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歌吟的个案解读——阳飏、古马、高尚诗歌创作简论

阳飏、古马、高尚是20世纪90年代西部诗坛灿烂星空中令人瞩目的星座。阳飏的诗歌创作审美表现较为开阔，但最能体现西部地域文学特色、也能体现阳飏诗歌创作主体成就的是其西部大自然吟章。其诗自然质朴而不落俗套，精警而明敏，有一种智慧的幽默。古马的诗歌内心饱满而外表透明，古马擅长精心构造一种氛围：空灵却渗透着自已凝练的情感，让人不知不觉地沉入其中，并为之感动。高尚力图在自己的诗歌中，再造一个精神意义上的西部，他常常赋予自已的诗歌以超越日常现实的智性和灵性，捕捉来自形而上的诗意。高尚的诗较为内倾化，富于感性而又蕴籍较强的形而上意味，呈现出一种较为朦胧内敛的审美效果。     

诗歌:在日常生活中探寻审美向度

当代诗歌正逐渐远离崇高的、形而上的美学追求,探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思想、文化转型过程中日益膨胀的享乐主义和消费文化的深刻影响;二是"民间立场"挑战"知识分子写作"的精英文化而导致的诗学内部裂变。日常生活审美化为诗歌创作开辟了广阔而新鲜的实践空间,使高雅文化形态更加贴近大众文化。同时,对日常生活的过度阐释和审美泛化也产生了大量语言俗白、情感缺位的"口水诗",从而遮蔽了诗歌的终极精神和语言魅力。当代诗学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寻求诗歌的"诗美"和"诗意",在日常语言结构和生命体验中保持诗人乌托邦的自由幻想和精神向度,自觉于诗歌的本体审美向度。     

从“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到哲理诗人——20世纪20-40年代冯至诗歌创作简论

20世纪20-40年代是冯至诗歌创作的鼎盛时期,在其诗歌创作中抒情诗、叙事诗和哲理诗三体兼备.冯至的抒情诗、叙事诗与哲理诗在现代中国诗歌发展史中均有一定的重要地位,其抒情诗与哲理诗起着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其叙事诗兼具文化、思想与审美的多重意义.冯至的诗歌创作既开拓了现代中国诗歌王国之疆域,又丰富了现代中国文苑诗歌之花的品类.     

雄豪之概与清峻之美──刘禹锡诗论

刘禹锡的诗歌创作以其独具风貌，在中唐诗坛占有重要地位。作为政治家，刘禹锡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与豪迈的生性，使其在逆境中文学创作优伤而不消沉；作为思想家，刘禹锡又具有深邃的哲理思维，为其诗增添一种新的思想精髓与内质。充溢于刘禹锡诗中的雄豪之概与清峻之美，实际上涵盖了其全部诗歌创作，表现为其诗歌审美形态的最显著标志。     

关于诗歌创作的三个过程——兼谈《世纪之屠》、《奥斯威辛之歌》(长诗)的创作

一首诗的创造成果在更多方面是不可见的 ,复杂的诗歌作品尤其可能通过许多沉思和启迪逐渐发展而成。诗歌创作有三个过程 :无意识过程、意识过程、审美的升华过程     

自我放逐与自我拯救——论阿苏越尔的诗歌精神

文章在全面考察彝族青年诗人阿苏越尔近年来诗歌创作历程的基础上，抓住贯穿其诗歌创作始终的“雪”意象体系，从而把握其独特的诗歌表意方式。对其诗中所展示出来的强烈而深沉的民族文化变迁忧思和纯正执著的诗歌精神作审美阐扬。     

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

作为诗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而且在中外诗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的见解。作为诗歌翻译家,他就诗歌翻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作译并举,译诗形式丰富多彩,译诗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     

清诗特色形成的关键──论康、乾时期的诗风转变

从中国诗歌发展史的角度看,王士倡导的“神韵诗”是对清初激越诗风的一种修正与发展,而乾隆时期袁枚倡导的“性灵待问,既是对“神的诗”说的扬弃与发展,也为清末诗歌革新开了先声。这两次诗风转变实际上构成了连接清初和清本诗歌创作鼎盛的桥梁。经过这两次诗风转变,清诗才真正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闻一多的意象理论与意象创造

意象,是诗歌中由诗人的主观心意(审美理想与审美情感等)与客观物象(现实生活中的事件、景物、场面等)融汇而成的富有蕴含与审美价值的具体情境。它作为生活外在景象与诗人内在情思的统一,理所当然地是诗歌艺术的基本构成元件,对此,胡应麟甚至说:“古诗之妙,专求意象。”克罗齐也说:“诗是意象的表现”。谁能想象,一首诗能够没有意象,或一段没有意象的文字能够称之为诗呢!我们考察诗歌成品及其生产过程就会发现,意象是诗歌创作构思的核心。它贯串于诗的形象思维之始终,是决     

三分剑气 七分灵气

这是个喜欢写诗的男孩,有着诗一般的特质,明朗而忧伤。第一次尝试着进行诗歌创作,是儿童时代的一首富有乡村童趣的七言绝句,一种成就感充盈心间,以至于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甜蜜的。高一时,在班级举行的诗歌创作比赛中,他别出心裁,将自己的学习感受以诗歌的形式     

艳冶风情天与措——浅议“情有所钟”的欧阳修词

欧阳修自谓＂情之所钟＂,这个＂情＂不只是儿女情,而是＂与物有情＂,以多情之心体验生活,感受生命跳动的节律。欧阳修的词深化了表现儿女情愁的传统题材,还表达了对人生有限的无尽思考和对朋友亲人、自然山水的无限深情,流露出厚重的、发人深思的自觉的生命意识。欧阳修在创作实践上已经在无意识中逐渐模糊了词与诗、文的界限,为苏轼＂以诗为词＂,在词坛上指出向上一路奠定了基础。     

东晋玄言诗发展述略 ——东晋玄言诗研究之一

东晋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流行于其间百年诗坛的基本上是那些被称之为“玄言诗”的诗歌。玄言诗的百年发展史可分为以郭璞、庾阐为代表的早期玄言诗，以孙绰、许询诸人为代表的中期玄言诗和以殷仲文、谢混为代表的晚期玄言诗。这3个阶段由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到大振玄风，再到山水新情，恰好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过程。     

柏拉图禁诗令今读

在诗艺价值和诗人地位被普遍怀疑的今天,重读柏拉图的禁诗令有特殊意义。柏拉图禁诗的主要理由是诗艺远离真理。柏拉图的“递相摹仿论”,割断诗艺与理式的“质素性”联系,把诗艺的内容设定成不具有超越性的纯粹具体的表象。后世反柏拉图禁诗令的诗学理论家从柏拉图的形而上学立场出发建构了诗艺内容和超越性存在的关联,从而赋予了诗艺以极为崇高的地位。诗艺的当代危机在于:后现代对柏拉图形而上学的彻底颠覆意味着把诗艺重新带入无超越性的形态。     

文情诗画间的营构与追求--苏雪林《灯前诗草》艺术略论

重文甚于重情,不免为文而设情,其诗便会缺乏应有的真诚,然苏雪林却在"文"与"情"的裂缝中造就微妙的张力,遂别有一番空灵韵味;醉心山水而擅丹青,为诗多出于画笔,又使得不少苏诗有似一幅幅萧疏淡雅的水墨画,其颜色词、数量词及特定意象的选用均显出自家面目.于是诗人在"文"与"情"的张力,"诗"与"画"的交融中营构澄澹明秀的静谧画面,形成造语轻盈、清新灵巧的诗风.     

从《偶论四名家诗》看李宪乔的诗学观——从其对朱彝尊的评价考察

李宪乔是高密诗派代表人物,选辑清初诗坛四大家诗辑成《偶论四名家诗》,以辨明诗道。李宪乔强调诗歌以独造为本,以真挚见情,情兴自然,精神感通。反对媚俗,强调风雅、气骨。认为朱彝尊以经史为诗,追求温柔敦厚的诗风,长于学识,短于独造和真情,指出其僵化、程式和流俗之处。     

论何逊和阴铿山水诗的情景交融

何逊、阴铿作为南朝梁陈时期重要的山水诗人,相比于谢灵运、谢眺、江淹等诗人,二人的山水诗中,景因情显得更加形象,情因景显得更加感人,情与景的关系更为和谐统一,情景交融,浑然一体。     

从哲学的层面看玄言诗

玄言诗的发展过程与玄学的发展过程具有一种基本同步关系。玄言诗可分狭义和广义两种概念:狭义玄言诗以东晋孙、许、谢(安)、王(胡之)等人的诗作为代表,与向、郭玄学的理趣相为表里;广义玄言诗分别指东晋前与“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趣相一致的嵇、阮的诗作和义熙后超越向、郭玄学并渗入佛学思辨理趣的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的诗作。     

人事的诗与人生的诗——论吴投文的诗歌创作

吴投文是近年来湘籍诗人中一位颇有实力的写作者和诗歌研究者。他的诗歌创作始于1980年代末,早期诗作着力在乡土风情中抒发青春的思悟,留下中国文化的投影。2003年是他的诗歌创作转折期,对人事与人生的书写,使他的诗歌表现出反讽与戏拟形态,他揭示存在的荒谬,同时又表达孤寂空虚的人生感受。     

评张戒尊杜抑黄论

江西诗派标举祖述杜甫,张戒便尊杜以抑黄。尊杜则美其为代圣人立言。抑黄数端为喜用俗语但费安排,不如杜甫自胸中流出而自然;学杜甫只专注于其诗格律,未求得其精髓;用事押韵登峰造极,失诗言志之本;专以补缀奇字,败坏了诗风;韵度矜持、冶容太甚,是邪思之尤者。论诗尚情、意、味、韵、气,提出自然成诗之说;反对以书本材料为诗,反对预设法式。对张戒以上观点,本论一一作了辩证的分析评价。     

诗化人生:传统文化精神品格的架构--试论徐志摩的情诗对中国传统诗歌文化的继承

徐志摩创作了大量的歌咏爱情和自然的诗,并在创作中直接秉承了传统诗歌的精神品格和生命情调。他在情诗中体现了人的生命意识和自由精神,并呈现出深情诚挚、含蓄优美的古典美学特征;体现了徐志摩对传统诗歌文化的认同与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