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孝至》后半篇看扬雄对王莽的态度

《法言》一书当完成于汉平帝时期王莽取得“宰衡”称号不久,《孝至》后半篇中赞美王莽的文字,既不是扬雄为了谋得某种好处而有意媚莽,也不是为避祸而写的逊避之词,而是反映扬雄在当时真心拥护王莽采取的政策。     

论扬雄《法言》对先秦儒学的回归

扬雄模拟<论语>创作<法言>,高举承继儒学道统的旗帜,号召学者从章句之学和谶纬迷信中解放出来,重新回到孔子儒学本身,对于西汉末期的儒学走向有着重要的意义.     

扬雄人性论辨析

扬雄对于人性善恶的价值判断,虽然从人与玄的关系看具有性善论的倾向,但从人与气的关系看,他认为人性善恶混;扬雄重视人性的善恶混,论证人必须发展人性中的善,提出许多措施以实现这一点。扬雄的人性论与汉代社会思潮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中国人性论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北宋诸儒论扬雄

扬雄是西汉末年具有创造性思想的儒家学者,在汉唐儒家经学思潮中独树一帜。北宋时期,儒家学说正处于由汉唐经学到宋明理学的转型阶段,扬雄批评经学、回归先秦原始儒学的学术取向受到褒扬,一度被尊为儒家道统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北宋诸儒通过对扬雄品行、学术、人性论等的反复讨论,逐渐由推崇演变为批评,从而使扬雄在宋明新儒学的道统中失去了原有的地位。     

扬雄《法言》的人物批评与西汉儒学

扬雄《法言》对历史人物多有批评,扬雄本人的思想借以呈现。以孟子、屈原、伏羲的相关批评为线索,可以看到,扬雄重视孟子提出的“孔子之道”及其“辟杨墨”之功。扬雄推尊孟子,表明其澄清并彰明“孔子之道”的价值理念。扬雄重“智”,赋予“智”以保身的内涵,以“独智”作为入圣的标准,将“智”置于“五常”之首的价值序位,并以此为基础批评屈原不够明智。扬雄发展了《易传》的观点,以伏羲为礼乐文明的起始圣王,建构了礼乐文明史的新脉络。上述观念与认识,是扬雄对思想史的贡献,也是其对西汉儒学思想的发展。     

《曲考》不是《剧说》

<曲考>是一种古代戏曲目录,在历史上多有记载.刘致中却发表文章说,人们所讲的<曲考>,是<剧说>的初稿本.本文从两个方面论证了刘说之误,认为历史上人们对<曲考>的记载是真实可信,不容否定的.<曲考>不是<剧说>.     

《剧秦美新》非“谀文”辨

西汉辞赋家扬雄,曾被誉为中国古代六大名作家(屈原、司马相如、扬雄、李白、杜甫、韩愈)之一,其所作《太玄经》、《法言》,桓谭以胜老子(《汉书·扬雄传》),葛洪以方仲尼(《抱朴子·尚博》),可谓钦仰之至。然而,扬雄一生活动在西汉末年成、哀、平帝淫奢衰飒之际,王莽新朝初建未定之时,其社会动乱和政治复杂影响着他的学术思想。因此,他一生伟大的创作也就充满了矛盾,既赢得盛誉,也遭到当时和后世的诟病。其所遭诟病者有三:一曰《反离骚》,二曰《太玄经》,三曰《剧秦美新》。至于《反离骚》,虽有如“屈原之罪人,《离骚》之谗贼”(朱熹语)之毁,然为扬雄辨诬者甚多;《太玄经》虽不见容当世,而扬雄自有《解嘲》、《解难》之文;唯《剧秦美新》(以下简称《美新》)一文,成于扬雄晚岁,遭诋毁千年,却无一探真象者。明人张溥云:“《剧秦美新》,谀文也。”何谀之有?笔者主非“谀”之见。     

“梦”中的政治寄寓：晚清三部《维新梦》时事剧考论

1903—1904年间,三部同名时事剧作《维新梦》先后问世。三剧均取材于维新史事,但立意、结构各不相同。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维新梦”不仅代表了维新派的未竟志业,亦寄托了国人对清季变局的反思。这里的“梦”着意纪实喻世,乃思想的“寓言”而非情节的“预言”。在现实政治与乌托邦理想之间,科学新知、历史意识与国族精神,交织成不同角度的“当代史事”与文化图景,亦体现出清季变局中士人的空间想象和政治寄寓。     

从语言运用看文学风格差异——以《法言》《扬雄集》为例

关于《法言》、《扬雄集》的语言风格,历来有一些评价,但都是模糊和抽象的,本文从语言运用的角度来比较《法言》和《扬雄集》,发现两者的语言风格有所不同:《法言》的语言是拟古文的风格,而《扬雄集》则是文人书面语的典型代表。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与扬雄的话语策略和创作意旨密切相关。由此进一步提出:语言运用是文学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研究中应该将文本当做语料,从具体的语言运用入手研究语言风格的具体内容。     

法家文化与秦朝的兴亡

法家文化与秦王朝的兴亡密切相关,它在秦国历史上的作用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秦孝公时期,商鞅以法家文化为指导实施变法,使秦国迅速壮大,为吞并六国、统一中原奠定了基础,同时也确立了法家文化在秦国的主体地位;秦始皇时期,由于过度迷信并片面使用法家文化,实行君主专制,崇尚权术,严刑峻法,残暴统治,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秦二世而亡,同时也扼杀了法家文化的优点,极度膨胀了其不足。秦兴于法家,也败于法家,甚为遗憾!     

秦地文学和秦代无文学论

许多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在先秦文学之后,无论称为"秦汉文学",抑或称为"两汉文学",无一例外把李斯的《谏逐客疏》算作秦代文学。但从秦发祥地及其拓展形势以及秦地文学的发展状况来看,秦统一中国前12年,后15年无文学。     

里耶秦简与秦地方官制

20世纪以来,新出土史料大量发现,特别是秦公牍文书的陆续出土,为秦地方官制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那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里耶秦简为中心,结合传统文献,对秦地方官吏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考察,分别从其名称、内涵、功用等不同方面进行考证和论述.补充和纠正了传统文献中有关秦地方官制的一些记载,可以进一步探寻到里耶秦简对于研究秦地方官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及其作用.     

秦代的告诉制度

秦代的告诉制度在种类上可分为公室告和非公室告,自告与告发,以及州告等。秦自商鞅变法以后确立了奖励告奸制度,告奸者与斩敌同赏,官吏周围的人告发官吏,官吏因此受到处罚的,告发之人可承袭原官吏的官爵、田禄。错误告诉的,根据错告之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可把错告分为故意错告和过失错告;故意错告为“诬人”,应受刑罚处罚;过失错告为“告不审”,依法从轻处罚或免于处罚。     

秦汉旅游主体的构成

旅游是中国古代普遍存在的现象。秦汉时期旅游活动已很兴盛 ,其旅游主体的构成也很有时代特色。秦汉旅游主体是由最高统治者、王公贵族、富商大贾、知识分子、外交使节及下层劳动人民等组成的 ,其中 ,最高统治者、王公贵族、富商大贾是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秦浙江郡考

历来论秦郡的论著从未提及浙江郡。秦灭楚所设会稽郡,南界浙江。到秦统一全国的公元前221年,浙江水以南的广大区域,尚未纳入秦帝国的版图。《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所载:陈婴"定豫章、浙江,都浙,[定]自立为王壮息";陈贺"定会稽、浙江、湖阳,侯",两处"浙江"不能读作水名,应该都是行政区域。虽然《年表》所叙之事在秦亡之后,但秦楚之际连续几年的混战中,不可能对秦的行政区划有所更动。现存秦代印玺中的"都水"印,如"东晦都水"、"齐都水印"、"琅邪都水"、"长沙都水",均为郡一级行政官员印玺,"浙江都水"自也不应例外。上海博物馆藏秦玺印"浙江都水"也可证浙江为一级行政区划。秦浙江郡东濒海,与会稽郡、鄣郡(故鄣郡)、九江郡(庐江郡、豫章郡)、闽中郡相接。     

秦河东郡置县考

传统文献记载秦代历史地理的资料很少,难以窥见其全貌,有关其地方设置的郡县情况更是不清。但近几十年大量考古出土的秦文物涉及到秦代的历史地理,这就为研究秦郡县问题提供了传世文献所不能见到的重要史料。利用秦文物和战国秦汉城市考古等有关资料,结合文献,可以首次考证出秦河东郡设19县的情况,以补史书之缺佚。     

竹简秦汉律与唐律

通过对竹简秦汉律与唐律的比较,尤其是篇目体例与有关诉讼方面一些具体法律条文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法律虽然在从秦汉时期到隋唐时期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从一些具体法律条文到整个律典的篇章体例,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法律制度所体现的法律精神则是高度一致的。     

论先秦儒家“礼”观念的层次及其意义

孔子重“复礼”,而礼的核心是等级观念,因此学界多称其政治上保守。但当时有等级观念者非仅儒之一家,不应以此观念定性儒家政治上的进步与保守。从层次上看,儒家赞同的等级观念包含着大量人类文明信息,不但不保守,而且非常先进,对今天的政治生活仍有一定参考价值。     

从出土秦律看县“令史”一职

出土秦律翔实的史料,证明秦朝县令史不仅是县令的属吏,也是丞、尉的属吏,其职掌涉及行政、司法、经济、监督和军事等县级"长吏"所管辖的事务;还证明了令史与史有直接隶属关系,并可称为佐,而且与狱史是同官异称。在普遍设县的秦代,令史的地位和作用不容忽视。