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的四大重要关系

精准扶贫的提出是扶贫攻坚进入新阶段的重大战略性调整,是决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环节。调研结果显示,在精准扶贫战略实施过程中,不同区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一些偏差和失误:在个体性贫困与整体性贫困交织的地区,扶贫工作过于强调"精准",而忽视了贫困地区的整体性条件改善,个体发展缺乏外部带动和支持;政府全面主导的模式对市场机制形成了排斥和挤出效应,增加了政府财政负担;因忽略了"精准脱贫"的目标,单纯追求脱贫手段的形式化和政绩化,扶贫目标难以实现;过度重视物质投入而轻能力建设,形成部分贫困者的"福利依赖"。因此,精准扶贫必须把握好整体与个体、政府与市场、目标与手段、物质帮扶与能力建设四大重要关系。     

结构性嵌入: 下派干部扶贫的制度演进与实践逻辑——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扶贫实践为例

当前对扶贫干部问题的研究多聚焦于村庄截面,未考虑对基层政府的嵌入及其关系互动。文章基于凉山扶贫实践和政策分析提出：下派干部扶贫制度变迁是由单维嵌入向结构性嵌入的演进。国家通过建构定点扶贫（“条－块”）、对口帮扶（“块－块”）、综合帮扶（“面－块”）等扶贫模式以及挂职扶贫、驻村扶贫、包联式扶贫等实践机制,实现了扶贫力量在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中的“反科层制”嵌入。嵌入性机制与本土结构的耦合协同,缓解了压力型体制与治理有效性之间的张力,促进了基层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社会整合和文明建设,但也会诱致权力惰性替代、村庄自治性消解、村民自主性弱化等负效应。同时,囿于制度和技术层面的条件制约,嵌入性机制还面临协调困境、责任困境和效率困境。后精准扶贫时期,应结合国家战略衔接,推动下派干部扶贫制度创新;结合系统协同性,推动下派干部扶贫体系机制优化;结合贫困治理“在地化”,“寓扶于育”,推进“本地人的建设”。     

精准扶贫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及其整治路径

中国现阶段的脱贫攻坚战已经进入了倒计时阶段,离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仅有一步之遥。精准扶贫政策在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在实际执行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形式主义。精准扶贫中的形式主义主要表现为:精准识别不精确、精准干部识别、精准填表、数字扶贫、帮扶对象按供给分配、不切实际数字脱贫、手段置换目的等方面。其背后的原因既有压力型体制下的地方政治治理模式、农村贫困群体参与精准扶贫的程度较低、精细化治理方式与传统性农村社会匹配度较低、监督考核机制的偏差等制度性原因,又有部分扶贫干部能力不足,放松了自身的党性修养等主观上的原因。要去除精准扶贫中的形式主义,还需要从优化政策,完善监督考核机制,加强扶贫干部的能力建设和党性修养,构建多元参与的扶贫格局、突出贫困群体的参与权利等多方面共同努力,进一步完善精准扶贫的整治路径。     

农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失范及其矫正——基于街头官僚理论视角

村组干部是我国农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到位的实际担当者。运用街头官僚理论审视后发现,在乡村场域下,村组干部因其拥有的自由裁量权而持有相当大的政策制定空间,导致了精准扶贫政策在乡村地区的执行扭曲,呈现出扶贫对象精准识别替换性执行、扶贫项目精准安排象征性执行、扶贫资金精准使用隐瞒性执行以及扶贫措施精准到户附加性执行等失范表现。影响村组干部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失范的原因主要有精准扶贫政策本身的丰富性、村组干部综合素质偏低、乡村场域下政策执行环境的复杂性等等,鉴此,提出确立地方性规范、提高村组干部的综合素质、加强政策宣传和完善激励监督机制等政策建议,以期寻求新时期农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治理之道。     

精准互嵌型政企扶贫合作模式之构建

在精准脱贫中,政府与企业的有效扶贫合作十分重要。政府与企业在合作促进精准脱贫的过程中,因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当前的政企扶贫合作模式存在表层化及目标与行动的偏离性问题,亟须加以矫正和转变,探索和实践精准互嵌型的政企合作新模式十分必要。精准互嵌型政企合作新模式的特质在于,以贫困农民脱贫需求为中心,以贫困农民实质参与为要件,实现政府与企业实质性、精准性的互动联结,进而走向目标精准、策略共决、利益共享及资源充分整合的深度合作状态。然而,精准互嵌型政企扶贫合作模式的发展在实践中受到利益诉求、政策制度、合作程序及合作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为此,应通过利益目标调适、制度完善、程序优化及环境系统建设等措施应对现实困境,以实现这一新型扶贫合作模式的构建。     

社会慈善助推精准扶贫的对策及路径研究

当前我国精准扶贫资源配置正面临着严重的"内卷化"困境,"碎片化"已成为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精准扶贫不仅要求政府在扶贫发力上的精确化,更需要贫困人口的主动积极参与和社会慈善力量的广泛参与。近几年,中国社会慈善精准扶贫已经渐成趋势,学术界却很少给予关注。当前慈善税制存在的不少问题,客观上成了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瓶颈。如何推动社会慈善组织积极地投入政府主导的精准扶贫中来,税收激励是关键。须进一步完善《慈善法》中的税制规范,推动慈善精准扶贫工作的深入。慈善精准扶贫的实现路径可包括:创新企业慈善合作,助推精准扶贫模式;创新慈善扶贫助学项目,开发绿色银行和慈善旅游路线;创新慈善组织向企业筹资,开展产业扶贫新模式;创新"一帮、十联、六送、六助"慈善救助模式,打造慈善公益载体品牌;创新设立精准扶贫慈善救助专项基金。     

精准扶贫的选择、创新与挑战——精准扶贫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2016年5月29日，由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四川农业大学共同主办，《天府新论》编辑部、西南减贫与发展研究中心共同承办的精准扶贫学术研讨会在成都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四川大学、四川农业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农业科学院、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等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在我国扶贫战略部署的大背景下，就精准扶贫的选择、创新与挑战，精准扶贫中的政府作用与社会参与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会议还邀请了四川省人民政府、四川省扶贫和移民工作局及四川省农业厅等相关部门同志出席，他们介绍了四川省精准扶贫工作取得的成效，并希望学界关注扶贫宏观上公平与效率、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标准、城市贫困和农村贫困，中观上“三位一体”扶贫的发展方向、政府扶贫和社会扶贫的关系、贫困村户的精准识别等问题。现将会议内容综述如下。     

精准扶贫视域下赣南生态扶贫困境与优化路径

生态扶贫是将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与扶贫开发工作有机结合的一个重要思路,也是保障贫困地区精准扶贫工作顺利推进的前提和基础。本文在精准扶贫视域下剖析赣南优化生态环境必要性的基础上,指出赣南苏区生态扶贫中面临着资源环境压力大、环境污染问题突出、农业废弃物缺乏有效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偏弱和人口密度逐步加大等五个方面的困境,并从政策保障、资金投入、机制应用、条件保障和产业发展等方面加强生态扶贫精准性提出了对策。     

精准扶贫视阈下社会救助政策的发展

精准扶贫理念的提出给新时期我国社会救助政策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十二五"时期,我国社会救助政策已逐渐迈进了"内涵式"建设的轨道,但在新常态下,社会救助政策的发展还将面临更多的风险和挑战。社会救助政策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的"托底性"地位,决定了当前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应将社会救助政策作为重点突破口。应当结合"十二五"时期社会救助政策的发展以及精准扶贫的战略要求重新反思社会救助政策的目标定位问题。未来社会救助政策的发展应从基本价值理念、宏观福利治理和微观实施机制三个层面予以展开。     

精神扶贫:一个亟待关注的精准扶贫新领域

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要举措的精准扶贫,仅仅依靠物质帮助显然不够,它还需要丰富的精神生活的满足。长期以来的被动式扶贫模式,不仅使扶贫对象丧失了自我觉醒与发展潜能,而且还使其深陷精神困扰之中。对于精准扶贫的认识,不能认为"扶贫"就是获得最多的物质享乐,而必须考虑到其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解和守望。精准扶贫仅仅依靠物质支持和救助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多方面的参与融入才能完成。精准扶贫既不是以经济为本,也不是以精神为主,更不是扶贫物质越丰厚越好,而是要适合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兼顾物质、精神和心理多方面的整体推进。     

农村人口空心化下民族地区精准扶贫:项目扶贫VS主体培育

扶贫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攻坚战,而实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如期脱贫则是这场攻坚战中的"硬骨头"。当下,民族地区扶贫既遭遇着"项目扶贫陷阱",也面临着打工经济下农村人口空心化所致的脱贫主体严重弱化与缺失。依据中央精准扶贫的思想,民族地区扶贫应摈弃先前项目扶贫为主的思路,坚持以脱贫主体能力培育为主、以经济开发扶贫为辅,提升民族贫困地区的内源式发展能力。     

青海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实现路径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能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效激发贫困乡村发展活力和贫困群众脱贫动力,对改善农村宜居环境、优化农村产业结构、直接增加群众收入、提升乡风文明程度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分析青海省乡村旅游扶贫的实践基础上,提出乡村旅游推动精准扶贫的路径,以期为乡村旅游推动精准扶贫目标的实现提供可借鉴的启示。     

政策下乡与发展中的乡土躁动——对江西农村精准扶贫的田野观察

过去40年来,中国在农村减贫和经济社会发展中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帮助数亿人摆脱了贫困。然而,基于疆域的广大、地理条件的复杂多样性和发展实践中的制度制约与政策实施困境,农村脱贫攻坚和帮助农民发展致富依然是一个充满挑战的任务。自2015年底以来,精准扶贫成为各级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十三五”规划发展目标的核心任务。最近的研究表明,精准扶贫政策实践中存在瞄准困难、基层实践效率低下和干群关系不稳定等难题。同时,时间的紧迫又在进一步加快政策实施的力度和强度,这些必将对未来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目标的实现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基于作者近年对江西农村精准扶贫政策实施的田野调查,主要讨论两个核心问题：第一,精准扶贫的政策实施对农民和地方政府（包括基层干部）产生了哪些影响？第二,在中国这种以自上而下为主的集中化政策实施体制下,精准扶贫政策在制度设计和政策实施方面存在哪些限制？这些限制对改善政策实践有何意义？ 基于调研经验资料的分析,论文对我国农村社会政策实施的“过密化”问题进行了讨论。     

生态扶贫的现实困境及路径优化策略

生态扶贫是精准脱贫工作中的重要一环.当前我国生态扶贫工作中还存在着行为主体环保意识薄弱、生态环境脆弱影响农业发展、产业形式单一等主要问题.通过生态补偿扶贫、易地生态扶贫、生态产业扶贫等来优化和推动生态扶贫,这对于推进我国精准脱贫工作,最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切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意义重大.     

论精准扶贫战略的整合性建构

精准扶贫是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国家扶贫战略的重大创新,其实施以来取得了显著的扶贫成效,同时也面临着现实推进中的认知偏差和政策执行中的制度间隙。通过对贫困治理历史脉络的再梳理以及对精准扶贫政策认识与执行中制度间隙的再审视发现,精准扶贫存在因扶贫政策"连续性断裂"而引发的瞄准脱嵌问题以及目标与手段倒置的风险,面临高度技术要求与执行成本边际效应递减的挑战以及效率与公平逻辑置换的隐忧。农村贫困治理应该从认识论意义上贫困的发生与建构、方法论意义上扶贫瞄准层次的嵌合与协调以及价值论意义上目的的普惠与公平的整合性视域下寻求出路。     

“碎片化”困境与社会力量扶贫的机制创新

社会力量扶贫是精准扶贫资源配置的一种补充性吸纳机制。然而,"碎片化"已成为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这种"碎片化"困境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交互作用的产物。从正式制度来看,主要包括社会动员、政策激励和管理服务等方面的制度瓶颈;从非正式制度来看,主要是价值观瓶颈。社会力量扶贫要走出"碎片化"的实践困境,就必须突破制度瓶颈,科学进行制度安排,实现机制创新。这就要求尽快健全价值引导机制、社会动员机制、政策激励机制、信息显示机制和监督约束机制。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实现路径研究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是一个动态、不断反馈、开放运行的有机系统,其目标的实现是精准扶贫识别、精准扶贫帮扶、精准扶贫管理三部分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该系统会随着乡村旅游扶贫环境变化和实践的发展而发生变化。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实现路径包括:"三产"融合,延伸农村产业链;因地制宜,实施精准帮扶;"五化"理念,打造乡村旅游精品;协同联动,形成政策合力;注重人力,构建培训机制;智慧乡村,优化营销平台。     

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困局与创新路径——基于精准扶贫正反案例的分析

精准扶贫是新时期我国扶贫开发战略的重大转折。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农村扶贫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困局。本文基于全国各地的精准扶贫正反案例,对我国现阶段精准扶贫政策的推演模式进行横向归纳;从精准识别、精准落实、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的角度,对我国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困局进行纵向分析;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创新路径。     

精准扶贫绩效考核机制的现实难点与应对

本文围绕精准扶贫绩效考核机制中公平性、效率、绩效考核方法三方面所存在的现实难点进行了阐释与分析。其中公平性体现的难题主要涉及贫困识别的精准度、扶贫资源配置、公平性的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冲突。扶贫工作效率的界定和评估难点主要有如何有效衡量扶贫工作效率损失、政策和措施弹性的限定等。复杂性是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特点,当前使用的绩效考核办法只能给出一个总量上的大概评估结果,精确性不够。为此,从贫困指标转换、扶贫工作环节、经费支出等方面给出了应对的政策建议。     

优势视角下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精准扶贫的模式探究

当前,我国进入脱贫攻坚的关键阶段。新时期精准扶贫战略下农村贫困地区如何实现脱真贫、真脱贫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优势视角作为社会工作专业的重要理论视角,主要着眼于服务对象自身的优势力量,强调挖掘服务对象自身的资源,从而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社会工作介入精准扶贫,建构"社工+"扶贫模式,通过对扶贫对象进行精准评估,制定合理有效的扶贫方案;借助专业方法进行教育与产业扶贫,提升服务对象自身的能力建设;通过链接各方资源,为贫困地区建立完备的网络支持系统,从而促进贫困地区的发展以及脱贫攻坚任务的顺利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