三角地区乡村全面振兴,需着重发展数字经济,发挥其高效带动作用;进一步积累人力资本,提供高素质劳动力;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激发乡村内在发展动力;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     

我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研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科学评价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效对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依据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维度构建包含21个基础指标的省域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以及莫兰指数对我国31个省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以及变化趋势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乡村振兴总体水平呈增长态势，尤以2018年后的上升幅度最明显。但目前乡村振兴的水平仍然较低，且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两个子系统的综合得分有所下降，甚至退步明显，其发展落后于平均水平的省份最多，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薄弱环节。当前产业兴旺系统相较于其他子系统发展最为缓慢，生态宜居和生活富裕系统的地区差异最为明显，东部地区发展较好而西部地区发展欠佳。全局和局部莫兰指数表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具有空间聚集特征，乡村振兴水平得分较高(低)的省份在地理位置上较为接近，区域差异明显，整体上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但该空间格局尚不稳定，区域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不断缩小。为此，本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发展的差异化路径设计——基于发展潜力评估的案例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是当前我国三农工作的重要政策抓手和制度依据,也是未来促进乡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战略思想。然而,我国的区域经济社会差异和自然地理特点使得不同地区的乡村存在着较大差异,难以通过相同的具体路径实现不同乡村的同步发展,根据乡村的独特属性分类推进乡村现代化是解决当前发展难题的有效措施。分类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明确区分乡村的潜力特征和分类依据。因此,构建科学的乡村潜力评价指标和分类方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作者基于现有乡村振兴研究相关文献,梳理了当前乡村发展潜力及类型评估的研究思路与技术方法,结合实地调研,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乡村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同时基于"三类空间"框架和指标存在的分值特征,结合乡村实际情况设定了类别划分标准。进一步,通过对宁夏回族自治区泾源县随机选择的40个乡村发展潜力的评价验证了评估框架的有效性。研究发现:乡村发展潜力评价体系,包含了交通便捷性、用地适宜性水平、人口与经济规模、设施承载水平、产业规模、空间扩展水平、各类资源要素7个维度的因素,下含19个子指标;根据综合评估分数,泾源县40个案例村可划分为移民迁建型、整治优化型、集聚发展型、城镇改造型四个类别,突出了不同类别乡村发展的主要方向。基于此,文章从土地使用制度创新角度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制度创新的具体路径和具有探索性的政策建议,认为在通过分类推进城乡融合的过程中,应当积极推动乡村治理制度与产业发展相融合,促进乡村发展的各类要素形成集聚效应;同时推进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制度优化,有效发挥集体资产在促进乡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此外还应当搭建村庄改造合作平台,通过构建公共论坛促进乡村合作治理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文章丰富了分类推进乡村振兴研究的方法运用,发展了当前乡村振兴研究中的类型学划分依据与评估方法,案例的应用有效地检验了评价方法的可靠性和科学性,同时通过评价也明晰了泾源县乡村发展潜力的整体特征和可参照的发展路径,具有较强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性。     

基于系统耦合视角的西藏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实证研究

本文结合西藏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内涵,构建西藏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基于2011-2020年西藏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两大系统指标数据,运用熵值法并构建西藏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测度模型,对西藏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以及相对发展类型进行综合评价。研究结果表明：（1）西藏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但综合发展水平整体上还有待提高;（2）西藏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D值得分保持稳步上升趋势,并在2020年达到中级耦合协调阶段;（3）根据相对发展度显示,2018年以前西藏乡村振兴发展滞后于新型城镇化发展,2018年以后两大系统初步实现同步发展。     

民族地区乡村旅游驱动乡村振兴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

乡村旅游是驱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民族地区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开发潜力较大,旅游市场需求旺盛,借助乡村旅游驱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是当前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本文首先探讨乡村旅游驱动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深挖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之间的逻辑关系,为理解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的作用提供新视角。其次,指出乡村旅游在驱动乡村振兴面临的困境,主要包括：乡村旅游商业化趋势明显、乡村旅游开发不注重生态保护、乡村旅游品牌效应不突出、旅游业从而人员队伍文化素质不高等。基于此,本文提出注重发挥区域特色,挖掘关键元素价值;保护生态环境,筑牢旅游发展根基;构建乡村旅游品牌,提升旅游效益;加强旅游从业人员培训,提升旅游服务水平等,以提升民族地区乡村旅游驱动乡村振兴实施效果,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弱势群体的角度解读“作者之死”理论

从那些在历史和传统中一直被排除在主体和作者之外的群体--女性、黑人、被殖民者等等弱势群体的角度来看,"作者之死"理论不适合他们.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主体,否定作者,而应该把被排斥的部分包括进来.不过正是因为"作者之死"理论,传统作者主体的权威地位受到质疑,弱势群体才得以在历史中发现自己的位置.而这种新型的作者主体追求并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也尊重他人的存在.     

政治运行法治化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当今我国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已成为构建现代宪政法治秩序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政治运行法治化将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