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治理嵌入乡村礼俗社会的可能路径及其调谐

在当下中国,随着以“技治主义”为核心的数字乡村建设的发展,乡村社会治理逐步显现数字治理与乡村礼俗社会运行二者之间衔接不畅的问题。这一现实反映出,以技术理性为核心、以现代性为导向的数字治理与以价值理性为核心、以传统习俗为准绳的乡村礼俗社会二者之间存在着潜在张力。这一潜在的张力,在乡村治理实践中表现为由于二者在自身所要求的制度规范、过程适应以及价值耦合等方面的差异性而产生的抵牾、摩擦乃至排斥,但这并不表明数字治理和乡村礼俗社会之间是不可调谐的。在一定条件下,二者又是可以相互融合并达成相互依存的同一体。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制定和执行政策过程中,既要适切地评估数字治理嵌入乡村礼俗社会后技术理性作用、正式制度运行、过程衔接顺畅以及价值理性耦合等方面的治理效能,又要重视和运用好乡村礼俗社会固有的非正式制度、礼俗秩序以及乡土人情等文化传承禀赋的治理价值,并在价值取向、治理边界以及运行秩序等方面进行调谐,逐步构建二者相融相合、相互依存的乡村治理体系。     

传统乡村社会风险治理及对新时代乡村社会风险治理的经验启示

传统乡村社会面临的风险以自然灾害风险、疫病风险、社会稳定风险、矛盾纠纷隐患等为主。这些风险不仅冲击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还严重威胁广大农民的生命财产健康安全。传统乡村社会风险治理主要采取强基、救济并用应对自然灾害,预防、救治结合应对疫病,官民共治稳固社会秩序,利用乡规民约化解矛盾纠纷等措施。传统乡村社会风险治理呈现出上下互动与协调配合、礼法合治、公权力与民间权威相互结合等特点,其经验对推进新时代乡村社会风险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转型期的乡村权威结构与乡村治理

转型时期乡村社会中的权威结构比较复杂,存在着公权力下的权威和自然“生长”的权威以及特定背景中的权威并存的现象,它们彼此之间相互博弈。面对转型期乡村权威结构的现状,必须从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入手,探索一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路径。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合法性获取策略研究

在社会治理背景下,社会组织作为政府重要的伙伴是参与乡村建设的重要力量,但新进入乡村的社会组织要嵌入地方权力与社会结构并有效发挥影响需要获得合法性认同。从合法性视角出发对社会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典型案例进行细致考察,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在参与乡村社会治理过程中面临的合法性挑战主要有规制合法性、认知合法性、规范合法性,[JP2]以认知合法性获取最为重要也难度最大。社会组织需要综合采取适应型策略、选择型策略、操控型策略来获取合法性认同,未来合法性获取仍面临制度和能力挑战。因此,政府要从主体价值认可的角度给予社会组织合法性获取更多的支持,社会组织则要将合法性获取策略和治理行动策略有机结合,重塑行动路径。[JP]     

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

回顾乡村治理结构变化的历史过程,农村社会结构以及不同治理主体间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多中心乡村治理格局正在成为目前中国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方式。农村社会组织作为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在协调不同治理主体关系、实现村民利益有效表达、推动农村社区民主意识形成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由于自然嵌入农村社会结构,农村社会组织通过组织运作实现了不同治理主体的广泛参与,这与目前乡村多中心治理格局目标相得益彰。乡村治理过程显然需要组织运作机制与传统村民自治机制有机结合。因此,农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并与农村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相互合作协商是解决目前农村社会治理困境的主要出路。     

数字乡村治理何以提升社会质量——基于社会质量理论的阐述

数字乡村治理是新时代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策略选择,与此同时也面临着城乡数字鸿沟、社会参与度低、数据融合性差等社会质量不高的问题。以社会质量理论为分析框架,在理清数字乡村和社会质量理论多维契合性的基础上,试图构建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路径。当前,数字乡村治理提升社会质量遵循着增加农民收入、美化乡村环境、营造乡风文明、维护乡村秩序的实践逻辑,凸显了坚持村民主体、倡导需求导向、保障共同参与、实现权责对等的优势特点。然而,由于数字技术和乡村治理的融合是一个漫长发展的过程,现阶段数字乡村治理还存在着社会经济保障不足、政府绩效导向、短期碎片创新和传统乡村管理排他性的现实困境。基于此,未来数字乡村治理需不断推动社会经济保障、增强社会凝聚信任、构建社会包容机制、完善社会主体赋权,最终实现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全球本土化”:世界风险社会与全球治理危机之出路

“全球本土化”是在世界风险社会背景下解决全球治理危机的新出路。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全球脱钩趋势,似乎在埋葬全球化,各国“有组织地不负责任”,反映了全球治理的不足与缺位,世界风险社会正呼唤新的治理秩序。“全球本土化”作为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新模式,意味着在全球治理缺位和全球性挑战蔓延的双重背景下,每个国家、每个地区都可以结合本土化治理体系,进行全球治理危机的应对。在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下,中国有望率先通过乡村的全面振兴、发挥乡村本土化优势,开创出具有中国式现代化特征的全球本土化新实践,以“有组织地负起责任”,为各国应对全球治理危机开拓出新的治理模式。     

村民公私观念与乡村社会治理

公私观念指导着村民在乡土社会中认识公私关系及其行为逻辑,深刻影响着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下,村民的公私观念呈现出伸缩性、层次性、价值与实践不对称性。自我主义与个人主义、礼治秩序与法治精神、乡治传统与现代自治之间的张力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村民的公私观念和行为选择,并对现代乡村治理形成了挑战。必须在权利和义务关系下致力于公与私的消解,在理性基础上实现"公私"伦理与法律制度的互动,进而在公私融合主导下形成多元主体的情理共治,才能逐步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一个社会难题：弱者的恶——越轨残疾人典型个案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本文对三起越轨残疾人典型个案的社会心理学分析,以期揭示当前残疾人犯罪的社会心理动因,并对如何建立残疾人犯罪的社会心理预防机制提出若干探索性的建议.     

调适与恢复:对城市越轨农民工的社会心态治理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民工群体在壮大,他们的越轨行为也不断凸显并成为当前社会治理难题.针对越轨农民工复杂而嬗变的社会心态,其矫正治理既要正向发挥市民、传媒、政府等的帮扶作用,以营造健康社会环境平衡他们的心态;又要将农民自身的传统观念与当前城市文明相融合,积极培育其现代人格,以适应社会发展的潮流.通过调适与恢复治理最终提升越轨农民工的社会归属感,从而维护社会心态的健康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乡村振兴视域下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治理的逻辑理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指明了新时代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方向,而社会资本则为这一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支撑.通过回顾当前学术界关于社会资本与乡村治理的研究现状,梳理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治理的历史脉络,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缩影和政治特色;同时,依据罗伯特·D·帕特南关于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从信任、网络和规范三重维度出发,阐明了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治理的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及实践逻辑,为助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终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的人本化实践——以中国西部C市W社区为例

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话语体系,其侧重于解决乡村社会中的公共生活参与、公共利益联结、公共秩序构建、公共意识凝聚等问题。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一种以村(社区)党委为核心,以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为平台,以村内公共生活的有效参与为途径的价值共同体,其主要表征是公共利益的紧密联结、多元主体的充分参与和公共意识的集体唤醒。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路径的“三部曲”可归结为：村民日常生活的深刻嵌入和良性联结、初级社会政策的有效教化和正向引导、公共生活参与制度化和共同体价值观凝聚。通过共同体成员“尽责-享有-认同”的日常生活道德实践,增强村民归属感、社区认同感和共同体意识,建立良序善治、以人为本、相互信任、利益联结、多元参与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乡村治理转型与乡村振兴

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也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背景下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传统乡村管理模式显现出基层政权“悬浮化”、乡村管理“单一化”、自治组织“行政化”、村支“两委”“不在场”与农民态度“冷漠化”,使得城乡二元制的结构性矛盾难以消解,也导致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局面。因此,应通过乡村治理转型来推动乡村振兴：基层政府下沉衔接乡村治理事务;构建“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增强自治组织的乡村治理主体责任意识;提升“第一书记”的乡村治理水平;积极培育“新乡贤”来激活内生型乡村治理力量,由此形成政府治理、社会参与和群众自治的合作共治格局。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会治理建设研究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我国愈发重视农村的经济建设和教育环境,从而推行了以推动乡村文化建设为主实现乡村振兴的基本方针。如今实现乡村振兴成为国家干部的首要任务,国家干部要加强对农村社会治理建设的研究,真正落实乡村振兴政策。要整改治理方式,改变治理观念,解决农村社会治理在建设时出现的问题,促进农村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本文分析了乡村社会治理现状,为促进农村社会健康发展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我国乡村治理探析

乡村居民之间普遍的信任、互惠规范和通过乡村组织所建立起来的致密的社会参与网络构成了乡村社会资本,它们既是乡村治理的基础,又是新农村建设和社会和谐发展的社会资源。因此,我们有必要在乡村大力培育社会资本,以提高乡村治理绩效、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瑶老组织社会治理智慧对乡村治理的启示

在传统家国体系逐步瓦解语境下,通过研究瑶老组织的社会治理智慧,探索其对乡村治理的意义,有利于推进乡村可持续发展。瑶老组织存活于瑶族日常生活中,瑶老是一种内生性权威,既依赖个人先天禀赋,也借助个人在实践中的表现。瑶老治理范式集综合治理、网络治理于一身,目标指向村寨治理的动态平衡。瑶老组织的治理智慧带给乡村治理的启示有：重塑乡村治理权威,强化网络治理,治理最终指向满足人的社会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